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3月14日，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我们谨以《史学概论》，作为对这位的无产阶级革命导师的纪念。在五十年代，同志们在一起谈天，提起史学概论来，都认为应该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指导下，写这么一本书；同时也认为，在高等学校历史系应该开设这门课程。至于《史学概论》应该怎么写，这门课程应该讲些什么，大家一时想不出办法来。一年一年过去了，对这个问题一直没有认真讨论过。后来，我在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开了这门课程，主要讲的是历史唯物主义。但我并不认为这种讲法是对的。因为我觉得，如果只讲历史唯物主义，这门课就应该叫历史唯物主义，不应该叫史学概论。我为这个课程内容问题，多年来一直感到不安。去年，因为《史学史研究》季刊的需要，我每一季度撰写一篇文章，交它发表，总题目是《谈史学遗产答客问》。在酝酿这四篇文
本书的内容大多取自往哲时贤的著述和经验，在作者个人相当于一份读书笔记，对读者则或许能起一点资料汇编的作用，借陈寅恪的话说，“殊不足言著述也”。这大抵也接近史学方法的本义：它是一种修养、经验和技艺的综合体，如果脱离治学经验和典范之作来讨论方法，就容易沦为空谈。 书中引述了大量他人的言论，涵盖古今中外。各位论者的思想背景和言说语境各不相同，将他们的言论条贯于一个系统当中，不仅显得牵强而芜杂，而且可能导致曲解和附会。
这四卷《文集》大体上都是关于中国史学、文化史、思想史方面的论文，但也有几篇是讨论西方历史与文化的。写作的时间上起 20世纪 50年代，下迄近一二年；在这半个世纪中，作者自己的知识和思想都有很多的变化和进展。如果作者以今天的理解重写这些论文，它们当然会呈现出不同的面貌。但无论是重写或修改，在事实上都是不可能的，作者只好让旧作新刊，以存其真。
这四卷《文集》大体上都是关于中国史学、文化史、思想史方面的论文，但也有几篇是讨论西方历史与文化的。写作的时间上起 20世纪 50年代，下迄近一二年；在这半个世纪中，作者自己的知识和思想都有很多的变化和进展。如果作者以今天的理解重写这些论文，它们当然会呈现出不同的面貌。但无论是重写或修改，在事实上都是不可能的，作者只好让旧作新刊，以存其真。
这四卷《文集》大体上都是关于中国史学、文化史、思想史方面的论文，但也有几篇是讨论西方历史与文化的。写作的时间上起 20世纪 50年代，下迄近一二年；在这半个世纪中，作者自己的知识和思想都有很多的变化和进展。如果作者以今天的理解重写这些论文，它们当然会呈现出不同的面貌。但无论是重写或修改，在事实上都是不可能的，作者只好让旧作新刊，以存其真。
本书的内容大多取自往哲时贤的著述和经验，在作者个人相当于一份读书笔记，对读者则或许能起一点资料汇编的作用，借陈寅恪的话说，“殊不足言著述也”。这大抵也接近史学方法的本义：它是一种修养、经验和技艺的综合体，如果脱离治学经验和典范之作来讨论方法，就容易沦为空谈。 书中引述了大量他人的言论，涵盖古今中外。各位论者的思想背景和言说语境各不相同，将他们的言论条贯于一个系统当中，不仅显得牵强而芜杂，而且可能导致曲解和附会。
本书的内容大多取自往哲时贤的著述和经验，在作者个人相当于一份读书笔记，对读者则或许能起一点资料汇编的作用，借陈寅恪的话说，“殊不足言著述也”。这大抵也接近史学方法的本义：它是一种修养、经验和技艺的综合体，如果脱离治学经验和典范之作来讨论方法，就容易沦为空谈。 书中引述了大量他人的言论，涵盖古今中外。各位论者的思想背景和言说语境各不相同，将他们的言论条贯于一个系统当中，不仅显得牵强而芜杂，而且可能导致曲解和附会。
这四卷《文集》大体上都是关于中国史学、文化史、思想史方面的论文，但也有几篇是讨论西方历史与文化的。写作的时间上起 20世纪 50年代，下迄近一二年；在这半个世纪中，作者自己的知识和思想都有很多的变化和进展。如果作者以今天的理解重写这些论文，它们当然会呈现出不同的面貌。但无论是重写或修改，在事实上都是不可能的，作者只好让旧作新刊，以存其真。
浙东，作为一个地理范围，清雍正《浙江通志》卷一是这样记载的：“元至正二十六年，置江浙等处行中书省，而两浙始以省称，领府九。明洪武九年，改浙江承宣布政使司。十五年割嘉兴、湖州二府属焉，领十一府。国朝因之，省会日杭州，次嘉兴、次湖州，凡三府，在大江之右，是为浙西。次宁波、次绍兴、台州、金华、衢州、严州、温州、处州，凡八府，皆大江之左，是为浙东。” 自章学诚《文史通义》有专篇论述“浙东学术”以来，梁启超、钱穆、何炳松、陈训慈、金毓黻、刘节、杜维运、朱仲玉、叶建华等学者对浙东学术的精华”浙东史学”都有论及。上述学者的论述，或偏重于某一个时期，或着眼于浙东的某一个地区，或研究一两个重要学人。本书在上述各家看法的基础上，试图把浙东史学作为一个在区域内不断发展的史学流派进行研究，并概括
本书的内容大多取自往哲时贤的著述和经验，在作者个人相当于一份读书笔记，对读者则或许能起一点资料汇编的作用，借陈寅恪的话说，“殊不足言著述也”。这大抵也接近史学方法的本义：它是一种修养、经验和技艺的综合体，如果脱离治学经验和典范之作来讨论方法，就容易沦为空谈。 书中引述了大量他人的言论，涵盖古今中外。各位论者的思想背景和言说语境各不相同，将他们的言论条贯于一个系统当中，不仅显得牵强而芜杂，而且可能导致曲解和附会。
《黄埔军校年谱长编》带你用黄埔军校5.8万名毕业生的经历和视角重新、全面的认识当时的黄埔军校，首次披露蒋介石在黄埔军校的大量讲话和活动资料。 《黄埔军校年谱长编》在黄埔军校同学会历年积累、黄埔军校研究专家陈宇穷30年收集整理基础上完成，系统梳理了黄埔军校波澜壮阔的历史，史料详实，脉络清晰。这是海峡两岸第一部贯通黄埔军校全史的力作，完整记录了黄埔军校在广州、南京、成都、凤山各个时期的重要轨迹，详尽记述了军校创办、发展、荣膺世界籍名校的历史传奇。全书以1924年-1949年间黄埔军校本校历年事件为主体，同时前缀1911-1923年的“前期筹备时期”，同时以附录的形式补充了1950年之后在台的“凤山军校时期”的材料。全书体例，采取逐年、月、日排序纪事，部分条目根据叙事需要采用纪事本末体。作者收集、整理了大量史料，详述
“四书”采用“志”和“纪事”的体裁，以整理和保存历史资料为基本任务，为今后编写校史奠定基础。此次编纂工作坚持尊重历史、实事求是的原则，以唯物史观为指导，力求客观辩证地反映史实，体现学校不断积累与发展的客观规律;坚持全面再现的原则，尽可能完整地展现学校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的发展历程，尽可能全面地反映学校教学、科研、医疗、管理与服务各方面的发展状况;坚持突出重点的原则，充分关注师生，关注教学、科研，着重反映重大历史变迁、重要事件与人物、重要办学思想与决策、重大成果等;坚持团结向前的原则，充分尊重各种意见，求同存异，放眼未来。
《中国历史新研究法》一书，为《中国思想研究法》的姊妹作，书中对中国史书进行了分类，介绍了研究所用的搜集方法，阐述了作者对新史观和中国史期划分的看法，作者还对读史的要诀进行了简介，此书与钱穆、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以及严耕望的《治史三书》对读，尤适合读史者参考。
《中国历史新研究法》一书，为《中国思想研究法》的姊妹作，书中对中国史书进行了分类，介绍了研究所用的搜集方法，阐述了作者对新史观和中国史期划分的看法，作者还对读史的要诀进行了简介，此书与钱穆、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以及严耕望的《治史三书》对读，尤适合读史者参考。
《竹书纪年》相传为战国时魏国史官所作，共十三篇，记载自夏商周至战国时期的历史，是中国古代唯一留存的未经秦火的编年通史。以君主纪年为纲目，上下记载了89位帝王、1847年的历史。《竹书纪年》早已亡佚，今存有“今本《竹书纪年》”和“古本《竹书纪年》”两种。《竹书纪年研究（1980-2000）》集结了20世纪80年代到2000年20年间各位专家学者对“古本”、“今本”《竹书纪年》研究的重要成果。这36篇重要论文，深入探讨了《竹书纪年》的版本问题，古人对《竹书纪年》的整理，以及《竹书纪年》的流传。学者们系统而全面地从直接史料中搜寻一切相关的证据，提出了有力的文献佐证和商榷意见。尤其注意阐发昔贤所未论及之种种问题，并将结论建立在可供客观检验的历史事实之上，为研究者揭示出一条较为深刻和广阔的思考路径。作为《竹书纪年研究（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