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为《剑桥中国秦汉史》的后续研究成果,是对以往中国秦汉史研究的有益补充。与《剑桥中国秦汉史》不同的是,本书并没有按照秦汉历史脉络进行论述,而是主要利用20世纪末、21世纪初的考古资料,从广义的政治文化史角度,分 考古 行政 技术 辞章 四部分对秦汉史中的墓葬、城市生活、出土医术、阴阳五行等议题做了颇具新意的专题研究。 伯克利加州大学历史学系教授戴梅可,与英国著名汉学家鲁惟一召集了来自中国、日本、韩国、欧洲和美国的学者,通过跨文化比较以及对出土文献和传世文献的仔细考察,就以前相对研究较少的领域,诸如性别、科学史和辞章文体等方面提出新的见解;同时也对相对成熟的佛教、道教、法律研究和社会史等领域做了不同于以往的论述。
在中国古代,君臣关系处于治理体系的中心,而诏策与奏疏则是治理能力优劣的集中反映。本书的研究向人们展示出汉代诏策、奏疏的生动面貌与独特地位:内容博大精深、形式丰富多彩、文笔雄健典雅。这是中国诏策与奏疏走向成熟定型的时代,为后世君臣的交流与互动确立了宝贵的经验与教训。首先,汉代的诏策奏疏或可成为当代中国如何审时度势吸取外来先进文化与传统优秀文化的典范。汉代吸取秦代唯法至上、独尊的治理方式,在早期试行了休养生息、谦和守成的“黄老之治”,造成了文景之治的一度繁荣,但是董仲舒看出了其中蕴藏的与高度中央集权相悖的文化危机,汉武帝采纳其“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在中国历史上开创了“尚法尊儒”并稳定2000年之久的文化格局与治理方式。其次,汉代的诏策奏疏可为中国当代边患的“战”、“和”互补战
本书是吕思勉先生的四部断代史之一,是研究秦汉史的 基本参考书之一,已成为中国近代学术 的经典著作。本书分前后两部分。前半部为政治史,按历史事件的顺序编排;后半部为社会经济文化史,采用分门别类的办法叙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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