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是西汉有名史学家司马迁撰写的一部纪传体史书，是中国历目前靠前部纪传体通史，被列为“二十四史”之首，记载了上至上古传说中的黄帝时代，下至汉武帝元狩元年间共3000多年的历史。与后来的《汉书》、《
《山海经》是一部内容丰富、风貌奇特的古代佳作，堪称中国奇幻、魔幻文学的开山鼻祖。全书涉及历史、地理、民族、宗教、神话、生物、水利、矿产等方面内容，是中国文化的珍品，是中国古人想象力的集中体现。本书搜集了今人所能搜集到的几乎所有《山海经》图文版本，全面呈现这部中国上古时代集奇幻与瑰丽之大成的想象之作。深刻反映了上古时代种种神话传说，是值得珍藏的一本书。对那些爱好历史、地理，喜欢研究神秘古怪事物的读者来说，实为优选。
《左传》全称《春秋左氏传》，儒家十三经之一。《左传》既是古代中国史学名著，也是文学名著。《左传》是中国靠前部叙事详细的编年史著作，相传是春秋末年鲁国史官左丘明根据鲁国国史《春秋》编成，记叙范围起自鲁隐
司马光编撰的《资治通鉴》，是我国部编年体通史，记录了从三家分晋一直到五代十国，十六个朝代，一千三百六十二年的历史。全书分二百九十四卷，共有三百多万字，取材十分广泛，历史资料十分丰富。《资治通鉴》刻录的是各个朝代重要的政治变革、君臣的言行，描述了许多军事上的重大战役，以及重要的社会经济活动与人物。 司马光在编撰《资治通鉴》时，注意吸收纪传体的优点，采用了连载、主载、附叙、补叙等写法，以事件为线索组织材料。在语言文字的特点上，司马光充分发挥擅于叙事的特长，用优美而质朴的文字、古雅浑厚的格调、简洁晓畅的风格，生动描述了许多突发事件和大型战役，其中许多场面和人物描写，已经成为文学史上的名篇，像赤壁之战、淝水之战、李愬雪夜入蔡州等，被选入中学小学生课本，成为中小学生喜爱的佳作。
《群书治要》是唐太宗李世民于贞观初年下令，由谏官魏徵及大臣虞世南、褚遂良等从先前历代帝王治国资政史料中撷取经、史、诸子百家有关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精要，编撰而成的一部作品。该书上起五帝，下迄晋代，博采典籍六十五种，共五十余万言。它是中国历史上一套按照经、史、子分类的类书，可以说是唐朝的“四库全书”。书成，魏徵在序文中称其为一部“用之当今，足以鉴览前古；传之来叶，可以贻厥孙谋”的治世宝典。 令人痛惜的是，随着唐朝的灭亡，该书曾在中国失传上千年。所幸当时的日本遣唐使将该书带回了日本，很快就被日本天皇及大臣奉为宝典，该书才得以保存下来。
《明史》由清张廷玉主持编修。本选译本，以1976年中华书局出版的点校本为底本。从本纪中选出15篇纪传加以译注。反映了明朝兴盛衰亡的历史进程。入选的篇章，不作全译而只译其中重要而精彩的部分，对于原文中的人名、官名、地名和生僻的字、词，做了简要的注释。译文采用忠实于原文的直译的办法，以帮助读者理解原文。
本书是作者的读者随记，原名《知圣道斋读书跋尾》，在清嘉庆刻本，附于《恩馀堂经进稿》之后。清末章寿康重刻编入《式训堂丛书》，改名《知圣道斋读书跋》。上卷所论是经史书籍，下卷所论是子集书籍，各有五十余种，大都是重要书籍。彭氏此书论述涉及各书的内容和传本情况，寥寥数语，却能道中肯綮。 本书虽然是随笔散记，其考证和评论，要言不烦，颇有《四库提要》的风范。彭氏博学多识，引证经史典籍和百家之说，信手拈来，恰到好处。随手记载的掌故和佚闻，也不乏重要的史料，对治学之士很有启发。书中提到清四库馆辑本《旧五代史》原来注有各条出于《永乐大典》或其他书籍哪一卷，便于读者查考，刊本一律删去，彭氏多次建议，不被采纳。这段史实很受后人重视，百年后张元济先生辑印百衲本《二十四史》时，就曾为之慨叹。彭氏对
《谷梁》在战国时一直是口耳相传的。据唐朝人的说法，最初传授《谷梁传》的，是一个名叫谷梁俶的人，他一名赤，字元始，说是曾受经于孔子的弟子子夏。但据后人考证，《谷梁传》中曾引“谷梁子曰”，竟然自己称引自己，书中还有引用公羊子的话并加以辩驳的情况，因此有人认为成为要较《公羊传》为晚。
《世说新语》宋绍兴八年董弅刻本题记云：“唐初史臣修书，率意窜定，多非旧语，尚赖此书以传后世。然字有论舛，语有难解，以他书证之，间有可是正处。而注亦比晏本时为增损。至于所疑，则不敢妄下雌黄，姑亦传疑以俟通博。”董氏与南宋校勘名家彭叔夏相去不远，虽然名不见经传，但题记所云和彭氏的“书不可以意轻校”宗旨相侔。 本书以王先谦思贤讲舍刻本为底本，校以影宋本、袁褧刻本及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徐震堮《世说新语校笺》，采用定本形式，对诸家以为当改的明显讹误，全数予以校正，不出校记。至于作者所校，则采用底本附校勘记形式，一律附后，不入正文。（本书为精装繁体竖排！）
《世说新语》宋绍兴八年董弅刻本题记云：“唐初史臣修书，率意窜定，多非旧语，尚赖此书以传后世。然字有论舛，语有难解，以他书证之，间有可是正处。而注亦比晏本时为增损。至于所疑，则不敢妄下雌黄，姑亦传疑以俟通博。”董氏与南宋校勘名家彭叔夏相去不远，虽然名不见经传，但题记所云和彭氏的“书不可以意轻校”宗旨相侔。 本书以王先谦思贤讲舍刻本为底本，校以影宋本、袁褧刻本及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徐震堮《世说新语校笺》，采用定本形式，对诸家以为当改的明显讹误，全数予以校正，不出校记。至于作者所校，则采用底本附校勘记形式，一律附后，不入正文。（本书为精装繁体竖排！）
《吴越春秋》历叙吴越两国的史事，从记载史学这一点来说，它是一部史书；从记载的内容与风格来说，它实是一部介于史家与小说家之间的作品，可谓是后世历史小说的滥觞。本书以上海涵芬楼影影印的明弘治十四年邝廷瑞、冯弋刻本为底本，并用其他明、清版本，类书，古注的引文，以及《左传》、《国语》、《史记》等史籍异文进行校勘改正。 本书从记载史事这一点来说，是一部史书；但从它记载的内容与格调来说，又不同于严谨的史家之实录。它实是一部介于史家与小说家之间的作品，可谓是后代历史演义小说的滥觞。因此，它虽然一向被列入史部，但读起来却比一般史书更为生动、更富于情趣，因而更受到读者的喜爱。
《春秋繁露》是西汉儒家学者董仲舒的著作。顾名思义，是对《春秋》大义的一种解释和发挥。《春秋繁露》全面地阐发了董仲舒的宇宙观和政治哲学、伦理思想。同时，也反映出汉武帝时代儒学的基本面貌。 《春秋繁露》共存篇目八十二篇，阙文三篇，限于字数，本书只对《春秋繁露》一书中的部分篇目进行了注译。在这一过程中，笔者选取了书中影响较大、较能代表董仲舒思想全貌的篇目。注译的原则是既注意严谨规范又尽量做到简单明白。注释较简而译文较详。本书所用的底本为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本《春秋繁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