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名字解诂》解释了上自先秦、下至清代的古人名字10330个，从数量和时代跨度上，都大大延伸和扩大了古人名字训诂之学。书中所揭示的名字训诂之学的体例、方法和相协方式，从清代王引之的“五体六例”，扩充到了二十二种，堪称名字训诂之学的继绝开新之作。
20世纪70年代末，西方史学的研究取向发生了变化。年鉴学派史学家们放弃传统年鉴学派对经济、社会和变化的研究，不再支持总体史学，他们收编了人类学的研究方法，把注意力转向小老百姓的日常生活、社会边缘和公认价值的负面上，如巫师、离经叛道者等边缘人，到了80年代更转向了视个人为研究主体，以政治、饮食、服装、日常语言、身体等为研究主题的新文化史。《中华帝国晚期的大众文化》（PopularCulture in Late Imperial China）一书便是这次史学“文化转向”所影响的产物。
《中国古代村落形态研究》对中国古代村落的产生、早期村落的形态、村落形态的演进规律、村落的外在空间结构等方面做了认真、系统的分析研究，在村落的发生、村落与王朝运转的关系、村落的类型划分与形态进展、村落内部的组织权力结构等很多方面都提出了独到的见解；对于中国古代村落形态研究的框架体系与理论体系也进行了有益的探索，是 对中国古代村落发展史做整体研究的专著。
本书辑录阿拉伯文史类古籍中关于中国的记载，主要包括辞书、历史文献和文学作品。作者通过对公元8世纪至19世纪50余部阿拉伯古籍中关于中国的记载进行全面翻译、梳理和研究，力图从中寻找阿拉伯人关于中国 早的文字记载，使读者 加客观、真实地了解自古以来阿拉伯人的整体中国观，了解他们对中国认知的变化过程。对于深化中国和阿拉伯 间的相互理解、情感交流和心灵沟通，强化中阿文明的互学互鉴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杨慎（1488—1559），字用修，别号升庵，四川新都人。著作之富，为明一代冠。升庵以一代学者，兼为诗人。其于诗学，有裨后世，可称述者约有三事：其一，探究源流，以明诗史。其二，精研李、杜大家，渐成专门之学。其三，于诗之文字、语辞校正，考证疏释，用力 勤，收获独多。《升庵诗话》不仅为其诗学之 重要著作，也是中国古代诗学领域里之重要著作。本书以《升庵外集》十二卷为主，以《函海》本《升庵诗话》及有关《诗话》各本参校，今斟酌去取，共得五百九十六条。新笺本在作者父亲王仲镛教授原有笺证之基础上重加新笺，首先着重于搜求升庵之所引据，于原笺所未及或已笺而未尽者，皆尽力穷探其本源，注明其出处。进而考核其异同，查检其疏误。其或记忆失误，或考论偶疏，或乃有意改窜，或乃强为牵合，皆酌加分辨，略为说明。凡有众
总共仅1193个字的《尚书·禹贡》，历来被称为我国“古今地理志之祖”。它假托大禹治水以后的政治区划，从地理角度，将全国分为九州，并记述了这九个区划的山岭、河流、薮泽、土壤、物产、贡赋以及交通道路，还缕列了我国主要山脉河流的走向和流经，中原地区以外五个不同层次区域和中央的关系，是我国最早一部科学价值很高的区域地理著作，千百年来众多的研究者为之进行注释考证，形成一门专门之学。清人胡渭采撷众说，又一扫前人在《禹贡》研究上的附会变乱，撰成集大成的《禹贡锥指》，为今日人们理解《禹贡》时代的地理面貌以及历代的变迁提供了极为丰富的数据和重要的启示。书后附录胡渭相关资料数篇，供读者阅读和研究。
《史记会注考证校补》由日本学者水泽利忠著成，共一百三十卷，是对《史记会注考证》 全面的补充校订和总结性的研究成果。《史记会注考证》是继三家注后对《史记》的大规模整理与研究，对文本注释和史事考辨有集大成之功，成果斐然。但其在资料蒐集、文字训诂、底本选择上，仍然存在一些问题。《史记会注考证校补》便针对其不足而撰。 水泽利忠是日本 汉学家，他以《史记会注考证》为底本，对《史记》正文及三家注进行了缜密的比勘和校订。该书补充大量《史记会注考证》没有采用的校雠资料，将中、日所藏《史记》古抄本及各种有代表性的刻本几乎全部囊括。书末附录了水泽利忠《 文献学研究》，这也是此部专著的 翻译。其对日本所藏《史记》古写本和刻本有详细的解说，对宋代以来的各种《史记》版本多有论述，澄清其系统和源流
《困学纪闻》是南宋学者王应麟的文献学力作，与《容斋随笔》、《梦溪笔谈》并称宋代考据笔记三大家。张之洞《书目答问》于《困学纪闻》诸多版本中，对翁元圻集注本尤为推重，王应麟博涉经史子集，在书中展示了精湛的考据学功力，而翁注一一诠释，体大思精，对今天的读者来说，不啻为一部“国学小百科”。全书包括说经八卷，天道、地理、诸子二卷，考史六卷，评诗文三卷，杂识一卷，共二十卷。本书以道光五年余姚翁氏守富堂刻本《困学纪闻注》为底本，囊括王应麟自注，閻若璩、何焯、全祖望、方朴山、程易田、方心醇、屠继序诸家注，万希槐《集证》及翁元圻笺注，由知名学者栾保群先生在我社2008年版基础上进行全面修订，吸收十余年来学界及读者的宝贵意见，是研读《困学纪闻》的入门读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