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宗教思想史是一个十分广阔的研究领域,又是一个亟待开拓的学科。中国宗教发展形态的特殊和复杂,给这一领域的研究提出了数不尽的难题。由于我国宗教学术研究基础比较薄弱,更突显出这一学术领域研究的难度。不过这一工作的迫切性是十分显然的。正基于这样的认识,南开大学“中国思想与社会研究”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基地把“中国宗教思想史”确立为一个研究重点,组织力量撰写《中国宗教思想史》。这是难度很大的任务。课题组从事的先期工作有两个方面。一是搜集资料,包括涉及课题内容的资料和已有的研究成果;再是对于编撰的指导思想与原则进行讨论,包括有关具体个案的探讨。在这一过程中,每位成员就个人研究心得写成文章,已经或将要陆续刊布(已完成结集发表的有《中国宗教思想文化》专辑,《东方丛刊》2007年第3辑;《中国宗教
《信守与包容——浙东妈祖信俗研究》在三个方面具有新意:一是从研究浙东地域文化入手,论证妈祖信俗的形成与古越文化的关系。二是妈祖信俗在其发展传播过程中,包容和汲取中原文化与外来文化,形成有东方特色的原始海洋文明。三是以妈祖信俗为合理内涵的东方原始海洋文明,孕育城市文化精神,使“宁波帮”商人走向世界。作者黄浙苏著此书的目的,旨在说明这轮循环中世界文明的进步与发展。
本书是由具有代表性的日本经济学家们围绕着是否可以通过国家介入和控制私人利益来实现公共善以及应该如何看待日本的经济问题等进行了讨论。
《穿越意识形态终结的幻象》在唯物史观的整体理论视野里,科学提炼和概括了马克思、恩格斯的意识形态终结思想,比较了与西方意识形态终结论的异同,整体勾勒了西方意识形态终结论思潮的基本谱系,深入挖掘了这一思潮产生和蔓延的政治动机、经济基础、文化动力等现实根源,在此基础上,对于这一思潮的理论共性、理论误区、现实困境、消极影响、有益启迪等问题做出了实事求是的观照与分析,并对“意识形态是否已经终结”这一问题作出了简明的回答。最后,立足于中国改革开放和参与全球化进程的实际,探讨了中国应对意识形态终结论的基本路径。
1.《日本的公与私-公共哲学-第3卷》中论题一至论题五的内容,主要是根据“将来世代国际财团·将来世代综合研究所”共同主办的第22次公共哲学共同研究会“日本公私观念的特征和外国公私观念的转换”的前半部分内容编辑而成(2000年5月12-14日,丽嘉皇家大饭店·京都)。该研究会的后半部分成果收录于第四卷《欧美的公与私》,敬请参阅。2.论题四根据口头发表于将来世代国际财团与将来世代综合研究所共同主办的2次公共哲学共同研究会“高度信息化社会的公私问题”的报告内容编辑而成(1999年6月12-14日,国立京都国际会馆)。3.特论一 以及特论三是为《日本的公与私-公共哲学-第3卷》新写的内容。4.特论二 曾口头发表于“将来世代国际财团·将来世代综合研究所”共同主办的“次全球一区域公共哲学京都会议亚太地区会议”(2001年9月1-3日,于国立京都国际
在德国留学期间,自己主攻专业为西方哲学,虽然定位于西方宗教哲学和基督教思想精神的研究,却也开始关注、涉猎西方自古至今众多思想家的行踪、言述,从而颇有感触和感悟。一直想将这些所思所感付诸笔端,可惜繁忙之中难觅机会,从而搁置下来,成为自己多年来不愿舍弃的悬念和心病。
智顗是中国佛教史上的一位重要人物,推动了佛教中国化的进程。本书系统地梳理了他对于佛经的独特解释,展示了他对于佛教中国化所做的具体工作;作者参照了西方的解释学思想,从解释学角度出发,系统而深入地阐述了智顗的佛教解释学思想;本书还从心灵哲学的角度,探讨了智顗的解释学思想对于人的心灵修养的意义和价值,既涉及到心灵哲学最基本的理论问题,也涉及心灵哲学对于心性修养和人生解脱的作用,从而展示出了佛教心灵哲学不同于西方心灵哲学的特点。 ?
《周易》经过几千年的演绎,汇集成了一部包罗万象的百科全书,从最初对农业生产的指导,发展到对生活方方面面的影响。《周易》中的阴阳八卦理论也被应用到历法之中,人们根据五行理论来推测未来的吉凶变化,从而指导自己的活动。《周易》更是一部指导人们养生的理想用书,中国历代名医大多同时也是易学大师,他们很多时候都用《周易》理论指导施药,医学史上具有代表性的人物扁鹊、张仲景、华佗都同时是易学大师,药王孙思邈总结一生行医经历时发出“不知易,不足以言太医”的结论。它博大精深的内涵可解决您生活中各个方面的困难。不要再相信街头路边的先生,他们其实不懂周易,只是拿着易经八卦的招牌来蒙人钱财,读完《周易养生万年历》也许您比他们更懂得什么才是真正的《周易》。
《解释学 美学 实践哲学:伽达默尔与杜特对谈录》提供的是一部经过加工和添加了引文出处的谈访集。这一谈访工作是杜特与伽达默尔教授于今年年初进行的。书的标题就是杜特所提问的几个领域。 靠前篇谈访的中心是伽达默尔对于精神科学中理解问题的研讨。 第二篇访谈讲的是解释学美学的几个问题。 第三篇访谈曾为庆贺伽达默尔93华诞而以略有删节的形式发表于2月11日的《莱茵一内卡报》上,所论为实践哲学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