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收录金石学家周季木历年所得古代刻石131品，所收文物年代上起周秦，下至晋宋，精拓缩影石印，前有周氏编目，并详载原石尺寸及著录情况。周季木是民国时期著名金石藏家，以收集刻石、玺印、古陶闻名于世，所藏文物按门类各有图录，其中《居贞草堂汉晋石景》著录刻石，《魏石经室古玺印景》著录玺印，《季木藏陶》著录陶文，所收藏品都是周氏家藏之精华。《居贞草堂汉晋石影》以年代为序，著录至1929年为止的周氏所藏精品刻石名目，并各附拓片，堪称一部难得的古代金石图录，有极高的学术价值与收藏价值。

文献流传从钞写过渡到版刻印刷后，同一种书有了不同的刻印本。何以是甲，何以是乙，多有各自的识别标识，后世每依这些标记识别它的刻印年代和刻印人家，从而判断其文献价值和文物价值。但传世过程中，这些标记往往失去，加上有人有意造伪，识别与判断就为了难度。

文献流传从钞写过渡到版刻印刷后，同一种书有了不同的刻印本。何以是甲，何以是乙，多有各自的识别标识，后世每依这些标记识别它的刻印年代和刻印人家，从而判断其文献价值和文物价值。但传世过程中，这些标记往往失去，加上有人有意造伪，识别与判断就为了难度。

《十通》是书名带《通》字的十部大书的总称。唐代杜佑撰《通典》后，有南宋郑樵撰《通志》、元初马端临撰《文献通考》，合称『三通』。清乾隆时官修的《续通典》、《清朝通典》、《续通志》、《清朝通志》、《续文献通考》、《清朝文献通考》，加上前面『三通』，称为『九通』。一九二一年，浙江南浔刘锦藻撰成《清朝续文献通考》，始有『十通』之名。 《十通》是一套有关我国历代典章制度的大型工具书，共计二千七百多卷，内容广博，规模宏大。有了它，就能基本上掌握历代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制度方面的资料，更便于了解各项制度的沿革。它无疑是文史工作者和单位图书馆、数据室的工具书。

李商隐年谱晚近流传的有三家：一是朱鹤龄的李义山诗谱：一是冯浩的玉溪生年谱；另一就是这本张采田的玉溪生年谱会笺。三家之中，朱氏是草创，于商隐生平出处，漏略很多。冯谱则钩沈索隐，号称；伹晚出的樊南文集补编，却不及见，所以仍有不少舛误的地方。张笺是在冯谱的基础上删繁补缺，重行编定的。于前此各家的误笺，纠正颇多；也有不少创获，在上述各谱中，是较为精审的一本；可为研究李义山生平、作品的重要参考。

《二十五史艺文经籍志考补萃编》收录二十五史中的艺文志或经籍志及其在宋代至民国间的考证、注释与补遗之作，收录清代至民国间补撰的各朝艺文志或经籍志，收录宋、明。清三朝的阂史艺文志或经籍志，共计83种，每一种部作了标点，校勘，大致根据时代和篇幅分为27卷30册。这足史志日录首次大规模的汇辑和整理，显示丫各代藏书与著述之盛，在程度上摸清了中国古代文献典籍的家底，反映了各个时代各种学术的兴起、发展与演变，体现了中国古代思想、文化与科技的繁荣，为贯通考察典籍的成书、著者、卷帙、真伪，流传等情况，提供了最基本、最可信的依据。

李商隐年谱晚近流传的有三家：一是朱鹤龄的李义山诗谱：一是冯浩的玉溪生年谱；另一就是这本张采田的玉溪生年谱会笺。三家之中，朱氏是草创，于商隐生平出处，漏略很多。冯谱则钩沈索隐，号称；伹晚出的樊南文集补编，却不及见，所以仍有不少舛误的地方。张笺是在冯谱的基础上删繁补缺，重行编定的。于前此各家的误笺，纠正颇多；也有不少创获，在上述各谱中，是较为精审的一本；可为研究李义山生平、作品的重要参考。

由于海峡的阻隔，我们暂时无法一睹《四库全书会要》的真容。但是，吉林出版社集团对于《回要》的影印出版，却在某种程度上稍减我们的遗憾。这也是这部中华文化的珍品首次在大陆印行。它的才出版印行，无论是对于历史文献的研究整理，还是对于中国古代历史与思想文化的研究，其积极意义都是不言而喻的，同时，由于《四库全书会要》本来就是书中精品，在辅之以现代的印刷技术，这套丛书也理所当然地应该成为大小图书馆和个人收藏的珍品。

《五帝本纪》是司马迁《史记》乃至“二十四史”的开篇，记述了从黄帝至尧舜时期的远古历史。《史记五帝本纪讲稿》作者李学勤编著的从中国文明起源的角度，以文本细读的方式，对《五帝本纪》进行深度讲解，并梳理了有关五帝时代及上古史研究的争论与探索。

《史记》是我国汉代伟大历史学家文学家司马迁所著，它记载了上起轩辕、下至汉武帝太初年间，共三千多年的历史变迁。经涉及了哲学、政治、经济、文学、美学、天文、地理、人才、伦理道德甚至医学方面，几乎囊括了当时人类思想活动的全部内容，一部百科全书式的鸿篇巨箸。 《史记》是司马迁一生的结晶。集中著述，花了15年左右，如果把资料的准备工作在算在内，那要超过20年。《史记》记录的历史，是从传说中的黄帝开始，到汉武帝太初年间为止，大约三千年。其体例为纪传体，多以人物或者家族为单位展开，故事性很强，文笔出众，是后代传记文学的先驱和样板，影响至深。在思想上，司马迁因为自身的经历，对“人”的思考要超出当时那个年代，真正做到了“以人为本”，这是很罕见的。

读书或可睹人。推进学术交流，化解误解误读，减少文化摩擦，出书、读书、品书与人员交流对话，是有力的两翼。我们阅读日本中国学著述的时候，如果不只停留在听他们述说什么，而进一步思考为什么会那样说，我同进期中国本土研究有哪些不同，那么，这些材料就可能演化为我们拓展本土文化研究和外国文化研究两大领域更有用的思想资源。 本书为《日本中国学文萃》之中的一本，作者入谷仙介是日本著名汉学家，一生致力于中国古代文学的研究，著述颇丰。入谷先生在本书中不是单纯地关注王维的诗和文，而是把诗人置于历史大背景和人际交往小环境去研究，从而得出自己比较独到的见解。本书资料翔实，视角独特，文笔细腻。

湖南图书馆编写的《湖南古旧地方文献书目》收录的宗教文献于此类史迹记载丰富。本书还收录大量记载湖南各地扶危济困、积谷赈灾、恤贫助学、惠老育婴、义渡义桥等慈善乐捐文献的书目，为了解清末至民国时期的社会民生提供了手资料信息。

本书是五代后晋时官修的旧唐书，是现存最早的系统记录唐代历史的一部史籍。

《近思文丛·吾道一以贯之：重读孔子（第2版）》在2003年出版后倍受重视，也得到国际学术界的高度评价。美国介绍和研究中国当代思想的著名国际学术刊物ContemporaryChineseThought:TranslationsandStudies曾以2007年夏季号一整期的篇幅发表了此书第一章的翻译。《近思文丛·吾道一以贯之：重读孔子（第2版）》的关键词是《论语》中的“微言大义”和西方基督教传统引发出的“他者”。伍晓明试图用西方哲学家的思想方法去揭示《论语》的“微言大义”，把我们熟知的孔子思想放在了西方哲学的显微镜下重新审视，用“异域的”西方概念这把解剖刀去分解中国的传统观念。如果《论语》可以历两千五百年之无数阅读而弥新，那么这部试图与《论语》中的孔子思想进行对话的著作也正在努力让自己成为对这一“历久弥新”有所贡献者。

李商隐年谱晚近流传的有三家：一是朱鹤龄的李义山诗谱：一是冯浩的玉溪生年谱；另一就是这本张采田的玉溪生年谱会笺。三家之中，朱氏是草创，于商隐生平出处，漏略很多。冯谱则钩沈索隐，号称；伹晚出的樊南文集补编，却不及见，所以仍有不少舛误的地方。张笺是在冯谱的基础上删繁补缺，重行编定的。于前此各家的误笺，纠正颇多；也有不少创获，在上述各谱中，是较为精审的一本；可为研究李义山生平、作品的重要参考。

李商隐年谱晚近流传的有三家：一是朱鹤龄的李义山诗谱：一是冯浩的玉溪生年谱；另一就是这本张采田的玉溪生年谱会笺。三家之中，朱氏是草创，于商隐生平出处，漏略很多。冯谱则钩沈索隐，号称；伹晚出的樊南文集补编，却不及见，所以仍有不少舛误的地方。张笺是在冯谱的基础上删繁补缺，重行编定的。于前此各家的误笺，纠正颇多；也有不少创获，在上述各谱中，是较为精审的一本；可为研究李义山生平、作品的重要参考。

本书为 古籍十年规划重点项目，由 法律史专家杨一凡、宋北平先生主编。大清会典是清代典章制度的集成之作，清代两百多年的历史中先后修了五部会典，从康熙会典到雍正会典、乾隆会典和嘉庆会典、光绪会典，共同构成了清代典章制度的整体。这些会典内容前后相连，是了解中国古代法治建设的主要文献。具有重要文献价值。此前我社已经出版了康熙会典和乾隆会典，此次出版嘉庆会典，嘉庆会典共计八十卷，收录内容止于嘉庆十七年，是研究清代中晚期制度建设的主要文献。整理者王帅一和刘盈皎、王正华是法律史的专业研究者，本次整理态度严谨，质量较好。将为学界提供一个简便易用的通行本。

读书或可睹人。推进学术交流，化解误解误读，减少文化摩擦，出书、读书、品书与人员交流对话，是有力的两翼。我们阅读日本中国学著述的时候，如果不只停留在听他们述说什么，而进一步思考为什么会那样说，我同进期中国本土研究有哪些不同，那么，这些材料就可能演化为我们拓展本土文化研究和外国文化研究两大领域更有用的思想资源。本书为《日本中国学文萃》之中的一本，作者入谷仙介是日本著名汉学家，一生致力于中国古代文学的研究，著述颇丰。入谷先生在本书中不是单纯地关注王维的诗和文，而是把诗人置于历史大背景和人际交往小环境去研究，从而得出自己比较独到的见解。本书资料翔实，视角独特，文笔细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