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治通鉴》是司马光以 为君亲政、贤明之道 为出发点所编写的一部巨著，其内容以政治、军事和民族关系为主，兼及经济、文化和历史人物评价，目的是通过对事关国家盛衰、民族兴亡的统治阶级政策的描述，以警示后人。
《史记》是我国第一部通史，是“二十四史”中最早的一部，也是最重要的一部史书。全书共一百三十篇。1959年，在毛主席、周总理的指示下，顾颉刚先生等著名学者以金陵局本作为底本，对《史记》进行分段标点，并以方圆括弧来表明字句的删补，形成新中国以来最有影响力的《史记》点校本。2007年，中华书局组织点校本“二十四史”的修订工程，将《史记》作为重中之重，在原点校本的基础上，不仅对底本、通校本、参校本作了复核和补充，还改变了方圆括弧的校勘形式，增加了上千条校勘记；对原标点一一复核，进行修改和统一，以期达到新时代古籍整理的优选水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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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学术中颇为学界关注的《水经注》公案，牵涉到诸多复杂问题。一般说来，人们只在殿本《水经注》上计较是非，而对戴震的自刻分篇《水经注》很少注目。戴震自刻分篇《水经注》与殿本《水经注》在内容上基本一致，但在注释形式、刊刻用意等方面却有不同：一、自刻本是分篇的，虽宋代时已亡五卷，但全书仍浑然一体。而殿本仍其四十卷，不免 割裂傅合 ，破坏了原书的结构。二、自刻本通书皆为白文，无一字校语，与充斥 案校 的殿本形成鲜明的对比。三，自刻本还有许多重要的校勘成果未被殿本吸收。故本书的整理出版，对于古地理学和清代学术研究都具有重要的实用价值和学术史意义。
《新唐书》225卷，包括本纪10卷，志50卷，表15卷，列传150卷，比之《旧唐书》，一方面对志、表两部分十分重视，增加了以往史书所没有的仪卫志、选举志、兵志、宰相表、方镇表、宗室世系表、宰相世系表等，另一方面，在传的设置和编排中，强调“忠奸顺逆”的褒贬，同时收进了一些新的史料。本书的点校，以百衲本为工作本，参校了北宋闽刻本、南宋闽刻本、汲古阁本、殿本等。
《群书治要》是唐初著名谏官魏徵及虞世南、褚遂良等受命于唐太宗李世民（ 599 年 -649 年， 626 年 -649 年在位），以辑录前人著述作谏书，为唐太宗“偃武修文”、“治国安邦”，创建“贞观之治”提供警示的匡政巨著。《治要》取材于六经、四史、诸子百家，“上始五帝，下迄晋年”，以“务乎政术，存乎劝戒”为宗旨，从一万四千多部、八万九千多卷古籍中“采摭群书，剪截淫放”，呕心沥血数年，于贞观五年（ 631 年）编辑成书，计六十五部约五十余万言。 《群书治要》的特点，一言以蔽之，曰“博而要”。魏征等人博采经、史、子典籍六十五种，又以“务乎政术”、“本乎治要”为原则，删其繁芜，择其精粹，浓缩成五十卷的珍本。魏征乃经国之大器，兼具高尚之道德与卓越的史识，这更使得《群书治要》成为一部“用之当今，足以鉴览前古；
作为一部历史故事的汇集，《中华经典名著全本全注全译丛书：新序》具有重要的史料、文献价值。赵逵夫先生在《庄辛 考校兼论《 的史料价值》一文中，通过比较《杂事第二》与《战国策·楚策四》有关“庄辛谏楚襄王”的文字异同，指出：“《新序》所收庄辛此文比《战国策》所收 原始，不但《战国策》所收文字上的很多错误在《新序》所收本子中不存在，而且，《中华经典名著全本全注全译丛书：新序》所收之文包含着 多的历史文化的信息，保持着先秦时代楚国语言及文学的风格。”他进而说：“《中华经典名著全本全注全译丛书：新序》有着同《战国策》一样的史料价值……通过对《新序》一书的性质及学术价值的具体论证，我们又可以由此知道：《新序》除极少数汉初材料外，基本上是先秦资料的分类编次。”甚至像《节士第七》中的“屈原传”，便
作为一部历史故事的汇集，《中华经典名著全本全注全译丛书：新序》具有重要的史料、文献价值。赵逵夫先生在《庄辛 考校兼论《 的史料价值》一文中，通过比较《杂事第二》与《战国策·楚策四》有关“庄辛谏楚襄王”的文字异同，指出：“《新序》所收庄辛此文比《战国策》所收 原始，不但《战国策》所收文字上的很多错误在《新序》所收本子中不存在，而且，《中华经典名著全本全注全译丛书：新序》所收之文包含着 多的历史文化的信息，保持着先秦时代楚国语言及文学的风格。”他进而说：“《中华经典名著全本全注全译丛书：新序》有着同《战国策》一样的史料价值……通过对《新序》一书的性质及学术价值的具体论证，我们又可以由此知道：《新序》除极少数汉初材料外，基本上是先秦资料的分类编次。”甚至像《节士第七》中的“屈原传”，便
作为一部历史故事的汇集，《中华经典名著全本全注全译丛书：新序》具有重要的史料、文献价值。赵逵夫先生在《庄辛 考校兼论《 的史料价值》一文中，通过比较《杂事第二》与《战国策·楚策四》有关“庄辛谏楚襄王”的文字异同，指出：“《新序》所收庄辛此文比《战国策》所收 原始，不但《战国策》所收文字上的很多错误在《新序》所收本子中不存在，而且，《中华经典名著全本全注全译丛书：新序》所收之文包含着 多的历史文化的信息，保持着先秦时代楚国语言及文学的风格。”他进而说：“《中华经典名著全本全注全译丛书：新序》有着同《战国策》一样的史料价值……通过对《新序》一书的性质及学术价值的具体论证，我们又可以由此知道：《新序》除极少数汉初材料外，基本上是先秦资料的分类编次。”甚至像《节士第七》中的“屈原传”，便
《梁书》，唐朝人姚思廉著，纪传体记载南朝梁朝史。书成于贞观十年（636年），共56卷。姚思廉之父姚察在隋时有旧稿，大业二年（606年）姚察死，嘱其子思廉续书，贞观三年（629年）思廉奉命修史，房玄龄和魏徵为总监修，并采谢昊、顾野王诸家旧作，贞观十年（636年）书成。《梁书》纪六卷、列传五十卷，无表、无志，有二十六卷卷末论赞称“陈吏部尚书姚察曰”。另在列传中新创《止足列传》，记述功成身退的士大夫的事迹。上自502年梁武帝萧衍称帝，止于557年陈霸先灭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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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大典》是运用我国历代汉文古籍编纂的一部大型工具书。其目的是为学术界及愿意了解中国古代珍贵文化典籍的人士提供准确详实、便于检索的汉文古籍分类资料。 中国是世界文明古国之一，几千年来纂写和聚集的文化典籍浩如烟海。我国历代都有编纂类书的优良传统，具有代表性的《永乐大典》等大多已佚失，现存《古今图书集成》编就距今也已数百年。为了适应今天和以后研究和检索的需要，一九八八年海内外三百多位专家学者和各古籍出版社同仁倡议，在已有类书的基础上，用现代科学方法编纂一部新的类书《中华大典》。 《中华大典》所收汉文古籍上起先秦，下迄清末，约三万种，达七亿多字，分为二十二个典，近百个分典，内容广博，规模宏大。 《中华大典》的编纂工作坚持科学态度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尽量采用古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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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官制是我国奴隶制社会和和封建社会时代国家机器结构的表现形式之一，它反映了当时政权的性质和施行的统治的具体手段。研究历代官制，在史学工作中具有一定的地位和意义。阅读古籍，研究古史，往往不易掌握古代职官的名称、建置、品级、职掌等，从而存在学习、研究的困难。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一九六五年编辑出版的《历代职官表》，以清代黄本骥节编本为底本，加以整理，附以瞿蜕园编撰的《历代职官概述》和《历代职官简释》两种。古代职官大部分的主要情况，都可以从此得到了解。书后还附有索引，以便读者较易查到所需的资料，可供文史研究工作者、大专院校文科师生以及文史爱好者参考。
徐元诰编著的《国语集解》介绍：国语是一部重要的先秦古籍，所记内容以春秋史事为主，不少记叙与左傅相表裹，汉书苏文志将其与左傅亚列入“春秋家”，故自汉人以下，或径称之为“春秋外傅”，而称左傅为“春秋内傅”。唐刘知几作史通，始别左傅与语为两种不同的体裁，而以国语作为“六家”亦即诸种史学著述中的一家，即今所称“国别史”之首。 清四库全书总目于史部下无“国别”一项，而将其列入“杂史类”。无论何说，国语长期以来被视为一部基本的史学著作，是没有异义的。 不过，从严格意义上讲，国语实际并是一部史，它的目的并不在于纪事；以国分类，亦不是它的主要特色。国语的特点在于它是一部“语”，“语”的本义是议论。说文云：“语，论也。”其解“言”字曰：“直言曰言，论难日语。”是国语本为一部议论总集。
《魏书(点校本二十四史修订本共8册)(精)》是一部记录北魏一朝的断代纪传体史书，作者魏收。全书分本纪十二篇。凡十四卷，列传九十二篇，凡九十八卷，志诗篇，凡二十卷。其中包含一些子卷，总数为一百三十卷，不计子卷为一百一十四卷。全书完成于北齐天保初年，搜罗史料翔实丰富，是研究北朝史的基本史料。《魏书》成书后，渐有散佚，至北宋时期，全阙者二十六卷，不全者三卷。魏收之后，学者利用《北史》和《高氏小史》补残缺卷次。上世纪七十年代，唐长孺先生点校《魏书》，以现存各种不同版本进行对校，同时广泛利用《太平御览》、《册府元龟》、《资治通鉴》、《金石萃编》、《八琼室金石补正》等书，旁征博引，考定是非。引书之富、校勘之细、考证之精和标点之准，首屈一指，广受推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