《中華大典》是運用我國歷代漢文古籍编纂的一部大型工具書。其目的是為學術界及願意瞭解中國古代珍貴文化典籍的人士提供準確詳實、便於檢索的漢文古籍分類资料。 中國是世界文明古國之一，幾千年來纂寫和聚集的文化典籍浩如烟海。我國歷代都有编纂類書的優良傳统，具有代表性的《永樂大典》等大多已佚失，現存《古今圖書集成》编就距今也已數百年。為了適應今天和以後研究和檢索的需要， 一九八八年海内外三百多位專家學者和各古籍出版社同仁倡議，在已有類書的基礎上，用現代科學方法编纂一部新的類書《中華大典》。 國務院在闋於编纂《中華大典》問題的批覆中指出，编纂《中華大典》「是我國建國以來最大的一項文化出版工程」。本書所收漢文古籍上起先秦，下迄清末，約三萬種，達七億多字，分為二十四個典，近百個分典，内容寅博
《用数字证明法律和诉讼中的实证方法》展示了一些社会学和统计学工具在下面两个领域中的应用：在法庭上提供证据，研究与法律有关的重要问题。全书包含大量的实际案例，涉及死刑、陪审团遴选、用工歧视、大范围侵权和DNA图谱技术等。解释了研究者如何导出宝贵而可靠的数据——通常这些数据并不难获得，也解释了这种努力在有些情况下会出现偏差的原因。用非专业语言阐明了如何处理辨别因果关系的过程中经常会遇到的各种基本问题。
沈君研究之基本，可谓德意志民事诉讼法于台湾地区之展开，法系意识自觉于其中。较之台湾同行早期著述，问题意识上有所不同，更具时代特色，抑或见地上与时俱进，大有发展。个人拙见，台湾同行早期著述偏重于传统上法解释学，其中陈荣宗、杨建华等诸位先生之作堪称典范；世纪之交，倡导程序保障及其于现代民事诉讼程序上之意义观念兴起，邱联恭先生于此领域颇有建树，成果丰硕。相比之下，沈君之作，学术价值上极具承前启后之意义，各文均对研究对象于立法上、学说上、判例上之到达点交待仔细，是为台湾同行新锐一代之问题意识及研究实力之反映。
强制执行理论与实践的发展需要总结经验、汇集智慧。为此，我们编辑了《执行理论与实务丛书》，将人民法院执行局在监督指导全国法院执行工作、推动执行工作规范化过程中形成的成果陆续结集出版，目的在于为执行实践提供参考，为执行研究提供素材，进而促进执行理论研究的深入，推动执行工作规范化水平的提高。这本《强制执行法的起草与论证(3)》(作者江必新、贺荣)是其中一册。《强制执行法的起草与论证(3)》的作者是。
本书是李心鉴主任律师二十多年的诉讼成果，主要集中于合同部分。作者呕心沥血地写作，目的是想实现其对人类的责任。用他自己的话说是"完成本书，多少能够减轻我的负罪感--人民培养我，我却未能在教学科研上尽心报答"。合同卷主要包括借款合同，买卖合同，代理进口合同，仓储合同，股权转让合同，合伙合同。通过对案件全面的剖析，让读者从中分享其成功代理的经验。
《中国商事诉讼裁判规则》系天同律师事务所耗时两年，对十几年来以…高法院为代表的中国商事裁判典型民商事案件的裁判规则的精心梳理。对案例进行梳理、规整，进行解构、编排，在案例的海洋中探索规律，借鉴钥匙码，并加以改造，形成“中国钥匙码”编码体系。本套书共十本，包括合同卷、公司卷、担保卷、金融卷、程序卷五类。在全面、系统整理过往案例的基础上，天同所还探索出一种案例知识的体系化结构，以实现对以往裁判实务经验的便捷检索。不仅极大地方便了法律实务中运用案例，同时也方便了法律教学和学术研究。
在现代法治社会，应当在“正当程序”的框架内，为解决“如何查明案件事实”或者说“怎样实现真实”问题，设立合理：程序制度。具体说：首先，本书在章第二节中论证了，遵行正当程序进行诉讼证明，能够实现程序正义和实体正义。根据正当程序及其保障原理，违反正当程序及其保障原理的证明行为（事实主张行为、举证行为、质证行为和辩论行为等），将会受到否定评价（比如产生行为无效、失权等后果），行为人也会负担诉讼费用，甚至会受到罚款等处罚，藉此以形成或维护符合正义要求的诉讼证明秩序。其次，在诉讼或诉讼证明中，“实现真实”是多种利益或价值权衡的结果。在诉讼或诉讼证明中，“实现真实”是其首要的但不是的价值追求，还有比“实现真实”更高的利益追求及诉讼效率等价值追求。在本书的相应部分，将分析为什么证明标准采取
《公益诉讼的理念与实践》秉持“通过个案推动法治”的宗旨，择取涉及政府信息公开、公务员报考资格、公民环境权、反性别歧视及消费者权益保护等方面的国内外典型公益诉讼案件，通过对这些案件的分析，全面而深入地探讨了公益诉讼的内涵、公益案件的选择标准、公益案件的诉讼技巧以及公益诉讼和公共传媒的关系等对当前中国公益诉讼来说具有重要意义的问题。“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我们希望《公益诉讼的理念与实践》的案例能为您的理论研究或诉讼实务提供参考，更希望《公益诉讼的理念与实践》成为公益诉讼理论研究和实践的引玉之砖。
《天下·法学新经典.刑事诉讼的中国模式（第三版）》是运用社会科学方法研究刑事诉讼问题的一种尝试。按照这种方法，研究者观察制度、实践以及改革经验，从中发现问题，解释制度或实践变迁的规律，并将其上升为理论，很终对理论进行检验和论证。运用这一方法，《天下·法学新经典.刑事诉讼的中国模式（第三版）》对刑事和解、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刑事速裁程序、司法裁判、案卷移送、靠前审程序、第二审程序、死刑复核以及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提出并论证了一些理论命题，如“私力合作模式”“合作型司法学”“三元化审判模式”“立法推动主义”“案卷笔录中心主义”“积极的实体真实探知主义”“义务本位主义”，等等。通过上述概念化和理论论证的努力，本书探索出一条刑事诉讼法学研究的新路子，推动这一学科进入社
此前自己的一些作品能够被译为中文，从而使众多的中国读者能够读得到，我深感欣慰。本书中所收的文章写作于各种不同的场合，预期的读者也多种多样。不过，日本读者总是自己所期望的。除了在日本学习的中国留学生中的一两个外，我做梦也想不到有朝一日它们会被中国读者阅读。即使是在日的中国学生，我也未曾有太大的奢望，因为对于本书所涉及的特定领域而言，感兴趣的中国留学生委实很少。当然，这种情况在不久前已经发生了变化。本书的译者王亚新教授正是对于民事程序抱有浓厚兴趣的少数中国学者之一。我想，这应当说是时代的召唤吧。为了适应和推进自1980年代以来经济生活的迅速改革和开放，中国已经开始了一场将民事司法制度加以现代化的运动。假如我的著作能够对那些正在经历这场迅猛变革的人们有所裨益，我将不仅仅是高兴而已。如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