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陪审员法》，该法的亮点如下： 公民担任人民陪审员需要具备的条件。人民陪审员的学历要求规定为 一般应当具有高中以上文化程度 ，年龄要求为年满28周岁。此外，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监察委、公检法工作人员以及律师、公证员、仲裁员等不能担任人民陪审员;有受过刑事处罚，被开除公职，被吊销律师、公证员执业证书，被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等情形的，不得担任人民陪审员。 人民陪审员的选任与使用。采取由司法行政机关牵头负责，形成司法机关选荐、人大常委会任命、法院使用的选任工作机制。人民陪审员主要是随机抽选产生。同时，为了满足审判活动需要，也可以通过个人申请和组织推荐的方式产生人民陪审员，但人数不得超过名额数五分之一。

本书的研究对象是司法实践中广泛存在的民事执行竟合，其是指针对同一债务人的特定财产，存在多个民事执行债权而产生的难以同时满足的现象。民事执行竟合包括终局执行与终局执行之间的竟合、终局执行与保全执行之间的竟合以及保全执行之间的竟合。终局执行之间的竟合包括金钱债权执行与非金钱债权执行之间的竟合、金钱债权执行之间的竟合以及非金钱债权执行之间的竟合。解决这些竟合问题的关键在于执行顺序的确定。目前立法中的执行顺序确定规则不完善且存在冲突，而相关研究比较匮乏。本书的研究目的在于系统解决各种民事执行竟合中的执行顺序问题。同时，初步涉猎民事执行中与刑事执行或者行政执行的竟合问题。

寻求行政判决的合法性以我国行政诉讼合法性审查为切入点，以形式法治为辩论对手，阐述一种实质合法性与实质法治的主张。全书的核心问题是，司法判决如何获得合法性？进而言之，什么样的法治是理想的法治？

寻求行政判决的合法性以我国行政诉讼合法性审查为切入点，以形式法治为辩论对手，阐述一种实质合法性与实质法治的主张。全书的核心问题是，司法判决如何获得合法性？进而言之，什么样的法治是理想的法治？

在海事仲裁中，伦敦海事仲裁的性、其制度的先进性是有目共睹、毋庸置疑的。伦敦之所以能成为重要的海事仲裁中心，长期雄踞国际海事仲裁业的霸主地位，当然有其历史的地理的原因，但更重要的则是由于伦敦拥有十分健全和完备的海事仲裁制度。伦敦海事仲裁制度不仅对英国仲裁立法，而且对国际海事仲裁制度亦产生了重要而深刻的影响。 与作为同行的伦敦海事仲裁相比，我国的海事仲裁业还相当落后，海事仲裁制度还不够完善。在不断推动我国仲裁制度迈向现代化和国际化的进程中，伦敦海事仲裁制度无疑能为我国海事仲裁制度的进一步发展与完善提供有益的借鉴和启示，进而为实现我国海事仲裁业及海运业在新世纪的崛起和腾飞提供有力的法律保障。 本书以英国仲裁法及伦敦海事仲裁员协会仲裁规则为主线，运用历史的、比较的方法，从理论

春秋郑国大夫子产闻哭断案，顾恺之判妻子剖尸案，武则天误判驸马谋反案，名妓赛金花逼死人命案……看《大宋提刑官》，读《洗冤集录》，讲历史疑案，揭开断狱神手的秘密，走入真实的社会生活。 本书围绕《洗冤集录》这部世界名著展开，解析其中记载的尸体检验制度与方法，来向读者展示中国古代有关尸伤检验方面的法律文化形态。每篇以电视剧《大宋提刑官》中相关情节引入主题，再穿插讲述有关的古代奇案故事、历代相关的法律以及实际操作中的某些习惯与“陋规”，并在节后载录《洗冤集录》相关原文(并不完全按照其原有的顺序)，大致形成“案发当时”、“断案宝典”、“揭密疑案”、“附录原文”四个部分。全书还附有一篇《正说大宋提刑官宋慈》，介绍历史上真实的宋慈及其断案宝典《洗冤集录》。

《行政程序法研究》一文从行政程序与诉讼程序的比较入手，在分析行政程序的特性基础上，对行政程序法进行了深入、系统的研究。论文共分八章： 章，行政程序与诉讼程序。笔者首先分析了行政程序的定义，认为行政程序是行政机关行使行政权力的程序，在现代社会具有双层含义，包括技术层面的行政程序和制约行政权力层面的行政程序。其次，对行政程序与诉讼程序作了比较研究，指出二者的异同及行政程序对诉讼程序的吸收、借鉴。提出行政程序不能完全司法化，只能结合行政程序自身的特点，适当吸收司法程序，在程度上实现司法化。 第二章，行政程序法的基础理论。笔者从批驳“程序法等于诉讼法”的观点入手，阐述了行政程序法的概念、渊源和功能。行政程序法作为程序法的一种，是指规范行政机关和相对人在行政程序中的权利义务关系的

寻求行政判决的合法性以我国行政诉讼合法性审查为切入点，以形式法治为辩论对手，阐述一种实质合法性与实质法治的主张。全书的核心问题是，司法判决如何获得合法性？进而言之，什么样的法治是理想的法治？

诉讼目的论，诉权论和既判力本质论同被视为传统民事诉讼法学理论中三大抽象而重要的基本理论。其中，诉讼目的论更是在民事诉讼理论和实务领域居于核心地位。诉讼目的论在国外（特别是大陆法系国家）受到了学者们的高度重视。遗憾的是，由于历史的原因，我们民事诉讼法学界对该问题还未曾展开系统而全面的研究，诉讼目的论甚至还没有引起学者们的广泛关注。 作者选择了此一颇富开拓且具挑战的课题作为自己博士论文的研究对象，并在博士论文基础上修改、补充和完善，形成了这本很有分量的专著。作者试图在学习和反思诸种诉讼目的论的基础上，结合中国实际，构建体系完整并独具特色的，融保障实体利益

特伦斯·安德森、戴维·舒姆、威廉·特文宁编写的《证据分析(第二版)》是一部关于事实问题论证之建构与批判的导论性著作，对诉讼各阶段证据的整理与评价问题也做了介绍，全书有趣而严谨。书中涵盖了逻辑证明的潜在原则；案情讲述之用途和风险；裁决标准以及概率和证明之间的关系；在事实调查、准备审判过程中对证据进行分析和排序的图示法和其他方法，这些方法与法律过程、刑事调查和情报分析过程中的其他重要决定也密切相关。《证据分析(第二版)》的目的，是在学生作为律师进入实践领域或涉足实践推理的其他活动领域之前，使其能够打好基础并将基本技能提高到一个更高水平。

日本民事诉讼法原来是以德国法为蓝本制定的，因而其系属于大陆法系，但在战后日本法却深受美国法理论的影响。可以说，这虽给沉寂已久的日本民事诉讼法学带来了一缕新风，以致学者们也对这种理论抱有极大的兴趣，但结果上造成了实务与学说背离。本书的立场是，日本的民事诉讼法属于大陆法系，其理论的本质方面必须是规范出发型，因而现为日本民事诉讼法学界多数说的纠纷解决说是错误的，而且所谓的新诉讼物理论也是不正确的。作为大学教学用教材，其中的内容当然是专门针对民事诉讼基本理论的阐释。

理查德·A·波斯纳法官在本文中，次综合性地对证据法进行了经济分析。本文包括三部分。首先，波斯纳法官提出并描述了两个可能的经济学模型：搜寻模型和成本化模型，以描述让据如何获取、提出和评价。在两个模型中，波斯纳皆引进了贝叶斯定理对理性决策进行考察。其次，他分析了证据的收集过程，以经济学术语就“纠问式”和“对抗式”司法制度进行比较和对照。初看起来，纠问制显得似乎更富于经济效率。然而，这可能只不过是一种虚幻，是对抗制具有更大的公众可见性以及对辩诉交易的广泛，接受所产生的结果。最后，该论文及了证明责任问题，以及《联邦证据规则》的具体规定，包括：无害之错、限制性指示、关联性、品格证据、传闻证据、专家证人以及各种证 拓特权和排除规则。他得出结论，症状斩的证据法并非为保障非经济的价值目标而简单

在海事仲裁中，伦敦海事仲裁的性、其制度的先进性是有目共睹、毋庸置疑的。伦敦之所以能成为重要的海事仲裁中心，长期雄踞国际海事仲裁业的霸主地位，当然有其历史的地理的原因，但更重要的则是由于伦敦拥有十分健全和完备的海事仲裁制度。伦敦海事仲裁制度不仅对英国仲裁立法，而且对国际海事仲裁制度亦产生了重要而深刻的影响。 与作为同行的伦敦海事仲裁相比，我国的海事仲裁业还相当落后，海事仲裁制度还不够完善。在不断推动我国仲裁制度迈向现代化和国际化的进程中，伦敦海事仲裁制度无疑能为我国海事仲裁制度的进一步发展与完善提供有益的借鉴和启示，进而为实现我国海事仲裁业及海运业在新世纪的崛起和腾飞提供有力的法律保障。 本书以英国仲裁法及伦敦海事仲裁员协会仲裁规则为主线，运用历史的、比较的方法，从理论

《审判要旨系列：相邻关系纠纷案件审判要旨》内容共分上下两部分，上篇研究、探讨了相邻关系的基本理论及审判实务问题；下篇选取了部分典型案例进行讲解。

1990年代以来，美国的中国法律史研究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新进展，先前的不少旧见陈说，均在不同程度上得到了反省和批判。而此－学术风潮的代表，乃是以黄宗智教授为核心的/inn福尼亚大学洛杉矶校区（UCLA)中国法律史研究群。他／她们立基于先前甚少为学界所系统利用的各种诉讼档案，贡献出一批引起国际学界广泛关注的研究成果。 本书所收的论文，系由UCLA中国法律史研究群的诸位学者亲自挑选，主要研究时段上至清代，中经民国，下迄当今，广涉司法实践、地方行政、妇女与性、土地买卖、税收与教育、地方政权建设、跨国家庭纠纷等多重面相。对于中国学者而言，本书提供的重要启示不仅包括提醒我们注重对诉讼档案的充分运用。以及吸收的社会科学成果，还包括借历史之光洞见现实问题，从而在某种程度上摆脱中国法律史研究“博物馆化”的困境。

非诉讼纠纷方式(包括传统的调解与现代代替性纠纷解决方式，即ADR)是现代社会纠纷解决机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本书以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为主要研究对象，从理论和实务两个方面系统地探讨了现代法治条件下非诉讼纠纷方式的地位、功能、理论框架以及制度建构；同时，对世界各国现行的、从民事诉讼制度到各种ADR所构成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进行分析比较，在此基础上，对建构我国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提出初步的设想和预测。主导思想是，主张在法治的前提下提倡社会成员的自治性；在注重纠纷解决的公平的同时，兼顾效益与效率；在弘扬依法维权意识的同时，提倡协商与双赢的精神，在健全民事诉讼制度的同时，重视发挥传统和新型的ADR的作用，并使二者达到协调和互补，建立适应我国社会现实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