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图书年鉴》2008卷一如既往,以丰富实用的信息,对各地出版发行集团的组建、出版单位的转制改革、以“农家书屋”工程为重点的出版公共服务体系建设、业界的上市风潮,以及跨地域、跨部门、跨行业的企业兼并重组、资源整合等热点、焦点问题进行了全方位记录和深度解读,对前景广阔的数字出版、大有可为的“走出去”战略等的未来发展也给予了大力关注。同时,本卷也如实反映了该年度出版业面临的诸如成本增加、国民阅读日益下滑,以及出版诚信体系亟待健全和完善等问题,客观而全面地展现了2007年出版业的改革与发展情况。
本书是社管项目。在成功举办“第三届数字时代出版产业发展与人才培养国际学术研讨会”的基础上,武汉大学、美国佩斯大学、新闻出版总署武汉大学高级出版人才培养基地继续合作、共同在武汉大学举办了“第四届数字时代出版产业发展与人才培养国际学术研讨会”,为外出版产业界和出版教育界搭建一个广泛而经常性的交流与合作的良好平台。会议以特邀作者撰文和公开征文的方式征集会议论文,并从大量来稿中选取了97篇编成本论文集,对进一步加快传统出版机构的数字化转型步伐,推进数字出版产业链健康成长,实施出版高等教育改革,培养现代出版业急需人才等方面进行了深入的研究。
袁亮编著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史料(15)》系统地全面地总结和研究建国四十多年来,特别是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出版工作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指导下的发展历程、取得的巨大成就和基本经验,以及受“左”的和右的思想影响而产生的教训,选编的是1976年10月至1978年12月的出版史料。
从宋代设置都进奏院始,中国的历代统治者,出于维系主流话语权、管控信息和舆论的目的,采行各具特色的管理体制,规范报刊发行.业。其理念、架构、效果,其运行与变迁机制,对于当下的报刊发行体制改革和报刊业健康发展,具有重要的镜鉴价值和启示意义。武志勇编著的这本《中国报刊发行体制变迁研究》,即是以宋代以来的中国报刊发行体制及其变迁为研究对象,在宏阔的视域中,对史料展开全面、系统、深入的搜集、梳理和分析,归结出独到的见解和结论。
作为普罗维登斯市(Providence,R.I.)的一个年轻记者,我过去常常顺路到玛丽(Mary)和道格拉斯·达纳(DouglasDana)开的那家二手书店的里屋喝茶。道格拉斯是个面色红润的苏格兰人,每次看到我,他都会取出他新发现的初版书给我看,同时玛丽则会预言道格拉斯将会保留这些书,永远不卖。一个礼拜六的下午,道格拉斯像往常一样给我看了一本书,这本书给我后来的报道生涯带来了重大影响。那是马里恩·登曼·法兰克福(MarionDenman Frankfurter)和加德纳·杰克逊(Gardner Jackson)编著的《萨科和万泽蒂的信》(TheLetters of Sacco and Vanzetti)。 我以前是听说过“萨科—万泽蒂事件”的。我7岁那年,萨科和万泽蒂2人在波士顿的查尔斯监狱被以电刑处死。我当时除了知道这两名意大利人是谋杀犯,以及监狱电椅接通电源时会出现一股强烈的电流——此时远在15英里外的我的家
袁亮编著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史料(15)》系统地全面地总结和研究建国四十多年来,特别是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出版工作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指导下的发展历程、取得的巨大成就和基本经验,以及受“左”的和右的思想影响而产生的教训,选编的是1976年10月至1978年12月的出版史料。
本书是社管项目。在成功举办“第三届数字时代出版产业发展与人才培养国际学术研讨会”的基础上,武汉大学、美国佩斯大学、新闻出版总署武汉大学高级出版人才培养基地继续合作、共同在武汉大学举办了“第四届数字时代出版产业发展与人才培养国际学术研讨会”,为外出版产业界和出版教育界搭建一个广泛而经常性的交流与合作的良好平台。会议以特邀作者撰文和公开征文的方式征集会议论文,并从大量来稿中选取了97篇编成本论文集,对进一步加快传统出版机构的数字化转型步伐,推进数字出版产业链健康成长,实施出版高等教育改革,培养现代出版业急需人才等方面进行了深入的研究。
“中国最美的书”评选活动开展至今己三年有余,从2003年最初的16种获奖图书,到2005年总共的60种获奖图书,见证了近年来中国书籍设计的发展成就和前进步伐。本书所陈列的60种“中国最美的书”,既有民族风格浓郁的线装书、册页书,又有融合世界设计潮流的简约、流畅、轻盈等风格的平装书,还有将这两种元素融为一体而自成一格的精装书和礼品书,不仅在于展示近年来中国书籍设计的成果,更在于传达信息、拓宽视野、更新理念。
本书是著名出版家赵家璧先生“编辑忆旧”系列的第三种,收录作者自上世纪三十年代初至八十年代末所撰文字四十余篇。附录《赵家璧主持编辑出版的图书目录》、《赵家璧著译年表》,可供研究者与新文学版本爱好者参考。 “书比人长寿”,是上世纪八十年代美国著名学者费正清给作者回信中的一句话。作者非常喜爱这句话,引为至言,这正是因为他编了许多可以世世代代流传下去的“长寿”之书——这是作者晚年最感宽慰的事情。
袁亮先生于1995年11月编著了《毛泽东邓小平与中国出版》,2003年11月新出的这本书前书的姊妹篇。整理研究六位老一辈革命家关于新闻出版的言论和实践,是袁先生的夙愿,现在得以完成,不仅对作者而且对新闻出版界都是一件大事。正如《出版说明》中所说,它“是毛泽东思想新闻出版理论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两书都是按人、分专题论述。需要强调说明的是,作者为完成这一任务,做了大量调查研究工作,包括收集阅读有关文献、资料和进行专访。新出的这本书中,摘引的文献共103种,计3000多万字。在此基础上,还做了大量的史料辨析鉴别工作。这就保证了此书的高质量和权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