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汇集襄汾陶寺遗址考古发掘资料及相关研究的一部论文集。本书以“发掘报告”、“其他消息报道”及“研究论文”三部分内容全面而详尽地展现了陶寺遗址的发掘及研究成果，书后还附有《陶寺遗址考古研究论著存目》可方便读者对陶寺遗址相关简报、报告及研究论文的查阅。 本书可供从事考古、历史、文物等研究的专家学者及大专院校相关专业师生参考、阅读。
元青花四爱图梅瓶腹部葵形中，描绘有四幅人物故事图画。其题材是以中国历史上的四位文人逸士的故事为蓝本绘画而成。所表现的有王羲之爱兰、陶渊明爱菊、林和靖爱梅和鹤、周敦颐爱莲的景致。东晋 “书圣”王羲之的《兰亭序》、东晋诗人陶渊明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北宋哲人周敦颐的《爱莲说》及诗人“梅妻鹤子”林和靖的咏梅诗句“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这些都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人物、诗句和故事。他们的事迹流传千古，令人景仰。 元青花四爱图梅瓶确实有非常多的故事。既有梅瓶主人那神秘动人的历史传奇，也有现今考古发现时的惊奇故事，还有梅瓶图画中故事。能够被评为镇馆之宝，是因为这个瓷瓶所蕴涵有重要的历史文化及艺术价值。
越窑是中国古代著名的青瓷窑系，代表了自汉魏六朝到唐五代北宋时期中国瓷器的工艺水平。越窑瓷墓志既是独具特色的越窑产品，也是中国古代墓志的特殊形态。这本《越窑瓷墓志》由厉祖浩编著，作者分析研究了瓷墓志的造型和装饰特征、使用的地域范围、年代分布、志主的身份地位、与越窑瓷业生产的密切关系等相关问题，尤其是对瓷墓志所载有关窑业制度的重要资料作了细致考证，勾勒出唐代“贡窑”和五代吴越“瓷窑务”的基本轮廓和部分细节，揭示了越窑中心产地——上林湖窑场的重要地位。本书收录唐宋时期的越窑瓷墓志共九十四件，系作者经过三年多的深入调查所得，大部分为首次公开发表，是研究越窑青瓷发展、古代墓志形态变化和地方历史文化、风俗变迁的基础资料。由于瓷墓志的文字是用尖细的硬质工具直接在瓷坯上划写，再上釉入窑烧成
本书是汇集襄汾陶寺遗址考古发掘资料及相关研究的一部论文集。本书以“发掘报告”、“其他消息报道”及“研究论文”三部分内容全面而详尽地展现了陶寺遗址的发掘及研究成果，书后还附有《陶寺遗址考古研究论著存目》可方便读者对陶寺遗址相关简报、报告及研究论文的查阅。 本书可供从事考古、历史、文物等研究的专家学者及大专院校相关专业师生参考、阅读。
草野编氓，目不睹先生礼器法物，而瓦盆上缶，无人不资为饮食之用。此书流传，天下之乐闻其说者广矣，岂特补古人未备已哉？ 桐川此书，谓之为陶人之职场可也，谓之为本朝之良史可也。后之视今，因器以知政，固不独为博雅君子讨论之资矣。
陶瓷的发展史是中华文明史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中国作为四大文明古国之一，为人类社会的进步和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其中陶瓷的发明和发展更具有独特的意义，中国历史上各朝各代有着不同艺术风格和不同技术特点。《昆山片玉：中国陶瓷文化巡礼》图文并茂，从历史源流、名窑介绍、瓷类品种介绍等角度全面展示了浙江陶瓷文化的发展历程和精品特色。
清代金石学家、山东潍县陈介祺簠斋，为陶文发现、鍳定、考释之人。古器物收藏家向以鼎彝为重，未闻有以古陶器置诸邺架者也。考陶器古于金器，陶文早于金文。委弃瓦砾间之陶器文字，则从未引人注目。簠斋收藏金石之富，早已闻名海内，而晚年忽得陶器文字，诧为继金文、货布文、古玺文后，古文字之最重要数据也。欣喜万分，自号曰“齐东陶父”、“有周陶正之后”，齐名曰“三代古陶轩”，又曰“宝康瓠室”，语出“贾谊传”“吊屈原赋”“斡弃周鼎，宝康瓠兮”，其意趣可见也。簠斋发现陶文之年代，前辈学者以为光绪二年（一八七六年），乃取资于簠斋手札。近年，李学勤先生得见簠斋手跋陶文拓本，时间定为同治十一年（一八七二年），着文发现表于《齐鲁学刊》。余翻检旧册，亦得同年题跋一纸，始得之陶片，抑有田陈氏之印记，系得自同邑
《千年邢窑》主要收录了国内博物馆（院、处、所），国外部分博物馆，以及民间收藏的邢窑文物精品近300件，窑址或墓葬残器及标本资料百余件，较全面系统地阐述了邢瓷从北朝经隋唐五代到宋金元时期近千年来产生与发展的历史过程，是一部融历史、文化、史料、鉴赏、趣味为一体的开创性图书。邢窑于北朝初露端倪，成功于隋，盛兴于唐，逐步衰退于宋金元，不但开创了我国白瓷生产的先河，而且在陶瓷领域占有重要地位。“内丘白瓷瓯……天下无贵贱通用之”。而且是最早烧造贡瓷的窑场之一，它奠定了世称唐代瓷器生产“南青北白”的时代格局，成为白瓷的烧造中心和外销瓷基地。由于邢州窑是当时新兴白瓷的中心和典范，故邢州被称为北方“瓷都”。
本书是系统讨论原始瓷窑业的一部专著。对原始瓷的成分、窑区、原始瓷的烧制技术、原始瓷的生产产品、原始瓷窑址窑业技术的传播和交流以及古代越国的窑业经济等进行深入的阐述，填补了原始瓷烧制研究史的空白。
清代金石学家、山东潍县陈介祺簠斋，为陶文发现、鍳定、考释之人。古器物收藏家向以鼎彝为重，未闻有以古陶器置诸邺架者也。考陶器古于金器，陶文早于金文。委弃瓦砾间之陶器文字，则从未引人注目。簠斋收藏金石之富，早已闻名海内，而晚年忽得陶器文字，诧为继金文、货布文、古玺文后，古文字之最重要数据也。欣喜万分，自号曰“齐东陶父”、“有周陶正之后”，齐名曰“三代古陶轩”，又曰“宝康瓠室”，语出“贾谊传”“吊屈原赋”“斡弃周鼎，宝康瓠兮”，其意趣可见也。簠斋发现陶文之年代，前辈学者以为光绪二年（一八七六年），乃取资于簠斋手札。近年，李学勤先生得见簠斋手跋陶文拓本，时间定为同治十一年（一八七二年），着文发现表于《齐鲁学刊》。余翻检旧册，亦得同年题跋一纸，始得之陶片，抑有田陈氏之印记，系得自同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