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解过去的中国社会，对我们今天的普通人来说，重要吗？ 当然重要。 我们今天的文化、传统、习俗、审美等诸多方面，仍然深受过去长期形成的社会行为和文化传统影响。了解过去，我们才能更自在地活好当下。 而通常，我们了解的历史，多是王侯将相、知识精英、英雄豪杰，少了普通人的生活。本书则聚焦微历史，以微观和宏观相结合的方法，从一个个普通人和家庭的故事，逐步延伸至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从而展现人口的变迁、衣食住行、农村和城市的形成、秘密社会、风俗习惯、文人与教育、宗教信仰、法律与社会、宗族与家庭等等，让大家看到更细节的中国。 本书分为上、下两卷。 上卷“人、日常和文化”聚焦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与文化。人们为什么会“以貌取人”，服饰是如何反映阶层和社会变迁的？厨房里的必需品与人们的环境和生活习惯有什么
过去的人觉得他们的过去哪里有趣，为什么有趣，他们注意的过去与呈现过去的方法为什么会变化？ 本书将历史放入社会文化的框架之中，详述西方两千五百年间对过去的思考与表达，其中得见希罗多德宣扬人类功绩、修昔理德重视历史功用、李维作品充溢悲观主义、年鉴学派在意历史 心态 等等，诸多史家及著作亲切而可接近。 历史为种族、国家、宗教、政治、文化与社会集体提供了效忠、自我认同与 记忆 的焦点，每一种历史都是它创作年代的病症诊断书。在此意义上，史学史正是欧洲思想史的重要部分，也是我们了解过去不可或缺的方式。
《前浪后浪》，飞越百年，在上一部《脉动中国》兄弟书的历史延长线上，重新出发，继续为当代中国人探索精神血脉根源，聚焦上百位知识精英心路历程的个案研究，关注这一百年来我们的中国。没有晚清，何来五四；没有五四，谈何革命？中国革命的许多秘密，都可以从晚清激进知识人那里，找到最初的基因。纵观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历史，可以看到有两条脉络、三次世代更替和四个内部分化。从某种意义上说，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时代更替和内部分化，反映了其内在的精神世界的深度和广度，也折射出近代中国历史世界的丰富性和复杂性。
在《西方的没落》中，斯宾格勒把世界历史分成八个完全发展的时期，细致考察各个时期的不同现象，揭示其共同具有的产生、发展、衰亡及毁灭的过程。斯宾格勒对文化的研究方法进行了革新，他对每一种文化的现象采取“观相式”的直觉把握，以某些基本象征来揭示这种文化的全貌，他称之为“文化的形态学”。《西方的没落》的主要目的不是复述已经过去的历史事件，而是要掌握事实的真相，以便更好地应对将来。本书也被称为一部未来之书，斯宾格勒被称为西方历史的先知。
本书以战国秦代地方社会为研究对象，以近半个世纪来公布的简牍、陶文、青铜器铭文等地下出土文献为主要史料，结合古代传世文献，以“二重证据法”等为主要研究方法，注重古文字的辨析与考释，探讨出土文献所见战国秦代地方社会的乡里组织结构，乡里职官、行政，乡民义务，社会秩序，乡里生活形态等问题，尝试勾勒国家和民众多重视野下，战国秦代地方社会的不同面貌，反映由战国到秦代、由分封制向郡县制演进背景下地方社会的变迁。本书利用出土文献资料，考察战国秦代地方组织的渊源和性质，地方吏员的职能，以及地方社会的秩序与乡俗，以期对当时的社会结构与变化有更多的认识。
本书以秦汉魏晋南北朝时代的官阶制度为研究对象。作者采用“品位分等”和“职位分等”的概念，构建了一个新鲜的分析框架。通过这个新视角，作者对周代的爵命，秦汉二十等军功爵和禄秩，魏晋南北朝的官品、中正品、勋品、将军号、文散官，直到唐代的文武散阶，进行了细密考察，将之勾勒连缀为一条演进变迁的线索，并对其性质和意义提供了一系列独到解释。进而对整个帝国时代的官僚等级制度的发展，提出了划分为五个阶段的分期模式。
这是一部跨学科研究的典范，涉及人类学、考古学、心理学、法学等诸多领域。基于对列维-斯特劳斯，罗杰·凯卢瓦等人有关人类早期祭祀活动的调查，本书对广泛存在于初民社会中的“活人祭神”行为的逻辑和功能提出了独树一帜的见解。作者认为人类族群中普遍存在一种“替罪羊”机制，杀死“替罪羊”可以将对内的暴力隐患释放到族群之外，从而保全族群内部的和平稳定。因此，暴力的祭祀活动并非宗教自身的产物，而源自族群化解内部矛盾的需求。祭祀行为是人类早期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本书的思路对于进一步理解与阐释早期中国或可提供别样的启示。作者勒内·基拉尔是法国著名思想家、文学批评家，被誉为“人类认知领域的新达尔文”。我社还曾出版过他的《浪漫的谎言与小说的真实》。基拉尔的学说以“攀比摹仿”论超越弗洛依德的“俄狄浦斯情
在这本别开生面的访谈录中，玛丽亚·露西娅·帕拉蕾丝-伯克通过与九位 了“新史学”写作的学者的深入对话，探讨了历史写作的新路径，考察了所谓“新史学”的特性。在访谈中，阿萨·布里格斯、彼得·伯克、罗伯特·达恩顿、卡洛·金兹堡、杰克·古迪、丹尼尔·罗什、昆廷·斯金纳、基思·托马斯和娜塔莉·泽蒙·戴维斯，就他们的主要著作以及他们与其他重要史学家和理论家之间的关系，回答了相关的问题。 访谈者促使每一位历史学家说明他们的方法的合理性，反思自己的思想轨迹，将历史学家们原本可能深藏不露的经历和思想清晰地展现出来。这些访谈为当代史学实践的可能性、问题和关注点提供了新的洞见。这样一部生动而予人启迪的著作，对于学生和研究者而言都具有吸引力。
近代卫生机制的引建和发展是近代中国现代化的重要内容，卫生的现代化给中国社会带来了诸多嘉惠，也造成不少“现代性”问题。本书立足于中国社会近代的演变，展开对卫生现代性的探究和省思。从“卫生”概念入手，以从概念、观念到制度，再到相关实践的思路，逐步对清代与防疫、城市环境卫生相关的诸多问题及其历史变迁展开探讨，在中国近世社会自身的发展脉络中考察近代医疗卫生机制的转型，揭示中国社会变迁中自有的“现代性”。通过钩沉现代化过程中被掩盖的面向，呈现近代变迁过程中的复杂图景，从而反思中国社会现代化过程中所遇到的问题。
蒙古征服，使中国社会遭到了毁灭性破坏。战后，华北地区的人们如何重建他们的社会？他们的努力如何改变、影响随后几个世纪的社会和经济力量？本书基于数量惊人的碑刻资料，讲述了一个相当不寻常但未引起足够注意的故事：蒙古征服下，华北地方社会中的男男女女如何顽强地适应靠前的环境，并在以佛道为主的宗教组织领导下创建全新的社会秩序。而因王朝更迭和国家政策的变化，这种全新的社会秩序在明朝建立200年后瓦解。
在这部著作中，宫崎市定从制度的层面，十分精彩地讲述了魏晋南北朝时代贵族门阀的形成历程，以及在汉族社会发育成熟的贵族制度如何成功地移植于北方民族统治的北方社会，胡汉合流，出现南北朝的士族门阀政治局面。实际上，这是一部通过“九品中正制度”揭示魏晋南北朝的政治进程与社会形态演变的鸿篇巨制，强有力地支持了内藤湖南的时代划分理论，当之无愧地成为京都学派的学术里程碑，而宫崎市定本人也成为公认的京都大学东洋史学的新一代领袖。他对于中国史研究的成就超过了东西交流史的建树，以至于一般人甚至不清楚他同桑原骘藏的师承关系，将他视为内藤湖南的衣钵传人。此次出版之《九品官人法研究》译本，综合该书已出日文版之诸版本，有百余条注释（作者之补注、译者之译注），是目前内容最全面、校订最精准的版本。文前有译者
本书既有通贯性的历时考察，也有专题性的共时研究，旨在通过多维度、多层面的研究，揭示古代文献在治替的历史脉络中，生生不息、传承不坠的文化规律，介绍古代图书文献传承的机制和影响因素，并将四书类文献置于儒学发展史的视野中加以审视，对文献与学术的互动关系，进行深入探析。主要有：古代中国文献传承的制约因素；汉代图书整理与文献传承；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目录编纂与学术传承；易代之际的文献恢复与流通；古代帝王与文献传承——以清代为论域；极权帝王与文献传承——以清代为论域，等等。
本书是一本面向学生的史学名家典范文集。本书分为“方法”与“示范”两个篇章，收录了史学名家如徐中舒、蒙文通、蒙思明、缪钺、冯汉骥等先生作品，每一位先生在全国学界都有重要影响；所收作品，每一篇也都有全国性的影响，都是确立其在相关领域学术史地位的重要作品。 编者希望通过能通过阅读，树立一个很好的典范，让初入史学的年轻人既能够感受学问大家的气度与格局，又能够学习如何做学问
传统的延续和发展依赖历史记忆，并在记忆中不断重构。历史研究可以重复既有的认识，固化某些传统，更应该追溯传统的形成与演化，创造面向未来的新知。本书力求跃出藩篱，融合政治史、制度史、思想史、科技史、宗教史、史学史的视野，围绕“祭祀”“历法”“灾异”“佛教”“华夷”“修史”“典志”“谱学”八个主题，重新观察、论述与中国古代政治相关的种种惯习、心态及其变迁。“变动的传统”，意味着政治文化不是僵死之物，其活力正源于解析和重塑的种种可能。
本书是一部全面展现民国时期劳资关系的社会史研究著作。作者运用大量一手史料，如《申报》《大公报》《女工日记》等，通过对不同类型企业、不同地区、不同所有者、不同实业的劳资关系加以深入分析，讨论了企业生态、行政管理、福利保障、工会团体等问题，呈现出民国时期劳资关系纷繁复杂的样态。本书尤其注重在微观上对社会底层劳工生活实情的展现，对读者认识或重新认识民国时期劳资关系有很大启发。
《通鉴地理通释》共14卷，该书记述了《资治通鉴》所载地名的沿革异同、险要扼塞所在。首列历代州域，次列历代都邑，再次为十道山川和历代形势，参以历代名臣奏议。《通鉴地理通释》虽名与《资治通鉴》相关，但无论时间跨度还是内容，均超出《通鉴》范围，“虽题曰《通鉴》，实是泛考古今地理，不专释《通鉴》”（王鸣盛《十七史商榷》）。实借《通鉴》表达贯通古今之意。全书征引博洽、考订详明，为研读《通鉴》和研究历史军事地理的重要参考著作。全书部头虽小，却是在中国古代沿革地理、军事地理学研究方面具有开拓性贡献的著作，其史料、学术价值，历代都给予了较高的评价。
张闻玉先生采用“三证合一”的论证方法，将文献记载、青铜器铭文与实际天象三者紧密结合，整理、分析数十件王年、月序、月相、日干支俱全的西周铜器铭文，利用十项“铜器历日研究条例”规则，以“月相定点”为核心理论，一一落实这些铜器记载的 纪年。针对自西汉刘歆以来及至“夏商周断代工程”的种种结论，作者指出“二重证据法”的不足及“月相四分”的失误，在强调“月相定点”的基础上，考证出西周的王序和王年，对考古界和历史研究界的断代既有补充，也有纠正。
本书以考古勘探和发掘所反映的城市形态为标准，以修建于开阔平地且受到后世建设干扰较少的都城——曲阜周鲁城、东魏北齐邺城、隋唐长安城和元明中都为考察重点，串联起中国上古、中古和近古时期其他具有代表性的都城。并将之与《考工记·匠人》对城市规模、边界、路网、功能布局等的规定进行对比，纵向考察了中国古代各历史时期的都城选址与布局特征，横向上比较了不同古代文明区的理想城市，归纳出中国古代城市规划思想及制度的特点与影响，并深入探寻孕育这些思想与制度的社会文化背景。
本书对朱熹史学思想进行了整体研究。朱熹以天理论作为理论基石，其历史哲学分为天理、事势、心术三个层次，具有“以理阐史、以史证理”的治史特色，完整地构建了义理史学体系。朱熹在史著编纂上强调史体互补，论证的史家心术是刘知幾史家三长到章学诚史德论的中间环节。本书考证了《资治通鉴纲目》的成书过程，否定了四库馆臣沿袭宋末王柏的该书为赵师渊所撰的观点。在朱熹被“圣人化”的过程中，其史学思想中的落后因素对后世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自北宋建国(960)至元丰五年(1082)，朝廷一直以三司总领全国财政，时称“计省”，长官号称“计相“，财权集中且职掌广泛。三司理财体制的形成，同唐宋之际国家财政结构的整体演变密切关联，其分工模式、运作机制又对宋代乃至后世国家财计制度影响深远。本书梳理三司内部组织架构与人事安排，聚焦其如何履行财政决策、度支计划与财务审核等职掌，在此基础上，思考北宋财政管理体制的特点与演化路径。
《史记》从成书到初次刊刻已历千年，从其初刻至今亦有千余年。从公元前一世纪问世到公元十世纪，《史记》的文本内容发生了极为关键的变化：两汉时期的删削与续补，晋唐之际注本的形成乃至唐代定型的三家注都大致出现在这一时段。本书关注的正是这一历史阶段《史记》的经典化问题。全书以《史记》的多种古写本为重要文献来源，将写本内部及写、刻本间的文本变化作为切入点，详细梳理了汉代以来《史记》的传写、阅读史。同时，本书还对《史记》日藏古写本及敦煌本进行了深入研究，并衍及日本《史记》学的变迁。本书持论严谨，资料详实，探研深入，心得独具，从书籍史、阅读史角度，为学界的《史记》研究提供新的着眼点，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意义。
本书搜集、整理并利用地方档案、调查报告、报刊杂志以及族谱、契约、仪式观察、口述访谈等民间文献，探讨福建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玉扣纸及其制作技艺的称名涵义、生产场地和工艺流程、产运销商品链与 外市场，分析玉扣纸核心产区的山乡自然条件、畲族与客家的族群关系、村落宗族与仪式联盟，以及近代玉扣纸业、现当代玉扣纸产业等纸史、纸业史、纸产区社会经济发展史相关议题，力图将玉扣纸生产及其传统制作技艺，置于山乡社会文化、 经济制度乃至 纸品市场中，重现玉扣纸本身及其产业、产乡自传统时期至当代的兴衰转型历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