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部有关天坛的普及读物，在满足建筑爱好者，及旅游者的需求之外，它同样是一部精研的学术专著。著作以天坛建筑群为主体叙述结构，包括建筑的布局规划、建造的过程、空间意境的营造、神性的表达和象征意义，还有天坛的历史由来，以及朝代更替，所带来的天坛整体，乃至各个局部的变化。全书资料翔实细致，用典很多，但并不晦涩，无论是艺术还是史料的典故，都可以说恰到好处。随着阅读的深入，将进一步感受到著作丰富的文化内涵与外延，如中国古代的天崇拜与祭祀礼仪的演变过程，甚至于从中感受到中国文化乃至东方哲学的精神内核，那是有别于西方宗教的“天人合一”的信仰。

由于历史的原因，由于帝王个人、家族以至国家的原因，历史上的皇宫的建筑、收藏及其人物故事，往往凝聚了、代表着这个国家或地区的历史、文化、艺术。所以，它们对普通民众都有着无穷的吸引力。 不过，走进一座座皇宫（王宫），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看法。面对皇冠宫的建筑、皇宫的历史，面对曾经生活在皇宫里的人、发生在皇宫里的事，以及皇宫的兴替，每个人的感悟也不尽一致——这也正是天下皇宫总是人们追寻游走的*原因。本书就是一个专家、作家的感悟，比寻常人士自然眼光更加敏锐、知识背景更加深厚，文笔也更加独到。

早在1984年，陈明达先生曾评价道：“独乐寺两建筑，按现存古建筑年代排列，名居第七，但若论技术之精湛、艺术之品第，均应推为，可以说是现存古建筑中的上上品，*的范例。”为进一步阐释他的这一观点，约六年之后，陈先生于1990年完成了一篇重要的文稿《独乐寺观音阁、山门的大木制度》。在此文中，作者似乎完全进人到了古代建筑师的世界，不但解析着一个个技术方面的疑难，更通过技术问题的解析而还原到审美性的文化层面，遂追索出若干条中国建筑在结构力学、建筑美学等方面的独到建树。 在中国建筑历史研究史上，梁思成先生于1932年发表《蓟县独乐寺观音阁山门考》一文标志着中国建筑历史研究正式引进了西方科学性的“田野考察”方法；陈明达先生于1966年完成的《应县木塔))则初步证明中国木构建筑是有设计规律可循的，同时，这部书为建

石窟寺是佛教思想和艺术的载体。它起源于古代印度，伴随着丝绸之路的开通和中印文化的相互交流逐渐传入中国，在与中国传统文化艺术的不断碰撞和交融中，逐步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石窟寺艺术。从古代西域到中原大地，从雪原西藏到扬子江畔，都可以领略到异彩纷呈、魅力无穷的石窟寺艺术。中国石窟寺是世界古代文化艺术中的一支奇葩，凝聚着中华民族的智慧和创造力，著名的敦煌莫高窟、云冈石窟、龙门石窟、大足石刻先后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文化遗产。本书详尽地描述了中国石窟寺艺术发展的脉络和各个地区石窟寺艺术的特色，引领读者徜徉于中国石窟寺艺术的殿堂中……

早在1984年，陈明达先生曾评价道：“独乐寺两建筑，按现存古建筑年代排列，名居第七，但若论技术之精湛、艺术之品第，均应推为，可以说是现存古建筑中的上上品，*的范例。”为进一步阐释他的这一观点，约六年之后，陈先生于1990年完成了一篇重要的文稿《独乐寺观音阁、山门的大木制度》。在此文中，作者似乎完全进人到了古代建筑师的世界，不但解析着一个个技术方面的疑难，更通过技术问题的解析而还原到审美性的文化层面，遂追索出若干条中国建筑在结构力学、建筑美学等方面的独到建树。 在中国建筑历史研究史上，梁思成先生于1932年发表《蓟县独乐寺观音阁山门考》一文标志着中国建筑历史研究正式引进了西方科学性的“田野考察”方法；陈明达先生于1966年完成的《应县木塔))则初步证明中国木构建筑是有设计规律可循的，同时，这部书为建

就中国建筑历史而言，自中唐至北宋末年约三个多世纪的时间里所遗存至今的23座木构建筑堪称为可珍贵的中古时期建筑文化遗产，而辽代建筑显然占据着其中大部分的和重要的篇幅——山西应县佛宫寺释迦塔是建筑技术水准的*之作，蓟县独乐寺观音阁及山门两建筑以其设计严谨、制作精丽见长，而辽宁义县奉国寺大雄殿则以撼人心魄的大体量、大气势雄冠一时。辽代建筑展示着中国古代建筑艺术的无穷魅力，代表着中国建筑的技术水平，更因在时间跨度上与北宋同期而在文化价值观上取向唐代，兼有唐代遗风和宋代建筑技术与规范方面的影响，是研究唐宋建筑发展变化乃至文化形态衍变的关键环节。 本书以近年来*的实地测绘为基础，四位论文作者分别从历史文献梳理、实测数据采集与分析和建筑设计手法与理念等方面入手，对义县奉国寺大雄殿建筑艺术及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