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本册子共收集了作者廿多年来所写的论文二十一篇，有余意未尽之外，各于其末作補记。其中七篇原载东方杂志，三篇是近年所写而没有发表过的，余十一篇都分登于各种刊物里面。考据举例属于一般性文字，但所举的例都是两周事实，故也録后记。
胡安国的《春秋传》并非以经解经，亦非以传注经；而是为现实而解经，为社会需要而注经。换言之，胡安国的《春秋传》是立足于社会、立足于现实、立足于南宋朝廷而为《春秋》作传，立足于现实挖掘、申发经典所蕴含的哲理，将他的苦心和抱负寄托于经典之中，并非立足于经典本身而作传。
曲辰、唐淑云编著主编的《尧舜史迹考》对历史上有关唐尧、虞舜的各种传说、史事进行了较为丰富的收集和整理，并对一些相关的历史地理文化遗址、遗迹，进行了较为详细的考察和记述，对一些记载的真伪进行考证，对相关历史文化传说中的一些地名、人物、事件典故、典章制度、习俗、道德、文献等进行了记述和考察。
夏、商、周三代的历史经过两干多年的探讨，目前已取得空前的研究成果。因为19世纪末在“殷墟”出土商代后半期的甲骨文以及20世纪初期以发掘“殷墟”为标志的中国考古学诞生后，发掘和发现了大量的历史文化遗存，给研究工作提供了实地、实物证据。夏、商、周（西周共和元年前）三代史年代的研究历来有异说，20世纪90年代由国家组织实施了一项《夏商周断代工程》，主要对西周共和元年（公元前841年）前的夏、商、西周的断代提出一个基准的意见。经过部分先秦史、古文字、考古、天文学史等二百余位学者的共同努力，在2000年公布了《夏商周断代工程1996―2000年阶段成果报告》。将夏王朝定为公元前2070年至前1600年；将商王朝定为公元前1600年至前1046年；将周武王伐商纣定在公元前1046年，既周灭商之年，也是周王朝建立之年。此前对周武王伐纣王灭商
本书是张荫麟先生唯yi的专著，本是作者受聘编写的高中历史教材的一部分。被誉为“历史教科书中的一本‘创作’”，更是一本别具一格的通史读物。作者对东汉前的中国历史作了较为严格的选择和取舍，把前人的研究成果和自己的观点融会贯通，用讲故事的方式将复杂多变的历史在不失严谨的前提下化作简明生动的叙述，凸显了“社会的变迁，思想的贡献和若干重大人物的性格”。
先秦社会形态的系统研究，是一个庞大的学术工程。本书只能选取若干我自以为重要的问题进行初步探讨。如果本书的探讨能为这个工程的基础增加一个小土块，我将十分欣慰。回忆起自己对于这个问题的关注和探讨，时常感慨系之。20世纪七八十年代交会之际，在北京师范大学编号为“学12楼”的研究生宿舍里，每当外面风雨大作而又不愿意顶风冒雨奔向图书馆借书、看书的时候，大家就在鸟笼式的房间里高谈阔论，让思想冲破这鸟笼。限于当时学术发展的形势，大家不可能就这个问题深入全面地进行研究，不少问题也就只能是说说而已。现在能够就这个问题进行研究，实得盎于思想解放的大形势，得盎于思想禁区的被逐步打破。现在虽然早已离开了那“鸟笼”，有的学友还住上了宫殿般的华屋，但是大家依然留恋那“鸟笼”和那风雨中的往事，忆念那“天下英雄
一、一部极简的619位历史名人传记书 囊括上下五千年，从古至今的、宗亲嫔妃、将军、谋略家、发明家、改革家、文学家、外交家等。极简的人物生平介绍总结。让孩子学会 与改革家的视野，将军与兵法家的勇谋，与政治家的格局，外交家与谋略家的机智，发明家和工程师的创造力，诗人与文学家的才华，名医与药学家的高明。 二、一部极简的时间及历史事件脉络年表书 为了帮助孩子弄清历史的演变脉络，本书除了在前言中对每个朝代的起止时间、发展关键节点作介绍，还在正文每页故事的页眉处加注年表，从上古时代一直标注到清末。年表与故事两相对照，有助于孩子对历史事件背景及其发展的理解。此外，孩子还可以挑一个时间点，如公元500年、1000年等直接进行阅读。 三、一部记录重大历史事件的趣味故事书 读史使人明智，可学习前人的经验教训。 本
本书稿是由TIA知非撰写的，书稿的主体部分大体上采纳了我提出的基本观点，在某些问题和细节上则有所发展和出人。所以，对主体部分我未作改动，只改写了绪论。抵此之故，我们师生二人联名发表。研究社会结构，尤其要着眼于基层，即基层组织。古代社会的基层组织可称之为井邑，但已不是井邑了。换言之，前者的社会基础是集体型的，后者则是个体型的，即以个体农民为社会基础。在这个基础上建立的各种行政组织可以有不同的层次和不同的名称，有时甚至因地而异，因国而异。
中华民族的精神文化，以完善的伦理型文化为特色，她产生于中华大地这方沃土之上，是我们民族、国家的优异品格，是中国历史前进的创造力和凝聚力的精神源泉。而这一文化的源头就在先秦时代。《先秦文化史》按历史阶段分上下两编。上编：商、西周。下编：春秋、战国。上编重点在制度文化，因为这是由中国古代社会结构所导出的，又往往成为其他各类文化的一种载体。下编和上编衔接，写制度的继承和变化、发展，而主要侧重于思想文化、文学艺术等“形象文化”，这是由春秋、战国时期思想文化大发展的历史实际所决定的。《先秦文化史》既是作者已有的研习积累，从中加以提炼，也是对新旧史料和学界观点的整合，对文化门类的论述竭力做到比较完整、系统；同时凭借一些新资料的汇集，得到某些启迪并随之给出一种新视角，力图达到的前沿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