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部谈论治史的学术著作，是作者应众多学者，尤其是青年学子的要求而写。 全书主体为治史方法论，但所述观点与方法并没有流于说教，而是一如作者之前的著作，文风朴实真诚，理论与事例相结合，活泼生动，夹叙夹议，令人既读来轻松，又深受启发。书中关于治学基本功、问题意识、如何写传记人物等见解，对于想投身于学术的人，会有深刻的指导作用。书中还有两篇作者新近撰写的专题研究文章，呼应了书中对治史方法的阐述，可谓最好的示例。 此书亦可视为作者的治学小传，从中可窥一代史学大家对学术传承的殷切期望。
作者简介：爱德华 霍列特 卡尔 （1892 1982）英国历史学家。专门研究前苏联问题和国际政治。他是20世纪后半期西方国家透彻地说明 历史 这一概念的历史学家之一，批判了 只有史料才能如实地反映历史事实 的观点，一再告诫人们不要盲目相信史料，是一位试图把历史的主观性和客观性结合起来进行研究的学者。 译者简介：陈恒，男，1968年生，上海师范大学世界史系教授，研究领域为西方史学史与史学理论、西方城市史。任高等学校教学指导委员会（历史学）副主任委员、中国世界古代中世纪史研究会副会长、中国史学理论研究会副会长、上海市社联副主席等。著译/合著译《西方城市史学》《历史是什么》《多面的历史》等；《辞海》《大辞海》《中国大百科全书 世界历史》（第三版）撰稿人。
灭六国后，嬴政面临着怎样的千古难题？旧制度为什么无法搞定新的欲望问题？鸿门宴上项羽为什么没杀刘邦？刘邦军事崛起的真正秘密是什么？为什么千百年来只有韩信的“背水一战”成功了？……楚汉争霸的故事，是中国历史中 璀璨的一颗珍珠。自公元前209年陈胜起义，到公元前202年刘邦一统天下，神州大地上群雄并起，色彩纷呈，高潮迭起。无数英雄豪杰蜂拥而至，奋战过百年之余烈，在秦末的这把大火点燃下，燃烧得热热烈烈、通通透透。自此，刘邦开创的大汉王朝，延续四百多年。这八年时间，可谓中国古代史中 为精彩的八年。
本书主要收录了反映民国时期重要思想流派之一 古史辨派的基本思想主张的代表人物的代表性文章和专著；翻译文章及介绍性的文章没有收入，所收录的资料主要来自当时国内出版的各种报刊杂志、专著和1949年后所编辑的文集，为学者研究古史辨派思想提供了原始的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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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神话与祭祀》是张光直先生诸多学术著作中的一本，也是作者自己 为喜爱的一本。该书以他1981至1982年在哈佛大学为非专业本科生所开设的一门课程的讲稿为基础，选编而成。该书写作目的：“其一，中国古代文明的性质和构成具有很强的政治倾向，本书将以此开辟出一个新的基础研究视角；其二，如果能突破传统的学科界限，古代文明的研究，至少对中国古代文明的研究，必将受益匪浅。” 张光直先生以其独特的视角，重新审视历史文献和考古材料，通过对神话传说和历史事件、沟通天地的祭祀过程及手段、古代中国青铜器及其装饰艺术（主要是动物主题装饰艺术）的意义、古代文字的产生及表现形式等问题进行深入的讨论，回答了文明或王朝是如何在古代中国兴起的问题。
读史可以使人变得聪敏、深刻。若从这个意主我上说，读野史与读正史相较只有过之而无不及之处。野史的作者不会板起面孔说话，受到的局限较少，因而所辑录的资料很多都是生动活泼，贴近生活，今人读之也会有很深的感慨，也会得到很大的启迪，更会受到一定的教育。 我国文化积淀甚厚，千百年来的野史著作用汗牛充栋来形容也不过分。要想深入这座宝山满载而归，其阅读量就会使一般人望而却步。为了解决这个难题，我们组织了数十名文史工作者，批阅读数百种野史著作，从中选择数千条，汇成三卷本的《白话野史》。在此基础上，我们又进一步去粗取精，将提出的内容构马如今上下两卷本的规模。我们希望这能给读者更大的便利，并激发出更大的阅读兴趣。
一、《中国社会科学院学者文选》是根据李铁映院长的倡议和院务会议的决定，由科研局组织编选的大型学术性丛书。它的出版，旨在积累本院学者的重要学术成果，展示他们具有代表性的学术成就。 二、《文选》的作者都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具有正高级专业技术职称的资深专家、学者。他们在长期的学术生涯中，对于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作出了贡献。 三、《文选》中所收学术论文，以作者在社科院工作期间的作品为主，同时也兼顾了作者在院外工作期间的代表作；对少数在建国前成名的学者，文章选收的时间范围更宽。
《通鉴胡注表微》是陈先生“学识的记里碑”，某种程度上是其史学的综合性总结之作。全书辑胡注精语七百数十条，引证书籍二百五十余种。体式首引《通鉴》原文，退一格排胡注（第七篇取材于《通鉴释义辩误》，故皆是《辩误》之文），再退一格为“发微”。（此为陈先生创例，原为刘乃和《三国演义中征》而设，参刘氏《重读 札记》,见《励耘承学录》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而首十篇史法，后十篇史事的格局，则得自早年对赵翼《二十二史扎记》的体会：陈先生曾将《札记》分诉为“史法”、“史事”两大类研读（参陈乐素撰《陈垣》，见《中国史学家评传》下册，中州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至于各篇宗旨，陈先生于篇前小序皆有明文抉发，幸勿忽焉。
说起上海外摊，我们就会情不自禁地想到那些有关老上海的电视剧中的情景：人来人往、黄包车、电车、小轿车、洋行、码头、领事馆、租界等等。《外滩传奇》就以文献、照片等资料来带你重温老上海的建筑文化。对于那些有老上海情节的读者来说，这是个不容错过的好机会。 唯有档案——文献、照片、声像材料等，才能留下上海人走过的足迹，才能留下这座城市的记忆，化作我们回味过去、认知现在、憧憬将来的财富和动力。 档案，城市的记忆，上海的见证。
上世纪90年代之后学界逐渐反思以西方为中心的范式，不再以启蒙运动以来西方的“现代性”当作唯yi的、普遍的生活模式，进而提出以中国为中心，探索现代性的他种可能。在此理念之下，中国现代性不但是一个现实的生活处境，有其内在的发展理路，也是中西历史、文化交融互释之产物。本书以此为轴心，从典范转移到具体个案，反省近三十年来的近代中国史学研究。全书收编论文16篇，由有关中国近代史研究典范转移、中外学界研究状况的反省，以及几本中英文史学著作的书评等集结而成，分为典范转移、晚清史的检讨、民国史的反省等三个部分。以著作与议题作为切入点，本书通过观察历史研究的思路如何转变，学者如何各显神通拓展新局面，期待由此产生出新问题与新方法，为近代中国史研究提供借鉴。
“宅兹中国”，语出《何尊铭》。“中国”一词最早见于西周初年的青铜器“何尊”的铭文。这一国宝1963年出土于陕西宝鸡，刻有长达122字的铭文，记载了周成王营建洛邑王城的重要历史事件。全文如下：“唯王初迁宅于成周，复禀武王礼，福自天，在四月丙戌，王诰宗小子于京室，曰：昔在尔考公氏，克达文王，肆文王受兹因（命），唯武王既克大邑商，则廷告于天，曰：余其宅兹中国，自之牧民。”宅，居住的意思。 “中国”这个名词，是每一个中国人所熟知习用的，但是真正问起这个名词的含义，相信很多人都不容易表述清楚。而随着对“中国”这个名词的思考，便会引发出一系列的问题：谁是东方？何谓“中华”？“中国”意识从什么时候凸显？“汉族”与“中国”有什么关系？如何从历史与现实中界定“中国”？中国会否在亚洲中“消融”……学者葛
写历史必须用文学来写，并与新闻合作（新闻是当前的历史），才能把未被科学征服的百分之二三十保存下来。现在搞口述历史要像桃园三结义一样，把历史、文学、新闻三位结成一体，变成刘、关、张-二兄弟，就可以写成很好的历史了。 笔者当年为大学所收的孤本、珍本，今日都价值连城，是该大学今日的“校宝”——我们为哥大所收的“红学”书目，仍不失为当今世界名藏之一。年前，当周策纵先生告诉我渠有志召集一世界红学会议，并嘱我撰文随喜之时，我曾抽空专程去哥大一访旧藏。我发现……足供一红学“待赠博士”完成其论文初稿，而毋须旁求。 《红楼梦》是个无底洞，专门问题，一定要靠专家来答复，通才先生是不能信口胡吹的。
本书由钱穆先生1961年在香港的8次演讲汇集而成，从通史和文化史的总题及政治史、社会史、经济史、学术史、历史人物、历史地理等6个分题言简意赅地论述了中国历史研究的大义与方法。实为作者此后30年史学见解之本源所在，亦可视为作者对中国史学大纲要义的简要叙述。 作者认为，近人治学，都知注重材料与方法，但做学问，当知先应有一番意义。意义不同，则所采用之材料与其运用材料之方法，亦将随之不同。故本书实乃钱穆先生对历史研究之意义的阐述，然后再从意义来讲研究方法。 作者在序中言，此书可另名为“中国历史文化大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