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部谈论治史的学术著作,是作者应众多学者,尤其是青年学子的要求而写。 全书主体为治史方法论,但所述观点与方法并没有流于说教,而是一如作者之前的著作,文风朴实真诚,理论与事例相结合,活泼生动,夹叙夹议,令人既读来轻松,又深受启发。书中关于治学基本功、问题意识、如何写传记人物等见解,对于想投身于学术的人,会有深刻的指导作用。书中还有两篇作者新近撰写的专题研究文章,呼应了书中对治史方法的阐述,可谓最好的示例。 此书亦可视为作者的治学小传,从中可窥一代史学大家对学术传承的殷切期望。
作者简介:爱德华 霍列特 卡尔 (1892 1982)英国历史学家。专门研究前苏联问题和国际政治。他是20世纪后半期西方国家透彻地说明 历史 这一概念的历史学家之一,批判了 只有史料才能如实地反映历史事实 的观点,一再告诫人们不要盲目相信史料,是一位试图把历史的主观性和客观性结合起来进行研究的学者。 译者简介:陈恒,男,1968年生,上海师范大学世界史系教授,研究领域为西方史学史与史学理论、西方城市史。任高等学校教学指导委员会(历史学)副主任委员、中国世界古代中世纪史研究会副会长、中国史学理论研究会副会长、上海市社联副主席等。著译/合著译《西方城市史学》《历史是什么》《多面的历史》等;《辞海》《大辞海》《中国大百科全书 世界历史》(第三版)撰稿人。
灭六国后,嬴政面临着怎样的千古难题?旧制度为什么无法搞定新的欲望问题?鸿门宴上项羽为什么没杀刘邦?刘邦军事崛起的真正秘密是什么?为什么千百年来只有韩信的“背水一战”成功了?……楚汉争霸的故事,是中国历史中 璀璨的一颗珍珠。自公元前209年陈胜起义,到公元前202年刘邦一统天下,神州大地上群雄并起,色彩纷呈,高潮迭起。无数英雄豪杰蜂拥而至,奋战过百年之余烈,在秦末的这把大火点燃下,燃烧得热热烈烈、通通透透。自此,刘邦开创的大汉王朝,延续四百多年。这八年时间,可谓中国古代史中 为精彩的八年。
本书主要收录了反映民国时期重要思想流派之一 古史辨派的基本思想主张的代表人物的代表性文章和专著;翻译文章及介绍性的文章没有收入,所收录的资料主要来自当时国内出版的各种报刊杂志、专著和1949年后所编辑的文集,为学者研究古史辨派思想提供了原始的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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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神话与祭祀》是张光直先生诸多学术著作中的一本,也是作者自己 为喜爱的一本。该书以他1981至1982年在哈佛大学为非专业本科生所开设的一门课程的讲稿为基础,选编而成。该书写作目的:“其一,中国古代文明的性质和构成具有很强的政治倾向,本书将以此开辟出一个新的基础研究视角;其二,如果能突破传统的学科界限,古代文明的研究,至少对中国古代文明的研究,必将受益匪浅。” 张光直先生以其独特的视角,重新审视历史文献和考古材料,通过对神话传说和历史事件、沟通天地的祭祀过程及手段、古代中国青铜器及其装饰艺术(主要是动物主题装饰艺术)的意义、古代文字的产生及表现形式等问题进行深入的讨论,回答了文明或王朝是如何在古代中国兴起的问题。
读史可以使人变得聪敏、深刻。若从这个意主我上说,读野史与读正史相较只有过之而无不及之处。野史的作者不会板起面孔说话,受到的局限较少,因而所辑录的资料很多都是生动活泼,贴近生活,今人读之也会有很深的感慨,也会得到很大的启迪,更会受到一定的教育。 我国文化积淀甚厚,千百年来的野史著作用汗牛充栋来形容也不过分。要想深入这座宝山满载而归,其阅读量就会使一般人望而却步。为了解决这个难题,我们组织了数十名文史工作者,批阅读数百种野史著作,从中选择数千条,汇成三卷本的《白话野史》。在此基础上,我们又进一步去粗取精,将提出的内容构马如今上下两卷本的规模。我们希望这能给读者更大的便利,并激发出更大的阅读兴趣。
一、《中国社会科学院学者文选》是根据李铁映院长的倡议和院务会议的决定,由科研局组织编选的大型学术性丛书。它的出版,旨在积累本院学者的重要学术成果,展示他们具有代表性的学术成就。 二、《文选》的作者都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具有正高级专业技术职称的资深专家、学者。他们在长期的学术生涯中,对于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作出了贡献。 三、《文选》中所收学术论文,以作者在社科院工作期间的作品为主,同时也兼顾了作者在院外工作期间的代表作;对少数在建国前成名的学者,文章选收的时间范围更宽。
《通鉴胡注表微》是陈先生“学识的记里碑”,某种程度上是其史学的综合性总结之作。全书辑胡注精语七百数十条,引证书籍二百五十余种。体式首引《通鉴》原文,退一格排胡注(第七篇取材于《通鉴释义辩误》,故皆是《辩误》之文),再退一格为“发微”。(此为陈先生创例,原为刘乃和《三国演义中征》而设,参刘氏《重读 札记》,见《励耘承学录》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而首十篇史法,后十篇史事的格局,则得自早年对赵翼《二十二史扎记》的体会:陈先生曾将《札记》分诉为“史法”、“史事”两大类研读(参陈乐素撰《陈垣》,见《中国史学家评传》下册,中州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至于各篇宗旨,陈先生于篇前小序皆有明文抉发,幸勿忽焉。
说起上海外摊,我们就会情不自禁地想到那些有关老上海的电视剧中的情景:人来人往、黄包车、电车、小轿车、洋行、码头、领事馆、租界等等。《外滩传奇》就以文献、照片等资料来带你重温老上海的建筑文化。对于那些有老上海情节的读者来说,这是个不容错过的好机会。 唯有档案——文献、照片、声像材料等,才能留下上海人走过的足迹,才能留下这座城市的记忆,化作我们回味过去、认知现在、憧憬将来的财富和动力。 档案,城市的记忆,上海的见证。
上世纪90年代之后学界逐渐反思以西方为中心的范式,不再以启蒙运动以来西方的“现代性”当作唯yi的、普遍的生活模式,进而提出以中国为中心,探索现代性的他种可能。在此理念之下,中国现代性不但是一个现实的生活处境,有其内在的发展理路,也是中西历史、文化交融互释之产物。本书以此为轴心,从典范转移到具体个案,反省近三十年来的近代中国史学研究。全书收编论文16篇,由有关中国近代史研究典范转移、中外学界研究状况的反省,以及几本中英文史学著作的书评等集结而成,分为典范转移、晚清史的检讨、民国史的反省等三个部分。以著作与议题作为切入点,本书通过观察历史研究的思路如何转变,学者如何各显神通拓展新局面,期待由此产生出新问题与新方法,为近代中国史研究提供借鉴。
“宅兹中国”,语出《何尊铭》。“中国”一词最早见于西周初年的青铜器“何尊”的铭文。这一国宝1963年出土于陕西宝鸡,刻有长达122字的铭文,记载了周成王营建洛邑王城的重要历史事件。全文如下:“唯王初迁宅于成周,复禀武王礼,福自天,在四月丙戌,王诰宗小子于京室,曰:昔在尔考公氏,克达文王,肆文王受兹因(命),唯武王既克大邑商,则廷告于天,曰:余其宅兹中国,自之牧民。”宅,居住的意思。 “中国”这个名词,是每一个中国人所熟知习用的,但是真正问起这个名词的含义,相信很多人都不容易表述清楚。而随着对“中国”这个名词的思考,便会引发出一系列的问题:谁是东方?何谓“中华”?“中国”意识从什么时候凸显?“汉族”与“中国”有什么关系?如何从历史与现实中界定“中国”?中国会否在亚洲中“消融”……学者葛
写历史必须用文学来写,并与新闻合作(新闻是当前的历史),才能把未被科学征服的百分之二三十保存下来。现在搞口述历史要像桃园三结义一样,把历史、文学、新闻三位结成一体,变成刘、关、张-二兄弟,就可以写成很好的历史了。 笔者当年为大学所收的孤本、珍本,今日都价值连城,是该大学今日的“校宝”——我们为哥大所收的“红学”书目,仍不失为当今世界名藏之一。年前,当周策纵先生告诉我渠有志召集一世界红学会议,并嘱我撰文随喜之时,我曾抽空专程去哥大一访旧藏。我发现……足供一红学“待赠博士”完成其论文初稿,而毋须旁求。 《红楼梦》是个无底洞,专门问题,一定要靠专家来答复,通才先生是不能信口胡吹的。
本书由钱穆先生1961年在香港的8次演讲汇集而成,从通史和文化史的总题及政治史、社会史、经济史、学术史、历史人物、历史地理等6个分题言简意赅地论述了中国历史研究的大义与方法。实为作者此后30年史学见解之本源所在,亦可视为作者对中国史学大纲要义的简要叙述。 作者认为,近人治学,都知注重材料与方法,但做学问,当知先应有一番意义。意义不同,则所采用之材料与其运用材料之方法,亦将随之不同。故本书实乃钱穆先生对历史研究之意义的阐述,然后再从意义来讲研究方法。 作者在序中言,此书可另名为“中国历史文化大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