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部经解》，郝敬撰，全书一百七十五卷（正文一百六十六卷、卷首九卷），为对儒家九经的系统完整的解读，分为《周易正解》二十卷、《尚书辨解》十卷、《毛诗原解》三十六卷、《周礼完解》十二卷、《仪礼节解》十七卷、《礼记通解》二十二卷、《春秋直解》十五卷、《孟子说解》十四卷、《论语详解》二十卷。 《仪礼》凡十七篇，本书篇自为卷，故为卷十七，首又冠以《读仪礼》一卷。本书通过“支分节解”的方式，将经文按仪节爲单位划分段落，加以训释，兼串讲大义。除了直接对经文进行注解，郝敬还以附加按语的形式直抒己见，发表议论。按语的内容十分丰富，既有对经文的质疑，对旧说的商榷，对时事、风俗的褒贬，也有对本节注解中未尽之义的申述，或者对某一名物、制度、仪节的探讨，乃至校勘经文字句（校勘基本袭取敖继公之说）等，

《史通通释》是《史通》的的注本，本书是《史通通释》的整理本。《史通》是由唐代史学家刘知几所作，是我国最早的一部史学理论著作。该书分内外篇，共20卷，此书尽显刘知几提出的史学家必须兼具的“史学三长”。可以说《史通》的成书对于后世史学理论的发展意义深远，乃至逐渐形成一门显学——史通学。后世学者注释《史通》者尤多，而以清人浦起龙的《史通通释(繁体竖排版)》较晚出，而能更好吸取前人的校释成果。难能可贵的是，浦起龙在校释《史通》时加入了自己的见解——每篇都有按语，其后再注明《史通》所引典故出处，大大提高了该书的学术价值和利用价值。此外，本次出版的《史通通释(繁体竖排版)》后面还附有陈汉章的《史通补释》、彭仲铎的《史通增释》，更能让治学者在兼采众家之长中有所获。

《周礼注》，东汉郑玄撰。“三礼”之一的《周礼》在内容上偏重于制度，反映了古代中国人对于王权政治中职官体系和行政运作的一种理想化设计。东汉郑玄网罗众家之说，博收约取，择善而从，撰《周礼注》十二卷，是汉代《周礼》研究之集大成者。本次整理，底本选用《四部丛刊》初编《周礼注》影印本，删去《释音》及句读，而施以现代标点。又取黄丕烈《士礼居丛书》本《周礼注》通校，并参考殿本及阮刻《十三经注疏》的相关校勘成果。

《清代山东 文献八种》作为山东省社科规划优势学科项目“清代山东《尚书》文献整理研究”的阶段性成果。该书整理的清代山东《尚书》文献主要包括阎循观的《尚书读记》等八种著作，主要内容涉及今古文《尚书》疑辨、经文释义、辨证字义，在治学思路上体现为无证不信，旁征博引，辩证是非，展现出言必有据的学术风气。 《清代山东 文献八种》对山东先贤《尚书》学著作进行一次系统梳理和研究，既是对传统文化的保护与继承，也是解释齐鲁学脉，显示儒学气派，弘扬山东精神的必然需要，具有联通传统与现实的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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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孝经》学史上，重要的注本当属流行于汉末至中唐的郑玄《孝经注》。可惜宋代以后，《孝经注》亡佚。有清一代，学人搜集郑玄《孝经注》不遗余力，极具代表性的是严可均辑本。皮锡瑞以之为据，作《孝经郑注疏》，成为清代《孝经》学典型的注本，也是今天理解《孝经》重要的注本。而百年来敦煌遗书出土，发现了许多郑玄《孝经注》残片。 《孝经正义》的意义有三：一是在经文上，还原唐明皇《孝经御注》改经之前的经文；二是根据新出土敦煌文献，结合严可均、皮锡瑞所集郑玄《孝经注》内容，提供一个更为完整的《孝经》郑注本；三是对郑注《孝经》进行全面系统的疏解，即以清人解经的方式，详尽疏释《孝经》经文、郑注。

《春秋直解》，为郝敬《九部经解》中之一种，全书十五卷，书前另有《读春秋》一卷，可看作是郝敬解《春秋》之“纲领”。正文除僖公部分因卷帙较大分为两卷外，其余诸公每公一卷，卷十四、十五为《春秋非左》二卷，专论《左传》之失。正文体例，先列《春秋》经文，经文大抵以《左传》所附为准，《公羊》《穀梁》经文有异者注于经文后，另间附释音、释地名之小注。所谓“直解”，可看作是不取原有任何传文，直接从经文出发的解释方式。本次点校，以《续修四库全书》影印本为底本，校以哈佛燕京图书馆藏本，两者不同之处，出校勘记说明，以助读者略明《直解》前后修改之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