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吐蕃地名研究（J）》首次用地名学、历史学、文献学等研究方法，深入系统地探讨7—10世纪特殊环境下敦煌古藏文文献（包括藏区本土及西域等地出土的古藏文文献）中吐蕃地名的由来、沿革变迁及其映现出的各种自然与人文地理信息，以藏汉古文献为依据，加以缜密的论证，弥补藏汉文献记载中历史地名背景含混不清的缺陷，消除由于历史地名背景不清造成的对某些史料的误解，试图客观公正科学地复原吐蕃时期我国西北区域历史地理面貌。 对古藏文吐蕃地名进行综合研究，有助于解决古藏文文献解读上遗留下来的多种问题，还原史地的本来面目。

近100年前，一个负有间谍使命的芬兰探险家由新疆入境，途经甘肃、宁夏、内蒙古、河南、河北到达北京。这个中文名字叫马达汉的人，沿途写了数十万字的旅行日记，拍摄了1370余幅照片，在尘封了近一个世纪的岁月之后，这些日记和照片方得面世，尽现20世纪初叶中国西北的人文风貌。

《中国文学家大辞典》收录时限上起先秦，下迄近代“五四运动”时期，按照时代先后依次为《先秦汉魏晋南北朝卷》、《唐五代卷》、《宋代卷》、《辽金元卷》、《时代卷》、《清代卷》、《近代卷》，共七卷，约计千万字。各卷独立成书，一俟七卷全部编成出齐，则可成为有关中国文学家传记资料与著述资料的集大成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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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文人地理丛书·匹马苍山：黔滇川旅行记》为“民国文人地理丛书”的一种，收录了《黔滇川旅行记》《松潘游记》和《峨眉游记》三种书。读者既可以把它当做自助游的指导，也可以从中了解三省当时的风土人情和社会状况。《黔滇川旅行记》由革命烈士薛子中（笔名薛绍铭，1907-1937年）所著，记录了他1934年由广西进贵州，由贵州经云南入川，回到武汉沿途中的见闻及其相关思考，内容广泛，插图丰富；《松潘游记》为新闻人傅樵斧1915年4月从重庆赴松潘担任知事所记沿途见闻，很好地反映了沿途当时的风土人情和社会状况；《峨眉游记》由川军起义将领、中共地下党员张志和（1894-1975年）所记，详细记录了他游览时峨眉各大景点的风景和沿途见闻，图文并茂。

隋唐时期，是运河工程的东西向大发展期。中国封建社会进入经济高速发展时期，经济重心开始逐渐向东南转移。隋唐定都长安，经济上十分倚重东南。为加强政治中心与经济发达地区的联系，同时也为加强朝廷对全国的控制，隋唐两朝大力拓展、畅通以洛阳为中心，向东南、东北的东西方向水运交通。永济渠和通济渠则是隋唐两朝的大动脉，一条伸向华北，一条伸向东南，牢牢连接着朝廷的主要躯干。北方用兵时，南方漕粮须臾不可中断。隋炀帝两次发兵远征高丽，后勤保障运输完全依赖永济渠和通济渠。唐代宗李豫即位时，因汴渠失修，运道一度中断，致使长安斗米价值千钱，宫中无隔夜之粮。唐德宗（李适）时，又因藩镇叛乱而漕运阻隔。平叛之后，江南漕米运到陕西时，德宗皇帝竟激动地对太子说：“米已至陕，吾父子得生矣。”六军士兵也“皆呼万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