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文正公家书》是晚清一代中兴名臣曾国藩影响深远的作品,为世人修身、教子的经典读本。编者以李鸿章、李瀚章兄弟编校的光绪己卯年(1979年)传忠书局刻本《曾文正公家书》为底本,采用简体横排,新式标点,完整收录,绝无删节。更加在原书内容基础上,补充曾国藩家人对应的来信,形成了这本《曾文正公家书》(增补版)。随书附赠《曾文正公家训》(增补版)。 全书集结了曾国藩在清道光二十年(1840年)至同治十年(1871年)前后撰写的致祖父母、父母、叔父母、诸弟、妻子及儿辈的家信,所涉及的内容极为广泛,小到人际琐事和家庭生计的指陈,大到进德修业、经邦纬国之道的阐发,可谓事无巨细,一皆覆载。 增补的家人来信,综合参考了台湾学生书局1965年版《湘乡曾氏文献》、台湾学生书局1975年版《湘乡曾氏文献补》、海南出
黄仲则的诗歌,在风雨飘摇的旧时代,拥有为数众多的读者。瞿秋白早年在叙述家庭的穷困生活时会说:“想起我与父亲的远别,重逢时节也不知在何年何月,家道又如此,真正叫人想起我们常州诗人黄仲则的那句来:《惨惨柴门风雪夜,此时有子不如无。》”(《饿乡纪程》)当他走上革命道路后,在赠送给友人的一首诗中,再次提到黄仲则:“词人作不得,身世重悲酸。吾乡黄仲则,风雪一家寒。”(羊牧之《我所知道的瞿秋白》)对黄仲则的深切同情,溢于言表。 郭沫若说过,郁达夫不仅很喜欢黄仲则的诗,而且同情他的生活,似乎有意在学他,“他的短篇小说《朵石矶》便是以黄仲则为主人公的,而其实是在《夫子自道》”。(《郁达夫诗词钞序》)在解放前的三十年间,有关黄仲则的年谱,评傅、各种选本,陆续出版,数量之多,超过清代其它诗人
《南亭四话》,一诗话,一联话,一词话。一丛话,为毗陵李伯元征君撰。征君见闻广博,学问渊深,词章尤其所长。一举经济特科而不应,徜徉海上,办《游戏报》,为小报之开山祖,风语华言,至今脍炙,暇则以著述自娱。亡后,遗稿散失甚多。其《南亭笔记》一书,大东主人已为刊行,士林均奉为枕中秘。兹又得其四话,诗联庄谐分部,而词话丛话则谐话为多。征君深于词章,纵观泛览,论理有独到之处;而交游既广,搜采尤富,以生花之笔、粲花之舌兼资并用,其庄者固足为词章家之圭臬,即谐者亦可为酒后茶余之消遣,以视前人之陈腐、今人之空疏杂凑成书者,相去奚啻霄壤耶?主人以余交征君也久,知征君也深,函来索序,为书简端以道征君,以稔世之喜读征君书者。
本书为南宋初年丞相吕颐浩的诗文集。吕颐浩南宋初年随宋高宗南渡浙江,并支持高宗定都临安,晚年定居浙江临海。吕颐浩是南宋初年政坛上重要的政治人物,有诗文集十五卷传世。 吕頤浩《忠穆集》原本已不可見,今本八卷,係四庫館臣自《永樂大典》中輯出。整理者點校《忠穆集》之餘,并對吕頤浩散佚詩文進行了輯集,輯出其佚文五十二篇、佚詩三十首,並附録吕頤浩相關史料數種,合爲一書,是爲《吕頤浩集》,凡十四萬餘字,是迄今收録吕頤浩著述最多最全的著作集。
《中国古典文学基本丛书:阮籍集校注》是陳伯君先生的遺著。陳伯君名紹功,以字行,湖南湘潭人。一九二○年畢業于北京大學,在校時曾師事黃侃、黃節、馬敘倫、吳梅諸先生,畢業后從事教育、新聞等工作,性耽文史,長于詩詞。在本書之前,阮籍作品向無詩文合集的校注本,唯《詠懷詩》部分有黃節等人的注本行世,本書是次對阮籍詩文進行逐篇校勘和注釋的整理本,其中引用大量手史料,既能充分吸收前人的研究成果,同時也有很多獨到的見解。
逻辑作为一门科学,主要有三个分支:形式逻辑、数理逻辑和辩证逻辑。17世纪,英国哲学家培根(1561——1626)创立了归纳逻辑,写出的《新工具论》。形式逻辑这个名称,最早是18世纪德国哲学家康德(1724——1804)提出来的,用来称呼亚里士多德的逻辑。从此,形式逻辑就成为既包括演绎逻辑,又包括归纳逻辑在内的逻辑,也称传统的形式逻辑。 本书向读者叙述的是形式逻辑知识,按照通行的编排顺序,从概念、命题、推理、逻辑基本规律等方面,通过通俗而有趣的故事,介绍逻辑基本及其应用,是展现逻辑的魅力,希望能引起广大读者学习逻辑工具能力。
张孝群(公一一三二—一一六九),字安国,别号于湖居士,历阳乌江《今安徽省和县》人。父祁,任直秘阁、淮南转运判官。绍兴初,金人进犯和州,合家迁居芜湖《今安徽省芜湖市》。绍兴二十四年(公元一一五四年)廷试,高宗《赵构》亲擢为进士。授承事郎、签书镇东军节度判官,由于上疏为岳飞辨寃,为当时权相秦桧所忌,桧乃诬其父有反谋,并将其父下狱。次年桧死,授秘书省正字。历任秘书郎、著作郎、集英殿修撰、中书舍人等职。一一六三年,张浚出兵北伐,被任为建康留守。此外还出任过抚州、平江、静江、潭州等地的地方长官。干道五年(公元一二《九年》,以显谟阁直学士致仕。是年病死,年三十八岁。 就在张孝群出生以前不久的钦宗(赵桓)靖康二年(公元一二一七年),北方金朝的女真贵族发兵南侵,攻下了北宋首都东京《开封府
《萍洲可谈:老学庵笔记》分《萍洲可谈》、《老学庵笔记》两篇,《萍洲可谈》所记,多为朱彧随父朱服游宦所至见闻,卷二详细记载北宋广州市舶司的职能以及舶船航海、外商"住唐"等情况,最为精彩。《老学庵笔记》是陆游晚年所著的笔记,所记内容多为作者耳闻目睹之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