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解过去的中国社会，对我们今天的普通人来说，重要吗？ 当然重要。 我们今天的文化、传统、习俗、审美等诸多方面，仍然深受过去长期形成的社会行为和文化传统影响。了解过去，我们才能更自在地活好当下。 而通常，我们了解的历史，多是王侯将相、知识精英、英雄豪杰，少了普通人的生活。本书则聚焦微历史，以微观和宏观相结合的方法，从一个个普通人和家庭的故事，逐步延伸至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从而展现人口的变迁、衣食住行、农村和城市的形成、秘密社会、风俗习惯、文人与教育、宗教信仰、法律与社会、宗族与家庭等等，让大家看到更细节的中国。 本书分为上、下两卷。 上卷“人、日常和文化”聚焦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与文化。人们为什么会“以貌取人”，服饰是如何反映阶层和社会变迁的？厨房里的必需品与人们的环境和生活习惯有什么
《前浪后浪》，飞越百年，在上一部《脉动中国》兄弟书的历史延长线上，重新出发，继续为当代中国人探索精神血脉根源，聚焦上百位知识精英心路历程的个案研究，关注这一百年来我们的中国。没有晚清，何来五四；没有五四，谈何革命？中国革命的许多秘密，都可以从晚清激进知识人那里，找到最初的基因。纵观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历史，可以看到有两条脉络、三次世代更替和四个内部分化。从某种意义上说，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时代更替和内部分化，反映了其内在的精神世界的深度和广度，也折射出近代中国历史世界的丰富性和复杂性。
过去的人觉得他们的过去哪里有趣，为什么有趣，他们注意的过去与呈现过去的方法为什么会变化？ 本书将历史放入社会文化的框架之中，详述西方两千五百年间对过去的思考与表达，其中得见希罗多德宣扬人类功绩、修昔理德重视历史功用、李维作品充溢悲观主义、年鉴学派在意历史 心态 等等，诸多史家及著作亲切而可接近。 历史为种族、国家、宗教、政治、文化与社会集体提供了效忠、自我认同与 记忆 的焦点，每一种历史都是它创作年代的病症诊断书。在此意义上，史学史正是欧洲思想史的重要部分，也是我们了解过去不可或缺的方式。
在《西方的没落》中，斯宾格勒把世界历史分成八个完全发展的时期，细致考察各个时期的不同现象，揭示其共同具有的产生、发展、衰亡及毁灭的过程。斯宾格勒对文化的研究方法进行了革新，他对每一种文化的现象采取“观相式”的直觉把握，以某些基本象征来揭示这种文化的全貌，他称之为“文化的形态学”。《西方的没落》的主要目的不是复述已经过去的历史事件，而是要掌握事实的真相，以便更好地应对将来。本书也被称为一部未来之书，斯宾格勒被称为西方历史的先知。
本书以战国秦代地方社会为研究对象，以近半个世纪来公布的简牍、陶文、青铜器铭文等地下出土文献为主要史料，结合古代传世文献，以“二重证据法”等为主要研究方法，注重古文字的辨析与考释，探讨出土文献所见战国秦代地方社会的乡里组织结构，乡里职官、行政，乡民义务，社会秩序，乡里生活形态等问题，尝试勾勒国家和民众多重视野下，战国秦代地方社会的不同面貌，反映由战国到秦代、由分封制向郡县制演进背景下地方社会的变迁。本书利用出土文献资料，考察战国秦代地方组织的渊源和性质，地方吏员的职能，以及地方社会的秩序与乡俗，以期对当时的社会结构与变化有更多的认识。
本书以秦汉魏晋南北朝时代的官阶制度为研究对象。作者采用“品位分等”和“职位分等”的概念，构建了一个新鲜的分析框架。通过这个新视角，作者对周代的爵命，秦汉二十等军功爵和禄秩，魏晋南北朝的官品、中正品、勋品、将军号、文散官，直到唐代的文武散阶，进行了细密考察，将之勾勒连缀为一条演进变迁的线索，并对其性质和意义提供了一系列独到解释。进而对整个帝国时代的官僚等级制度的发展，提出了划分为五个阶段的分期模式。
本书为冯天瑜先生遗作，综合了冯先生对中国古代传统文化、传统制度和历史研究的心得。本书题作“周制与秦制”，并不是狭义上“周代的制度”“秦代的制度”，而是指自周代至晚清，历时三千年的周制文化、历时两千年的秦制文化，虽有多种变态、解构，但一直没有缺位于波澜起伏的中国制度历程。在中国制度文化进程中，“周制—秦制”是中国制度文化的一对基本范畴，切近历史枢要。关于选择周制或是秦制，历代朝廷和士大夫都曾争论不休，在秦初、汉初、唐代、明清之际，论战尤其激烈。几千年来的政制实践中，呈现出二制起伏的现象，周制与秦制不断转变，代有轮替。不过，历代帝王术的基旨中，则是霸、王道杂用，儒表法里，阳儒阴法。该书对周制和秦制这两大制度文化遗产的优劣做了简要评述，主张摒弃周制和秦制的负面内容，鉴取其优秀可取
《文史通义》是清代浙东学派史家章学诚的代表作。该书理论内涵涉及历史理论、史学理论、历史编纂学理论、史学批评方法论等领域中的许多问题，最显著的特点是阐明史学家法和为史之意，辨析各种史书体裁义例，抨击治学各分畛域的积弊，宣扬史学经世致用的价值。同时章学诚还把校雠学也纳入史学的大范畴。在总结前人修志经验的基础上，章学诚提出了“志属信史”、“三书”、“四体”等重要观点，建立了方志理论体系，创立了方志学。其史学的某些理论是带有全面总结性的成果，达到了传统史学理论发展的优选阶段，具有承前启后的特点，是中国古代史学理论发展目前的一座丰碑。
本书是作者所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课题“通过语言文字塑造民族国家:中国近代国语运动研究”的结项成果，获得了专家一致好评，结项结果为优秀。 国语运动作为现代中国国家建构过程中的重要一环，既有文化想象的层面，也有知识分子与普通大众的参与和实践过程，作者引入社会文化史的视角，透过这一场上下合谋的文化运动，可以透视出现代中国国家重建的艰苦历程，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本书是一部全面展现民国时期劳资关系的社会史研究著作。作者运用大量一手史料，如《申报》《大公报》《女工日记》等，通过对不同类型企业、不同地区、不同所有者、不同实业的劳资关系加以深入分析，讨论了企业生态、行政管理、福利保障、工会团体等问题，呈现出民国时期劳资关系纷繁复杂的样态。本书尤其注重在微观上对社会底层劳工生活实情的展现，对读者认识或重新认识民国时期劳资关系有很大启发。
历史学家王笛经受了中国和西方两种学术体系的训练，因此他回望中国近代史以及看待世界历和人类史时，带有一种比较的、深邃的眼光，能看到问题的本质。他阅读广博，从历史学、社会学、人类学、政治学到文学，这使得他的行文丰富而又好看。这本书，体现出了他对新文化史、微观史从接触到深入研究直到创作的过程，传达出他的民众史观。他介绍和评述了海登·怀特、罗伯特·达恩顿、费正清、卡洛·金斯堡、史景迁、林·亨特、孔飞力、艾瑞克·霍布斯鲍姆、罗威廉等西方著名学者的思想和代表性著作。英雄史观和民众史观的区别是什么，怎样看待国家、社会和个人的关系，怎样看待人类的文明史，中国和世界的关系应该是怎样的，历史和文学的关系是什么等等问题，作者提供了自己新颖的、富有冲击力的、极有价值的见解。这是一本关于“书”的书，作者
本书既有通贯性的历时考察，也有专题性的共时研究，旨在通过多维度、多层面的研究，揭示古代文献在治替的历史脉络中，生生不息、传承不坠的文化规律，介绍古代图书文献传承的机制和影响因素，并将四书类文献置于儒学发展史的视野中加以审视，对文献与学术的互动关系，进行深入探析。主要有：古代中国文献传承的制约因素；汉代图书整理与文献传承；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目录编纂与学术传承；易代之际的文献恢复与流通；古代帝王与文献传承——以清代为论域；极权帝王与文献传承——以清代为论域，等等。
此书以“诚与真”为主要线索，就陶渊明的生平、作品、精神世界、文学风貌中“重要而又文献足征”的问题与话题，进行了全面而深入的探讨。全书分为上中下三编。上编“陶渊明的历史世界”，分为“生平六考”与“作品六考”，处理陶渊明生平、作品中一些最基本且重要的问题。中编“陶渊明的精神天地”，包括“笃意真古：自我与风度”和“诚之以求真：陶渊明的人生行思”两部分，讨论了陶渊明的自我认知、发展与展示，写作的真诚性，以及他的文化偶像，讨论魏晋玄学对陶渊明思想的影响，进一步分析陶渊明人生与文学的“真”之境界，并拈出“诚之以求真”一词，以此归纳陶渊明人生哲学与实践的独特面目。下编论“陶渊明的文学风貌”陶渊明的文学，包括“谁识弦上音：主题与风格”和“希声：陶诗的修辞”，就陶诗的“边境”主题、陶诗的力
本书是谷川道雄先生代表之一，中译本由中华书局于2002年出版，引起很大关注。此次新增订数万字，收入本社《日本中国史研究译丛》。本书原分为四编，收入谷川先生论文十余篇，对日本中国史研究的理论问题作了检讨与反思，且对六朝具体历史用"共同体"理论作了精彩分析。谷川先生生前的这次增订，新补了第四编的第四、第五两章，以及"补论"。
传统的延续和发展依赖历史记忆，并在记忆中不断重构。历史研究可以重复既有的认识，固化某些传统，更应该追溯传统的形成与演化，创造面向未来的新知。本书力求跃出藩篱，融合政治史、制度史、思想史、科技史、宗教史、史学史的视野，围绕“祭祀”“历法”“灾异”“佛教”“华夷”“修史”“典志”“谱学”八个主题，重新观察、论述与中国古代政治相关的种种惯习、心态及其变迁。“变动的传统”，意味着政治文化不是僵死之物，其活力正源于解析和重塑的种种可能。
在这本别开生面的访谈录中，玛丽亚·露西娅·帕拉蕾丝-伯克通过与九位 了“新史学”写作的学者的深入对话，探讨了历史写作的新路径，考察了所谓“新史学”的特性。在访谈中，阿萨·布里格斯、彼得·伯克、罗伯特·达恩顿、卡洛·金兹堡、杰克·古迪、丹尼尔·罗什、昆廷·斯金纳、基思·托马斯和娜塔莉·泽蒙·戴维斯，就他们的主要著作以及他们与其他重要史学家和理论家之间的关系，回答了相关的问题。 访谈者促使每一位历史学家说明他们的方法的合理性，反思自己的思想轨迹，将历史学家们原本可能深藏不露的经历和思想清晰地展现出来。这些访谈为当代史学实践的可能性、问题和关注点提供了新的洞见。这样一部生动而予人启迪的著作，对于学生和研究者而言都具有吸引力。
本书是一本面向学生的史学名家典范文集。本书分为“方法”与“示范”两个篇章，收录了史学名家如徐中舒、蒙文通、蒙思明、缪钺、冯汉骥等先生作品，每一位先生在全国学界都有重要影响；所收作品，每一篇也都有全国性的影响，都是确立其在相关领域学术史地位的重要作品。 编者希望通过能通过阅读，树立一个很好的典范，让初入史学的年轻人既能够感受学问大家的气度与格局，又能够学习如何做学问
张闻玉先生采用“三证合一”的论证方法，将文献记载、青铜器铭文与实际天象三者紧密结合，整理、分析数十件王年、月序、月相、日干支俱全的西周铜器铭文，利用十项“铜器历日研究条例”规则，以“月相定点”为核心理论，一一落实这些铜器记载的 纪年。针对自西汉刘歆以来及至“夏商周断代工程”的种种结论，作者指出“二重证据法”的不足及“月相四分”的失误，在强调“月相定点”的基础上，考证出西周的王序和王年，对考古界和历史研究界的断代既有补充，也有纠正。
这是一部跨学科研究的典范，涉及人类学、考古学、心理学、法学等诸多领域。基于对列维-斯特劳斯，罗杰·凯卢瓦等人有关人类早期祭祀活动的调查，本书对广泛存在于初民社会中的“活人祭神”行为的逻辑和功能提出了独树一帜的见解。作者认为人类族群中普遍存在一种“替罪羊”机制，杀死“替罪羊”可以将对内的暴力隐患释放到族群之外，从而保全族群内部的和平稳定。因此，暴力的祭祀活动并非宗教自身的产物，而源自族群化解内部矛盾的需求。祭祀行为是人类早期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本书的思路对于进一步理解与阐释早期中国或可提供别样的启示。作者勒内·基拉尔是法国著名思想家、文学批评家，被誉为“人类认知领域的新达尔文”。我社还曾出版过他的《浪漫的谎言与小说的真实》。基拉尔的学说以“攀比摹仿”论超越弗洛依德的“俄狄浦斯情
《史记》从成书到初次刊刻已历千年，从其初刻至今亦有千余年。从公元前一世纪问世到公元十世纪，《史记》的文本内容发生了极为关键的变化：两汉时期的删削与续补，晋唐之际注本的形成乃至唐代定型的三家注都大致出现在这一时段。本书关注的正是这一历史阶段《史记》的经典化问题。全书以《史记》的多种古写本为重要文献来源，将写本内部及写、刻本间的文本变化作为切入点，详细梳理了汉代以来《史记》的传写、阅读史。同时，本书还对《史记》日藏古写本及敦煌本进行了深入研究，并衍及日本《史记》学的变迁。本书持论严谨，资料详实，探研深入，心得独具，从书籍史、阅读史角度，为学界的《史记》研究提供新的着眼点，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意义。
肩水金关，本名原为金关，辖于肩水塞。不迟于始元七年（前80）即已设立，直至建武四年（28）尚存。其具体位置（A32遗址）在今甘肃金塔县航天镇北，额济纳河东岸。本书分上下两编，上编主题为“通关凭证与肩水金关”，综合考察过关所用的证件，包括符、传、通关致书等，并以个案形式透视金关的通关手续；下编主题为“文书简整理与研究的反思”，从简牍编号、出版体例、研究取径等入手，总结文书简整理与研究的得失。本书适合简牍学、中国古代史、古文字学等相关方向的研究者阅读和参考。
本书以考古勘探和发掘所反映的城市形态为标准，以修建于开阔平地且受到后世建设干扰较少的都城——曲阜周鲁城、东魏北齐邺城、隋唐长安城和元明中都为考察重点，串联起中国上古、中古和近古时期其他具有代表性的都城。并将之与《考工记·匠人》对城市规模、边界、路网、功能布局等的规定进行对比，纵向考察了中国古代各历史时期的都城选址与布局特征，横向上比较了不同古代文明区的理想城市，归纳出中国古代城市规划思想及制度的特点与影响，并深入探寻孕育这些思想与制度的社会文化背景。
《通鉴地理通释》共14卷，该书记述了《资治通鉴》所载地名的沿革异同、险要扼塞所在。首列历代州域，次列历代都邑，再次为十道山川和历代形势，参以历代名臣奏议。《通鉴地理通释》虽名与《资治通鉴》相关，但无论时间跨度还是内容，均超出《通鉴》范围，“虽题曰《通鉴》，实是泛考古今地理，不专释《通鉴》”（王鸣盛《十七史商榷》）。实借《通鉴》表达贯通古今之意。全书征引博洽、考订详明，为研读《通鉴》和研究历史军事地理的重要参考著作。全书部头虽小，却是在中国古代沿革地理、军事地理学研究方面具有开拓性贡献的著作，其史料、学术价值，历代都给予了较高的评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