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史学五十年》著述,旨在通过对50余年新中国历史学的发展的研究,对新中国历史学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史学做出较为全面系统的总结。藉以推进对新中国史学的进一步研究,为写好当代中国史学发展史尽自己的微薄之力。 作者力图在新中国政治、经济和文化发展的大的背景之下,以马克思主义史学在五十余年的曲折的发展历程和辉煌的成就,动态地、较为全面地展现20世纪后半期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道路,以及未来中国史学发展的基本趋势。……
周清澍编著的《学史与史学》为半学术半回忆的文集,内容有:一、“史学家”,除10篇回忆师友外,另增蒙古史学者传记4篇;二、史籍与文献,包括对《元史》、《全元文》、日本藏书、蒙、藏、波斯文史籍的评论;三、杂谈和序跋;四、包括作者入大学前、初入大学和参加工作后的片断回忆,反映其从有志学历史到学习、工作阶段的经历。
本书收录了作者的五篇学术论文,所涵盖的范围大概是晚清最后十年到一九三○年代左右,前后将近三十年的时间,偏重的是“变”的部分,即新的历史观的形成过程、对近代中国史学革命所产生的影响、不同学者学术眼光的差异及其学术研究中的传承与进展等。
史家治学贵在有法度。本书系史家王尔敏先生继《史学方法》、《20世纪非主流史学与史家》之后第三部探讨史学方法的专书。王先生立意检讨当代新史学风气的源流,勘验其成就与流弊,于主流之外另辟蹊径,戏称为新史学“圈外史学”,提示史学研究新门径,在理论与实践上均对后学有启发之功。
19世纪末以来,中国史学史研究产生了大量卓有成绩的学者和大批重要的学术成果。《现代学术经典精读:中国史学史经典精读》选择了近30篇能够大致反映中国史学史研究进程的论文或经典著作(节选),并以开放的视角和批判性的思维,对这些选文进行简要介绍和点评,以望对读者在提高学术鉴别能力、学术素养和奠定研究基础等方面提供帮助。
中国史官制度源远流长,最早可追溯到国家产生之前的氏族社会。“史”字的古义,就是指史官。东汉许慎《说文解字》说:“史,记事者也。”甲骨文、金文中出现的“作册”、“史”、“内史”等史官名称,就肩负着记事的职能。《周礼》和《礼记》记载夏、商、周三代设置的史官有“太史”、“小史”、“内史”、“外史”、“左史”、“右史”等,迄今可以证实者有“太史”、“内史”、“左史”。据王国维等考证,三代时期政史不分,六卿联事,史官既掌宣王命、处理政务,又兼司册书、记录时政。春秋、战国至秦、汉时期,史官逐步从政事中分离出来,成为非世袭的专门职业。魏、晋以降,国家设专门修史机构,史官负责撰修史书,虽名称各异,但历代因之,直至民国而结束。其中两宋的史官制度最为繁复和完备,而史官地位之尊崇、待遇之优厚,也
《西方史学史:古代、中世纪和近代》是对西方史学的综合性回顾。作者经过多年潜心研究,写就了这一具有开创性的著作。作者以深厚的功力和熟稔的笔触,展现了西方史学自古希腊至现代的发展脉络,系统讨论了西方史学史上的重要事件和学派源流,尤其注重揭示历史学和历史学家在西方文化的不同社会和发展阶段中所扮演的角色,对西方史学中的重要人物、作品和思潮信手拈来,阐释精当。本次修订增加了后现代主义、解构主义、妇女史、非裔美国人史、微观史、文化史等反映西方史学新动态的内容,具有很高的参考价值。
兰克(Leopold von Ranke,1795-1886)和布克哈特(Jacob Burckhardt,1818-1897)是公认19世纪最的两位历史学家。他们常常被视为一种对照:兰克是政治史的代言人,布克哈特是文化史研究领域的。但是这种简单归纳不足以凸显二者的史学旨趣与研究路径,也忽视了他们在学术上的复杂关联。 本书将兰克和布克哈特的史学观念的形成与发展,与其生活的政治和知识语境结合起来,展现了他们在学术上的互相影响与共同纽带,从而揭示出这两位史学巨匠真正的创造与贡献之所在。
本书荟萃了作者近十余年间对此问题的持续思考,是史学界努力建立新研究范式的一次卓见成效的尝试。当代历史研究,在突破旧有意识形态的控制之后,又亟待学科专业壁垒,建立起与当代思潮变动之间的关联,进而具有广阔的视野、通达的问题意识及局部事件的洞察力。
本书收录了作者的五篇学术论文,所涵盖的范围大概是晚清最后十年到一九三○年代左右,前后将近三十年的时间,偏重的是“变”的部分,即新的历史观的形成过程、对近代中国史学革命所产生的影响、不同学者学术眼光的差异及其学术研究中的传承与进展等。
《新中国史学五十年》著述,旨在通过对50余年新中国历史学的发展的研究,对新中国历史学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史学做出较为全面系统的总结。藉以推进对新中国史学的进一步研究,为写好当代中国史学发展史尽自己的微薄之力。 作者力图在新中国政治、经济和文化发展的大的背景之下,以马克思主义史学在五十余年的曲折的发展历程和辉煌的成就,动态地、较为全面地展现20世纪后半期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道路,以及未来中国史学发展的基本趋势。……
中国传统史学的主要特点,是形成了官方史学与私家史学两条相互联系的发展轨道。具备制度化、组织化、连续发展的官方史学,是中国史学与西方史学之最显著、最根本的区别。受中国文化影响的朝鲜半岛和日本,古代也程度不同地具有官方史学与私家史学并行的特色。中国史学史,主要是官方史学与私家史学互动互补、互为消长的发展进程。中国史学的萌发,源自官方的记史制度。中国传统史学思想的主流,起自西周之初官方的“殷鉴”观念、春秋时期官方的“君举必书”、以史借鉴、以史辅政、以史教化等等意识。中国传统史书的义例讲究,萌自春秋时期官方记史所遵从的“书法”。只有充分重视官方史学的研究,才能深入认识中国传统史学的发展机制、繁荣原因等深层理论性问题。我之研究史学史,既生成如此理念,故将本书名之日《中国官方史学与私家
中国传统史学的主要特点,是形成了官方史学与私家史学两条相互联系的发展轨道。具备制度化、组织化、连续发展的官方史学,是中国史学与西方史学之最显著、最根本的区别。受中国文化影响的朝鲜半岛和日本,古代也程度不同地具有官方史学与私家史学并行的特色。中国史学史,主要是官方史学与私家史学互动互补、互为消长的发展进程。中国史学的萌发,源自官方的记史制度。中国传统史学思想的主流,起自西周之初官方的“殷鉴”观念、春秋时期官方的“君举必书”、以史借鉴、以史辅政、以史教化等等意识。中国传统史书的义例讲究,萌自春秋时期官方记史所遵从的“书法”。只有充分重视官方史学的研究,才能深入认识中国传统史学的发展机制、繁荣原因等深层理论性问题。我之研究史学史,既生成如此理念,故将本书名之日《中国官方史学与私家
中国传统史学的主要特点,是形成了官方史学与私家史学两条相互联系的发展轨道。具备制度化、组织化、连续发展的官方史学,是中国史学与西方史学之最显著、最根本的区别。受中国文化影响的朝鲜半岛和日本,古代也程度不同地具有官方史学与私家史学并行的特色。中国史学史,主要是官方史学与私家史学互动互补、互为消长的发展进程。中国史学的萌发,源自官方的记史制度。中国传统史学思想的主流,起自西周之初官方的“殷鉴”观念、春秋时期官方的“君举必书”、以史借鉴、以史辅政、以史教化等等意识。中国传统史书的义例讲究,萌自春秋时期官方记史所遵从的“书法”。只有充分重视官方史学的研究,才能深入认识中国传统史学的发展机制、繁荣原因等深层理论性问题。我之研究史学史,既生成如此理念,故将本书名之日《中国官方史学与私家
《布罗代尔的史学解析》所集的各篇评论,是作者对布罗代尔史学概念与著作的见解。章是总论,分析评论他的五个主要概念;之后的三章分论他的三部专著;第5章评论一本他写给高中学生阅读的文明史;第6、第7两章分析他的两本论文集;一章综述他的写作体裁。三篇附录分别评论他的两本较次要的书,以及两本关于他的传记(这是了解他的生平、写作经验、学术行政的重要解说)。 在架构设计上,《布罗代尔的史学解析》是属于“显微镜”式的写法(可以称为剖析),只限于布罗代尔的著作之内,分析的是布罗代尔的论述逻辑与洞察,不涉及他和法国史学传统或与历史学界之间的互动关系,因为那是“广角镜”式的写法,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在他的两本传记内,或从《布罗代尔的史学解析》引用的书目中找到许多相关文献。 布罗代尔史学概念的一个特
兰克(Leopold von Ranke,1795-1886)和布克哈特(Jacob Burckhardt,1818-1897)是公认19世纪最的两位历史学家。他们常常被视为一种对照:兰克是政治史的代言人,布克哈特是文化史研究领域的。但是这种简单归纳不足以凸显二者的史学旨趣与研究路径,也忽视了他们在学术上的复杂关联。 本书将兰克和布克哈特的史学观念的形成与发展,与其生活的政治和知识语境结合起来,展现了他们在学术上的互相影响与共同纽带,从而揭示出这两位史学巨匠真正的创造与贡献之所在。
《布罗代尔的史学解析》所集的各篇评论,是作者对布罗代尔史学概念与著作的见解。章是总论,分析评论他的五个主要概念;之后的三章分论他的三部专著;第5章评论一本他写给高中学生阅读的文明史;第6、第7两章分析他的两本论文集;一章综述他的写作体裁。三篇附录分别评论他的两本较次要的书,以及两本关于他的传记(这是了解他的生平、写作经验、学术行政的重要解说)。 在架构设计上,《布罗代尔的史学解析》是属于“显微镜”式的写法(可以称为剖析),只限于布罗代尔的著作之内,分析的是布罗代尔的论述逻辑与洞察,不涉及他和法国史学传统或与历史学界之间的互动关系,因为那是“广角镜”式的写法,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在他的两本传记内,或从《布罗代尔的史学解析》引用的书目中找到许多相关文献。 布罗代尔史学概念的一个特
兰克(Leopold von Ranke,1795-1886)和布克哈特(Jacob Burckhardt,1818-1897)是公认19世纪最的两位历史学家。他们常常被视为一种对照:兰克是政治史的代言人,布克哈特是文化史研究领域的。但是这种简单归纳不足以凸显二者的史学旨趣与研究路径,也忽视了他们在学术上的复杂关联。 本书将兰克和布克哈特的史学观念的形成与发展,与其生活的政治和知识语境结合起来,展现了他们在学术上的互相影响与共同纽带,从而揭示出这两位史学巨匠真正的创造与贡献之所在。
本书收录了作者的五篇学术论文,所涵盖的范围大概是晚清十年到一九三○年代左右,前后将近三十年的时间,偏重的是“变”的部分,即新的历史观的形成过程、对近代中国史学革命所产生的影响、不同学者学术眼光的差异及其学术研究中的传承与进展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