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藤湖南的卓越学风特点之一,就是擅长把握总体的历史。例如,今天所谓 唐宋变革 的观点就是他早在上个世纪20年代初首唱的。这也是他所创立的中国史时代分期说的重要一环。众所周知, 唐宋变革 论即便在今日,仍然是世界学界所讨论的对象。 《中国史学史》在他的庞大著作之中,可谓名著中的名著。对于本书这种惊人的工作,湖南究竟是如何完成的呢?不用说这与湖南对于中国学术出众的知识,对中国文化发展的非凡见识是分不开的,进而应该加上一点,即还有他与中国文化之间关系的特殊方式。他认为东方史(包括朝鲜、日本在内的东亚史)其实就是中国文化的发展史,也就是说,他是把自己的史学也作为中国文化发展之一环的。在他那里是没有今日这种根据中国、日本等等近代主权国家进行划分的意识的。湖南自己也是将自己置身于东亚这种文
《中国古代史史料学(增订本)》为浙江大学历史系教授何忠礼所著。全书分上下两编。上编主要介绍自先秦至清代的各类史书,以及各种虽不是史书,但保存了很多历史资料的书籍和文字材料。下编介绍史料致误的情况,以及如何运用版本目录、标点校勘、年代避讳、声韵训诂等知识来检索史书,鉴别和利用史料。本书既有知识性,又有实用性,很适合大学生研究生使用,也适合一般读者阅读使用。原书曾于2004年由本社出版,是"浙江大学人文学术丛书"的一种。出版后市场反应良好,曾在某些高等学校历史系作为本科生和研究生的教材。原书早已售罄。今由作者对本书做了修订,质量有进一步提高。
本书是一部明代政治制度史的经典著作,立足于中国古代国家制度的基本特征及形成道路,以明代国家权力的内部结构和运行法则为切入点,勾勒出明代从中央到地方,从皇帝到乡绅里甲层层制衡的庞大国家机器。通过明代权力结构初创、定型、调整、再定型的全过程,展现明代国家权力结构演变的双轨制轨迹,展示中国历代国家权力“内廷机构外廷化、中央机构地方化、监察机构行政化”的普遍规律,揭示中国古代社会制度尤其是君主制度的本质特征。
先秦两汉是中国经史之学的形成、兴起阶段,此时期产生了一批重要的经学、史学著述。先秦五经具有史籍属性,蕴涵丰富的史料价值和历史思想;而汉代经史之学虽然在实践中出现了分离,却也形成了以经解史与以史解经的普遍现象,并且影响了此后中国经史之学的发展路径和基本方式。本书以先秦五经、两汉史籍及经师经解为依据,系统归纳了本时期经史之间的这一内在关联以及演变规律。
从清代到民国,经史关系的变化一波三折,错综复杂。《清代民国卷》从学术发展的内在理路和社会存在的制约作用两个方面进行观照,纵向考察经史关系的演变发展过程,横向分析经史关系的纠结及其对当时学术观念的影响,以揭示传统经史之学的意蕴、本质以及由传统进入近代以后学术发展的真实面相。
北京大学阎步克教授在书中围绕《周礼》六冕制度及其对历代冕制的影响,探讨了服饰礼制与政治权力的关系。他指出,六冕并非真实的周朝礼制,而是《周礼》的建构,具有“君臣通用”的特点;后代各王朝在宗经、复古思潮推动下,重新采用古冕,同时从尊君、实用出发,立足现行品位结构而调整古冕等级,理性化与世俗化倾向最终导致了“服周之冕”的低落。《周礼》六冕的兴衰变异,折射出了服饰与权力、学术与政治在传统中国的复杂关系。
《融汇与互动:比较史学的新视野》以中外史学的比较视野为主题,精选辑录了作者的18篇学术论文,是其多年学术成果的集中展现。全书共分三个部分:部分总论,讨论近现代史学的主要潮流和重要议题对历史研究和书写的冲击及影响,分析当代史学的现状和趋向;第二部分中西融汇,从中西比较的视野讨论中国和西方治史方法与旨趣的异同;第三部分中日互动,将目光转向与中国一衣带水的日本及其史学传统,从中日史学比较的角度探讨彼此间的交流与互动。全书视野宽广,独辟蹊径,是一部史学理论和方法研究的佳作。
本书聚焦宋辽金元时期史学家群体的 治理理论,系统探讨其史学思想与政治实践的互动。 上篇“以史为鉴与得君行道”剖析宋代史学的两大思潮——实用主义“经世之学”和道德理想“义理之学”,揭示史学家如何通过历史教育与撰述影响君主政治; 中篇“史事无情,史笔有法”以时代变革为背景,结合辽夏金元政权特征及史学家个案,分析制度变迁与治国理论的演变脉络,强调史学对政治变局的回应与建构; 下篇聚焦史学家对君主形象的再造,探讨其基于华夷观念、道德伦理与政权需求,重塑前代及本朝君主形象的过程,并剖析这种塑造对君臣关系、 认同的深远影响。
本书为“葛兆光讲义系列”之一,是作者2011年后为博士生开设“亚洲史的研究方法”课程的讲稿,经过十年以上的讲述,并反复修订增补后成书。全书分为四单元十三讲,从亚洲史研究的可能性,东西方有关亚洲史的学术史,重点讲到近世东部亚洲海域史的研究,并且详细介绍近世环东部亚洲海域历史的相关文献。本书的重点,是通过案例讨论亚洲史研究的途径,也讨论如何既把中国史放在亚洲史的大背景中,又从中国角度观察周边,进一步通过中国、东部亚洲海域、整个亚洲,理解历史的交错、联系和融汇。每个单元都以“问题”开始,讨论亚洲史研究的必要性,以“讨论”结尾,作为进一步研究的起点,最后给出建议阅读的论著目录。可以说,这不仅仅是一门针对研究生的历史课,而且是有关区域史研究的方法论。
本书作者葛剑雄是复旦大学历史地理所教授、博士生导师,曾任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所长、图书馆馆长。作为历史地理学领域的著名学者,葛剑雄教授学富五车,著作等身。除去其学术领域的成果,葛剑雄教授的人生经历同样丰富而精彩。本书由作者记录个人经历、叙往忆旧的文字汇总编辑而成,取太史公《报任安书》所言“述往事,思来者”之意,名为《往思录》。全书分“童年记忆”“青春无奈”“治学问道”“书缘终身”“生活经历”“往矣昔人”“万里记踪”七个部分,述及生活、学习、工作、游历等各个方面,展现了一代学人宝贵的人生阅历,可资后来者学习借鉴。
五四 以来至1949年之前,是中国现代史学形成并迅速发展时期,派别众多,名家辈出,作品琳琅满目,是中国现代学术门类中进步*快的一门学科。任何一门知识,发展到一定程度,皆会出现回顾反思性质的文字,以检讨前人所走过的道路,指示未来可能的途径。在中国现代史学进行时中,即不断有学人继承前人的研究,撰写中国史学史,作传统史学的总结。这部资料集收录四种史学史讲义,皆为首次整理,根据原文重新点校,学术价值极高。对于史学史研究、史学文献学的学习皆有很好的示范意义。而对于中国现代史学之形成的研究来说,继往也许与开来同样重要,同样值得深入探讨。
五四 以来至1949年之前,是中国现代史学形成并迅速发展时期,派别众多,名家辈出,作品琳琅满目,是中国现代学术门类中进步*快的一门学科。任何一门知识,发展到一定程度,皆会出现回顾反思性质的文字,以检讨前人所走过的道路,指示未来可能的途径。在中国现代史学进行时中,即不断有学人继承前人的研究,撰写中国史学史,作传统史学的总结。这部资料集收录四种史学史讲义,皆为首次整理,根据原文重新点校,学术价值极高。对于史学史研究、史学文献学的学习皆有很好的示范意义。而对于中国现代史学之形成的研究来说,继往也许与开来同样重要,同样值得深入探讨。
五四 以来至1949年之前,是中国现代史学形成并迅速发展时期,派别众多,名家辈出,作品琳琅满目,是中国现代学术门类中进步*快的一门学科。任何一门知识,发展到一定程度,皆会出现回顾反思性质的文字,以检讨前人所走过的道路,指示未来可能的途径。在中国现代史学进行时中,即不断有学人发表对史学研究回顾与展望的文章,不仅有总论,亦有专论,不仅有论中国史,亦有论西洋史,不仅正统派热衷于回顾,左派史家亦然。因此,全面而系统地整理这些反思文章,让不同立场的同时代人现身说史,可以让今人领略中国现代史学的多样而丰富的面相,不致被后见之明所误导,从而对中国现代史学有更加深刻的认识。这部资料集收录52篇长短不一的文章,皆精心筛选,许多为首次整理,根据原文重新点校,学术价值极高。需要说明的是,评论史家与史书
作为中国历史上专享的女皇帝,武则天的历史个案研究无疑蕴藏着丰富的政治与文化的解释空间。然而,梳理武则天的研究史我们会发现,这个聚讼不休的话题,在相当大程度上透视出我们史学的一种基本状况:对武则天的评价,专业史学内部纷争不止,而在“公共史学”领域内几乎一面倒,武则天的形象似乎从来就没有脱离过《新唐书》《资治通鉴》。然而,《新唐书》《资治通鉴》中关于武则天的某些表述,似乎会受到某种政治正确的影响,对于武则天的形象,会根据某一说法、一点影子进行放大,直到事实的性质完全发生改变。而本书以新史学的研究路径,突*了传统史学的藩篱,从另一种视角展示了不一样的武则天。本书不是武则天的传记,每一章的讨论皆是针对一个具体的问题。从武则天出生地与故乡的考证,到武则天归葬乾陵,一代女皇的出生到落幕,
本书在梳理、评述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采用实证研究的方法,对唐宋学术思想转型领域内前人关注较少或研究不足的重要问题,进行专题性的研究。内容包括中唐啖助、赵匡和陆淳《春秋》学著作考辨以及他们学说思想的经学转型意义,初唐道教重玄学与程朱理学的思想关联,晚唐五代文人小说中的“仙境”与道教“洞天福地”的关系,“宋初三先生”胡瑗、孙复、石介及开新学风的士建中、刘敞等人的生平事迹、学术思想和学术地位,唐宋时期的《左传》学与史书纪事本末体起源的关系。期望经由系列这样的专题深耕,连片成畴,从而更为真切地呈现唐宋学术思想转型的机制和状貌。
唐代有五大类高层文官和使职——宰臣、词臣、史官、财臣及牧守,他们是唐代更接近皇帝皇权,全面掌控国家财赋,以及在地方上治理百姓非常重要的官员。高层的职事官,在唐代经历了“使职化”的过程,从普通的职事高官,演变成皇帝的特使。在这种体制下,皇权得以进一步扩张。 本书通过个案分析,细致解读官员履历材料,探讨高层职事官在唐代经历的“使职化”过程, 阐释唐代高层文官复杂官衔的特征和深层意义,对唐代的政府架构及其权力运作方式给出了一个全新的、动态的理解,并且使读者深入体会唐代士人宦途沉浮的实态。
本书为冯天瑜先生遗作,综合了冯先生对中国古代传统文化、传统制度和历史研究的心得。本书题作“周制与秦制”,并不是狭义上“周代的制度”“秦代的制度”,而是指自周代至晚清,历时三千年的周制文化、历时两千年的秦制文化,虽有多种变态、解构,但一直没有缺位于波澜起伏的中国制度历程。在中国制度文化进程中,“周制—秦制”是中国制度文化的一对基本范畴,切近历史枢要。关于选择周制或是秦制,历代朝廷和士大夫都曾争论不休,在秦初、汉初、唐代、明清之际,论战尤其激烈。几千年来的政制实践中,呈现出二制起伏的现象,周制与秦制不断转变,代有轮替。不过,历代帝王术的基旨中,则是霸、王道杂用,儒表法里,阳儒阴法。该书对周制和秦制这两大制度文化遗产的优劣做了简要评述,主张摒弃周制和秦制的负面内容,鉴取其优秀可取
本书以江南运河嘉兴段的主航道以及嘉兴境内的主要运河为线索,由“越水兴古邑”“苏州塘之魂”“城与河,交相辉映”“千年主干杭州塘”“长水玉映珠”“四徙六析话海盐”“地嘉人善,嘉风习习”“平湖通沧海”八个章节组成,对嘉兴运河古镇中孕育的自然风光、乡土人情、名人典故等极具嘉兴地方特色的文化历史进行细致而深刻的描绘,字里行间都透露着这座江南古镇悠然、恬淡的历史文化气息,是一部领略嘉兴古镇古今历特色文化风貌的游览手册。
本书为作者近10年(2010-2019)关于中国史学思想史研究的“新论”,涉及相关研究的一些新论题、新观点、新思路和新方法。全书内容分为综合研究和专题研究2个部分,其中综合研究的内容包括历史思维、历史教育、史学功用、经史关系、社会思潮与史学思想、历史文化认同、史学近代化、史学与统一多民族国家以及二十四史民族史撰述等重大理论问题的探讨;专题研究则主要是以论述历代史家、史著的史学思想为主,也有关于具体历史时期的时代思潮与史学思想、史学正统观念、目录学的发展等一些具体问题的研究。“新论”对于扩大中国史学史的研究范围,推进中国史学思想史的深入研究,作出了新的尝试。
《唐摭言》,五代王定保撰,是现存唐五代史料中专享一部详细、系统地记载唐代科举制度及相关诗文掌故的专著。书中不仅记载了科举制度的发展变迁史实,保存了与科举相关的诗文作品,还栩栩如生地记录了文人士子与科举相关的生活举动,为研究唐代科举制度和文人生活、思想以及文学创作,提供了丰富的一手文献。本书以雅雨堂刻后印本为底本,广泛参校明、清抄本、刻本,考索传世文献,积极吸收学界既有成果,对《唐摭言》做了详细的校勘和笺证。
本书以秦汉魏晋南北朝时代的官阶制度为研究对象。作者采用“品位分等”和“职位分等”的概念,构建了一个新鲜的分析框架。通过这个新视角,作者对周代的爵命,秦汉二十等军功爵和禄秩,魏晋南北朝的官品、中正品、勋品、将军号、文散官,直到唐代的文武散阶,进行了细密考察,将之勾勒连缀为一条演进变迁的线索,并对其性质和意义提供了一系列独到解释。进而对整个帝国时代的官僚等级制度的发展,提出了划分为五个阶段的分期模式。
本书分为考古专题、文化遗址保护专题、秦汉社会研究专题,是秦汉研究近期新成果的展示。其中,秦长城专题研究、雍城血池遗址专题研究、秦都栎阳遗址专题研究紧扣热点研究领域,另外以岳麓秦简、里耶秦简、清华简等为材料依托,对传世文献及秦的历史及社会、经济等方面进行考证及阐释。本书以现阶段主要考古成果为研究对象,以文献史料与出土遗址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在分析遗迹及器物图片的同时,具体展现现阶段对秦史与秦文化在史学、文学、社会学、经济、历史地理学等方面的近期新研究成果。
杨慎(1488—1559),字用修,别号升庵,四川新都人。著作之富,为明一代冠。升庵以一代学者,兼为诗人。其于诗学,有裨后世,可称述者约有三事:其一,探究源流,以明诗史。其二,精研李、杜大家,渐成专门之学。其三,于诗之文字、语辞校正,考证疏释,用力 勤,收获独多。《升庵诗话》不仅为其诗学之 重要著作,也是中国古代诗学领域里之重要著作。本书以《升庵外集》十二卷为主,以《函海》本《升庵诗话》及有关《诗话》各本参校,今斟酌去取,共得五百九十六条。新笺本在作者父亲王仲镛教授原有笺证之基础上重加新笺,首先着重于搜求升庵之所引据,于原笺所未及或已笺而未尽者,皆尽力穷探其本源,注明其出处。进而考核其异同,查检其疏误。其或记忆失误,或考论偶疏,或乃有意改窜,或乃强为牵合,皆酌加分辨,略为说明。凡有众
“唐代文官研究系列”依据唐代官职的轻重与闲剧,分基层、中层和高层,采取全面视角,跨越唐官僚体系的三大板块——京官、州县官、方镇使府官。从中选取拥有代表性的一部分官职,以观察唐代士人任官的一些规律和特色,将其作为标尺,衡量唐代士人在仕途上的高低成就,且深入研究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三十多种官职,发掘这些官职的运作细节,本书是该系列第二种,分章详论了唐代士人中年经常出任的几种核心中层官职,其中包括京官七种(监察御史、殿中侍御史、侍御史、拾遗、补阙、员外郎、郎中),县官一种(县令),州府官一种(司录/录事参军),以及幕府官一种(判官),阐明了这几种官在唐代政府架构和士人官历中的意义与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