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束十六国纷乱局面的拓跋鲜卑，是怎样从落后状态乘时崛起，担当了开启北朝，从而孕育隋唐的历史任务？本书作者对这个问题作了回答。但他不是在传统北魏史的框架内，而是以北魏建国之前的代北时期为焦点、包括北魏时期的框架内，去探求拓跋部所体现的历史意义。他以敏锐深邃的史学眼光，论证了拓跋在与代北乌桓共生的百余年中发育成长，并从此积累了经验和力量。拓跋珪用野蛮手段建立残酷悖伦的子贵母死制度，暴力离散母族、妻族部落组织，巩固了拓跋君权和北魏政权，把拓跋部落联盟带进文明社会，完成这一历史任务。拓跋珪的野蛮手段使拓跋部承受了巨大的精神痛苦，也留下了后遗症，以致后人不知道把拓跋史诗中充满野性的历史素材如何裁剪成皇帝认可的体面的国史。北魏国史大狱之兴以及北魏史学不振，根源盖出于此。书中发表“猗卢之

中国如何成为中国？它的认同基础是血缘，国界，还是文化？刀剑划开疆界，衣食却互相流通；儒家、佛教、道教混合；民族融汇……这些原本散漫复杂的文化，如何逐渐汇流并形塑出一个叫“中国/华夏”的国家？今后，这一共同体还能吸引原来成员的后代，继续被认同为身心归属吗？ 著名历史学家许倬云从新石器时代谈起，一直到清朝结束前夜，讲述“华夏/中国”这个复杂共同体是如何不断演变的。全书没有铺陈细节，没有繁琐论证，以大历史视野，选择每个时代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方面的关键点，来勾勒出各个时代的面貌。在全球化时代，如能审察自己的族群认同原则，就不会轻易被偏狭的族群狂傲挟持，迷失方向。

日本侵华战争使包括南京在内的很多地区成为沦陷区，沦陷区问题由此重要起来。早在1939年，就指出：“中国沦陷区问题，是日本帝国主义的生死问题。”本书在深入挖掘中日文史料的基础上，探究日本侵占南京时期的诸多罪行。具体而言，本书探讨了关于光华门战争遗迹、菊花台公园、日本纪元庆典、明孝陵祭典以及南京神社等课题，揭示了日本建构记忆与象征的政治活动及其欺瞒性。在强调侵华日军暴力性与罪恶性的同时，本书还注意到日本侵华战争中“软暴力”的一面，从而拓展和深化了日本侵华史研究。

历史社会学关心的都是“大问题”，诸如国家的形成和发展，非西方世界在“西方崛起”的压力下“被动”现代化的不同路径，环境、技术、人口、战争和流行病等因素对长时距历史发展形态的影响，等等，对理解和改善人类的当前生存条件具有重大意义、对理解当下世界局势有重要参考价值的议题。本书主编赵鼎新近几十年一直从事历史社会学研究，也正逐步在国内推广历史社会学研究，《历史与变革》系列书目正是赵鼎新及其团队得以密集呈现之前的研究积累，同时不断推广、发展现有研究共同体的重要平台。《历史与变革》不仅仅是一个具有很高学术价值、高度专业化的社会学杂志，更是一个能探讨各种历史和现实大议题和重大方法论问题的、具有很高专业水准的哲学社会科学平台。《历史与变革》倡导通过广泛和开放性的交流和讨论，确立具有中国特色、

中国古代，巫者执掌交通鬼神，其本身虽不具超乎自然的力量，但古人相信巫者可藉鬼神之力以成诸事。古代巫者的主要活动，可分爲交通鬼神、医疗巫术、救灾巫术、生产巫术、求子生育、建筑巫术、丧葬巫术、祝诅放蛊、神明裁判等九项。本书选取笔者近年来发表的若干篇文章，以甲骨文、铜器铭文、盟书材料、简牍材料、帛书材料等古文字材料爲第一手研究资料，辅以考古遗物与其他传统文献典籍，主要运用文化人类学的研究方法，讨论各种出土文献资料所见与早期中国巫术相关的内容，进而考察其特征。各章中亦附若干图表，以备参考。本书选取笔者近年来发表的若干篇文章，主要运用文化人类学的研究方法，讨论各种出土文献资料所见与早期中国巫术相关的内容，进而考察其特征。文献征引丰富，理论运用新颖，可作为一部视角独特的早期中国巫术文化

对于渴望进入中国古代史研究领域的学子来说，本书几乎是手把手地指明了入门的途径。举凡古籍、石刻、简帛、文书、图像以及今人论著、刊物都有它们的翻检之道，而对版本与校勘的把握、考古新发现的追踪，则有利于学识的积累和 新。 进一步的学术论文写作也有它的一定之规，容不得半点虚假和取巧。学术素养就是在这样持之以恒的训练中养成的。

历史知识的客观性问题，是史学理论在其不同发展阶段和各种理论范式中一直关注的核心问题，本书是有关新实用主义对历史客观性进行 论证的一项考察和研究，是近几年 史学理论界就这一论题所作的难得的很有分量的研究成果。作者将具体研究对象置于 广泛的学术史脉络和关键性理论问题论争谱系中来加以考察，一方面梳理了英语世界史学理论领域在历史知识客观性问题上的发展线索，另一方面又贴近学术前沿，考察了新实用主义路向在这一问题上取得的进展和可能的得失。这一研究，既有助于我国学界 清晰深入地了解英语学界在史学理论这一核心问题上的由来与进展，又为在批判借鉴的基础上以唯物史观为指导加强对相关问题的研究提供了契机。

本书接续了李泽厚《中国近代思想史论》的相关讨论，历数“五四”以来的中国知识分子与思想界的变化，收录八篇相关文章。李泽厚一系列重要的论述，如“救亡压倒启蒙”“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西体中用”等，均是在本书中充分展开论述的。开篇以“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作为解释中国近现代思想目前许多错综复杂现象的基本线索，提供了崭新的范式变革，在学术思想界引起巨大反响。紧接的是中国新文学的发展历程和哲学上“现代新儒家”等论题，简明而深入地展示了现代中国思想的诸多重要方面和问题，或明或暗地显现了上世纪中国六代知识分子的身影、悲欢和坎坷命运。书中后半部分论说的“西体中用”，则在总结现代思想史的基础上，提供了一种将现代化与中国传统文化心理结构相结合的、全新的发展路径。

明清时期江南地区是中国经济最为发达的区域，民间社会在这经济发展的推动下，也产生了诸多的变化。本书从基层社会的角度，探讨明清时期江南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及其民间基层社会的变化，以及民间信仰演变的特征。通过这一探索，相信对于深入了解明清以来江南地区的历史沿革，以及对于当前江南地区现代化经济的迅猛发展，都有一定的学术价值和历史借鉴意义。

从早期青铜时代直到罗马时期，安纳托利亚的古代城市卡尼什（今土耳其屈尔台培）一直是有人居住的地方。大约公元前2000年至公元前1750年间，这座城市处于繁荣时期，是当时古亚述贸易的前哨，也是世界历 早被证实的商业社会。人们在商人的私人住宅中发现了23,000多块精制的泥板，这些泥板为我们提供了从中亚到黑海和爱琴海地区的长途贸易体系诸多细节的生动描述。这些文献记录了卡尼什与阿舒尔城邦之间以及亚述商人与当地人之间的贸易等共同活动，向我们展现了经济、文化、语言、宗教和个人的生活，可以从中识别出这些个体的姓名、职业甚至个性。本书通过揭示卡尼什居民的日常生活，深入阐释了这一青铜时代充满活力的安纳托利亚社会。

长篇是苏州评弹艺术的重要载体，在长期的表演过程中，长篇经历了艺人、文人、听客、出版商等众多群体的集体建构，形成了以相对固定的情节为骨架和开放式的故事框架为编创空间的特殊叙事模式，这使长篇成为一种集文学性、生活性和教化功能于一身的通俗文学样本。《浮世精绘：苏州弹词长篇中的江南社会》以弹词传统长篇为研究对象，一方面着眼于“书内”，探讨了传统长篇主要情节中衍生出的关于科举、忠奸、两性的话题，并展示了经过艺人二次创作后融入其中的世俗生活图景；另一方面则立足于“书外”，考察了传统长篇在清代和民国时期的流变历史。

《古代希腊罗马和古代中国史学：比较视野下的探究》收录了德国古典学大师、德累斯顿大学穆启乐教授关于古代中国、希腊和罗马史学的比较研究的论文，由复旦大学历史系黄洋教授编撰而成。上篇集中探讨“希腊罗马和中国古代史学的比较观察”“古代希腊、罗马和中国史学中的认知视域与社会功用”“古代希腊、罗马和中国史学中的政治组织与人的行为”“古代罗马的‘史学’问题”“塔西佗（及李维）与司马迁的政治思想”“塔西佗和司马迁：个人经历与历史视角”“古代中国和罗马史学中行为与后果的关联”等论题；下篇收录了作者对史学比较研究的理论反思，包含了“司马迁和他的西方同行：论描述的类型”“导向性和基于事实的知识”“古代史学之比较”“一个欧洲学者眼中的雷海宗”等相关主题。

以一个具有代表性的重要面相来表述全体，在中外学界都很流行。新文化运动就是如此，既存研究多以《新青年》及北大师生辈的声音来概括整个运动，而忽视其多元并进的一面。在当年具有重大影响的“梁启超系”，也有其自身的新文化运动。他们希望“以解放求改造”，创造一种既不同于中国文化也不同于西方文化的新文化，实现再造文明，其目标和方式都与北大师生辈有所不同。同时，该群体并非既存言说中新文化运动的外在对立物，而是新文化运动的构成性力量，参与且形塑了时代的思潮。后来被历史记忆所抹去的，也不单只是他们的文化观点与作为， 重要的是抹去了这一构成性作用。本书侧重思想的过程与肌理，以“梁启超系”这一群体的故事为主线，重访“另一类”新文化理念，呈现了全新的“另一场新文化运动”。

周遭的危险和不确定性，随时可能袭击我们，自然灾害和人为灾难可以在一瞬间改变人生。当任何一种灾难夺走我们所珍视之物，并摧毁我们对自身命运的掌控感时，我们会产生深切的焦虑和生存恐惧。 这是一本关于个体和集体如何应对危机和不确定性的著作。历史学家鲁伊斯从心理史学入手，探讨“中世纪没落时期”的人们如何回应生活中的不确定性。面对掌控的局限性所产生的深切的缺陷感和生存恐惧，有人转向 谋求解释，有人拥抱无处不在的消费文化，有人沉迷转瞬即逝的快乐……他们为伤害和恐惧寻找慰藉。 本书择取从古代到近代的历史事件，将其与文学典故、个人反思相结合，探求西方社会的男人和女人如何赋予人类痛苦和苦难经历以深刻的意义。

本书为1816年来华觐见清朝皇帝英国使团副使亨利·埃利斯所著，以时间顺序详细记载了该使团访华行程，介绍了使团在华所见所闻，保存了大量当时中国政治经济文化方面的原始材料，对于研究晚清中国社会史具有重要意义。 公元1816年，阿美士德勋爵受命出使清王朝，以期与满清朝廷商讨中、英贸易外交事宜，企图进一步打开中国国门，史称阿美士德使团。本书作者亨利？埃利斯作为使团书记官同时也是使团的副使，其地位仅次于阿美士德勋爵和小斯当东爵士。在这本私人日志中，埃利斯记录了使团出使一路上的见闻。 由于在觐见嘉庆皇帝的礼仪问题上，双方产生了分歧， 终清政府取消了觐见，但准许使团沿大运河南下旅行至广州，沿途也得到礼待。使团1817年1月28日在澳门登船返回。

《中国史学史讲义稿》为作者五十多年来开始“中国史学史”课程的讲义稿，生前屡次修订，凝聚着作者毕生的教学成果和研究心得。本书是一本独具见解和特色的高品质教材，在学界有着重要的学术影响。本书由朱维铮先生的弟子据遗存的手稿整理而成。

许倬云教授以系统论的方法，围绕着“中国究竟是什么，我们究竟是谁”这个问题，从新石器时代谈起，一直到清朝结束前夜，讲述“华夏／中国”这一个复杂的共同体是如何不断演变的。本书的结构体例、行文风格，均属于“大历史”的范畴，没有铺陈细节，也没有繁琐的论证，而是选择每个时代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方面的关键点，以及相互间的互动，来勾勒出各个时代的面貌，其中多有令人击节的真知灼见，也不时流露出作者对中国文化和当代社会的深切关怀。

本书为贵州大学人才引进项目成果，是 部较为系统的贵州近代史学史专著，考察了清季民国时期，贵州史学发展的情况及其近现代化历程。内容涵盖辛亥革命时期贵州“新史学”；军阀统治时期贵州当代史、专门史研究；全面抗战时期的战时史学、地方史及民族史研究；解放战争时期贵州高校史学研究；杰出文化企业贵阳文通书局对史学进步作出的贡献；贵州地方志的撰述情况。作为区域性地方性的清季民国贵州史学研究，有助于深化中国史学史的研究。同时，对于全面了解贵州史学发展历程，促进贵州当下史学的发展，有其学术价值。

这是一部关于历史是如何诞生的现代JINGDIAN著作。 如果福柯、霍华德·津恩一起写了本书，可能就是这本《沉默的过去》了。 要是航海家哥伦布还活着，他可能会对当今举办的哥伦布发现新大陆的庆祝活动笑掉大牙。而林肯恐怕也不能单纯承认他是一个纯粹的奴隶制度的反对者。这是一段盘根错节的历史诞生的过程。 一直以来我们坚信不疑的历史，到底是人类曾经实实在在走过的路，还是杜撰出来的故事？历史是如何被创造出来的？各方力量又是如何在历史的制作和记录中运作的？如果历史只不过是获胜者讲述的故事，他们是如何赢得胜利的呢？为什么赢家们讲述的故事却不尽相同？我们该如何识别被共识掩盖的相互冲突的历史？ 作者的观点远远 了“历史由胜利者书写”的陈词滥调。作者通过讲述海地革命的故事，以及不同 举办哥伦布登陆纪念

《白寿彝与20世纪中国史学》是一部论述白寿彝史学成就及其在20世纪中国史学发展中的地位的论集。主要内容包含：一、对白寿彝在20世纪中围史学发展巾之地位的总的评价；二、综论白寿彝的史学思想、治学道路和史学成就；三、阐述白寿彝在中国通史领域的研究和编纂方面的学术贡献；四、分析白寿彝在民族史、民族关系史研究上的理论贡献及撰述成就；五、评价白寿舞在史学史、史学理论、历史教育和历史学学科建设方面的突出贡献；六、评介白寿彝关于读书、学风、文风和文章之道的有关见解及其现实意义。全书约38万字。

本书为林安梧先生关于《论语》的集大成之作，将几十年来精读《论语》的心得体会，汇入其中。本书精心标点，翻译精当而佳美，说解部分或四条，或五条，言简意赅，包罗古今。无论是浅读还是深读，均能获益，均能生长。据其自述：“年少十五，喜读《论语》，至乎今日，已逾四十年。不只是自己读《论语》，后来也教学生读《论语》。读之、讲之，感其意味，体其意韵，明其意义，常有快然不可以已的证会。讲读《论语》，其意味温润如玉，其意韵绵绵悠长，其意义明白透辟。每次阅读，或者每次讲论，都觉欢喜。这里有的是鸢飞鱼跃的悦乐，有的是青山绿树的生机，有的是宽广深平的智慧之海。”

《中国史学史》一书在规模、内容、体例和撰述宗旨等方面，都堪称中国史学史研究的创始之作，它展示了史学在追寻、反思自身历史的过程中曾经有过怎样艰难而有意义的经历。胡正宁所著的《金毓黻与 中国史学史 》收录了这一著作，以及金毓黻先生的生平事迹及学术年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