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流沙河先生讲解《诗经》的作品，由流沙河先生在成都的讲座整理而成。他从诗经305篇中择取81篇典型篇目，从诗歌的本质出发，对诗经进行了解读。与市面上其他“注解”《诗经》的书不同，流沙河先生在书中的讲解非常注重当时的社会场景，注重诗歌的感情，语言非常生动活泼，幽默风趣，其中还有不少四川方言的使用，让人读起来非常轻松愉快。本书在修订的过程中，增加了历代诗评的部分，选取方玉润、王夫之、闻一多等人的评论，与流沙河的讲解相互映衬。增加了93幅插图，包括细井徇《诗经名物图解》的图片和中国古画，诗、画、评一体，全方位理解诗歌内容。增加了生僻字注音和地名标注，无障碍阅读。

纪德君编写的《中国古代小说文体生成及其他》主要从史传、说书与小说的亲缘关系入手，探寻了古代小说的生成机制、叙事特点及其文体形态，发表了一些较有启发性的见解，诸如：早期的章回体历史演义，主要是通过“按鉴”的方式从“通鉴”类史书中衍生出来的；通俗小说文体中诸多“非书面”的口头创作特征，是基于口头记忆、书场演出、听众接受以及说书伎艺的传承等需要而产生的；通俗小说的编刨，在不同程度上受编创者、出版者、评点者、接受者等多种因素的制约与影响。另外，《中国古代小说文体生成及其他》还对通俗小说创作中存在的问题、通俗小说的传播方式，以及明清小说研究中流行的某些观点、存在的分歧或争议等进行了反思，这也有助于进一步拓展和深化中国古代小说研究。

《明代宦官文学与宫廷文艺》系统处理了明代宦官这一生活在特定场域内的特殊人群的教育状况、文化活动、权力角逐等，以求匡正过往文史作品中对其的不当认识和形象单一化问题。高志忠专著的《明代宦官文学与宫廷文艺》介绍到的人物中既有王翱、刘若愚等为诗著文的高才雅士，也有阿丑、高永寿等曲艺编演的优伶男宠，更有刘瑾、魏忠贤等涡乱朝纲的佞幸“权宦”。这三类宦官不仪对宫廷文化有着深远影响，而且在明代文学发展与演进中的隐显作用也不容小觑。无论是大有可观的“儒宦”诗文、风生水起的优伶戏剧，还是宦官政治下的士风、文风之变，昕有这些都表明明代宦官与明代文学、文化之间不可避免地要进行“互相阐释”。

《清代学术史讲义》，上起明清易代，下迄乾嘉两朝，凡作八章。《讲义》至第三章，皆讨论清初学术，第四至第六章，则以吴、皖、扬州三派经学家各自为类，一一探讨不同地域之学术在乾嘉间之分野。第七、八两章专论乾嘉史学，一为浙东史家全祖望、章学诚，一为江南赵翼、王鸣盛、钱大昕三大史家。柴先生著《清代学术史讲义》八章，虽篇幅不大，然布局有法，提纲挈领，入清以后一百八十余年间之学术大要，已然清晰呈现，可据可依。年轻学人凭此坚实基础，据以深入开括，精进不已，自可创辟新境，愈阐愈密。

杨启高为民国学人。上世纪30年代出版过好几种成体系的唐诗研究著作，但大多止于对唐代诗坛总体风貌的一般性论述，确有独特见地的专题性著述较少，而杨启高的《唐代诗学》于其中属于影响较深远、论述剖析相当精致者。 本书前线纲领论唐诗背景、渊源、流派、特质和体例，以下分初唐、盛唐、中唐、晚唐四部分分论各阶段诗坛领袖及其题材、文体、品格诸方面，常常寥寥数语道出主旨重心。

日本汉诗是我国古代诗歌繁衍域外的一大分支，在其1300余年的发展史上，经历了从模仿到创新、从依赖到独立的发展历程，产生过数以千计的诗人和数十万首诗篇，成就斐然。作者马歌东为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曾应邀赴日讲学，陕西师大亦地处古都长安，这使得作者有着得天独厚的文学本位优势及地理优势。《日本汉诗溯源比较研究》史料翔实考究，逻辑清晰严谨，是一本不可多得的针对日本汉诗研究的著作。

安立志编著的《薛蟠的文学观》是“四方风杂文文丛”之一。《薛蟠的文学观》一方面就“红”说“红”。即通篇只对《红楼梦》的事件或情节进行分析或解读，现实事件或情势未着一字，虽然文章主旨稍显隐晦与曲折，读者自可体到文章的现实针对性。另一方面借“红”说今。文章借用某些现实事件或时尚提法作为引子或由头，而分析的对象与主体却是《红楼梦》的人物与情节。这类文章的主旨较前者略微明显或浅露，目的在于提示文章宗旨是对某一社会现象的评价与分析。以“红”证今也是本书一个重要方面。文章以当今社会的现象或事件作为分析主体，《红楼梦》的事件或人物只是作为分析工具或材料陪衬。这类的文章较少，但也算其中之一类。

春秋战国的长期混乱结束于秦的统一，秦朝强盛而短暂，秦末农民起义建立起来的汉王朝在政体上对秦多所承袭，但其立国精神却是承袭三代尤其是西周初年的；魏晋南北朝的长期混乱结束于隋，隋也强大而短暂，隋末群雄并起局面中建立起来的唐王朝所处时代特点近似于汉。唐王朝为避免魏晋至隋短祚王朝的命运，把目光投向汉朝，把汉朝作为建政的楷模。对汉代文化的重视，对汉朝的向往，是唐朝创造繁荣文化的重要基础和动力。唐朝与汉朝中间相隔数百年，唐朝对汉代的传承主要是文化精神，与唐代文学有关的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其一，唐人对汉人在知识结构上的继承；其二，汉代文化精神对唐代文学表达方式的影响；其三，汉人的行为方式对唐代作家行为方式的影响

《长安文化与中国文学研究：宋代文体学研究论稿》试图从宋代文体理论批评、文体分类、文体文献、文体形态个案等不同视角出发，选取一些具有代表性的论题进行研究，力图通过有限的研究来透视出宋代文体学的全貌和总体特征。

本书主要探究吴宓、梅光迪、胡先骕等留美归来的“学衡派”如何成为现代文学*顽强的“复古派”，并*终成为新文化运动的“多余人”。作者从分析“学衡派”的“人文主义者”与“圣人”身份想象的形成入手，通过梳理“学衡派”与他们身份想象的载体——《学衡》的关系，考察“学衡派”在其特定身份想象指引下所展开的文化实践，以及在这过程中所显现出来的身份想象与中国现代文化语境的错位，力图尽量客观地呈现“学衡派”在中国现代文化中的地位及贡献。

文学与经济之间的关系源远流长。在法国文学中，对经济的思考与呈现从文艺复兴时期开始强有力地表现出来，经济、金钱现已成为小说表现中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本书选取法国经典作家蒙田、巴尔扎克以及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勒克莱齐奥与当下热门作家维勒贝克的文本为主要研究对象，旨在从个案研究入手，破译文学作品中所包含的经济密码，探寻经济现象与叙事策略、风格构成之间的隐秘链接，追问经济书写与文本的美学价值之间的内在联系。本书主要内容包括：蒙田《随笔集》中的经济话语、转型期的金融游戏密码 《人间喜剧》中的信贷模型、勒克莱齐奥的经济现代性反思、 维勒贝克的 文学介入 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