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竹书纪年》原本据说有三十篇,记载夏、商、西周、春秋、战国的史事,其中从周幽王开始用晋国来纪年,三家分晋后用魏国纪年,魏襄王二十年便滑再纪下去。《竹书纪年》是战国时魏国的史书,晋武帝太康二年(公元二八一年)在汲郡(治所在今河南汲县西南)的一座古墓里出土。这部史书书写在竹简上,被称为《竹书》;由于它按年编次,又被称为《纪年》。有时还冠上出土的地点,被称为《汲冢竹书》或《汲冢纪年》。一般称为《竹书纪年》。这座古墓出土了一批古书,《竹书纪年》仅是其中的一种。
本书汇辑辽、金二代的文章,务求广搜博取,不仅收录完整的作品,残篇断章也酌加摭拾。旨在反映其文章创作的全貌。共收录786位作者的文章3356篇。每一位作者之下,撰写400余字的“作者小传”,而后是原文和校勘记。本书对所收作品皆选择善本、足本为底本,同时参校以其他价值较高的本子。辽代部分以中华书局点校本《全辽文》为底本,金代部分则以粤雅堂本《金文最》为底本。
閻若璩年谱,原名阎潛丘先生年谱,清张穆撰。閻若璩,字百诗,别号潛丘居士本太原人,寄居山阳(今江苏淮安市),生于明崇祯九年丙子(一六三六)十月十四日。 阎氏早年卽好学深思。二十岁时,读古文尚书,认为东晉梅賾年献古文尚书是伪作。此后沈潛探研近三十年,著成尚书古文疏证八卷,引经據古,一一陈其矛盾牴牾之處,列出一百二十八条证据,有力地证明古文尚书为伪书。毛奇龄作古文尚书冤词与之驳辩,但亦“终不能以强辭奪正理”,“则有据之言先立於不可败也”(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十二古文尚书疏证)。 这次点校,以道光刊甲本为底本,参校乙本与粤雅堂丛书本,并收入伍崇曜的跋文。
昔余宰渭南六年,尝裒其公牍批判付诸剞劂,已数干部流布人间矣。光绪己亥春,开缺,以道府用。辛丑夏,遂擢秦臬,秋摄秦藩事。其自治文牍,一如为令长时。每一批词挂发,吏民传写殆遍。癸卯以后,秦中官报即以吾公牍为资料。积久手橐,多至盈尺。戊申秋,莅江藩任时,新政繁兴,公私困匮,事冗于秦者数倍,然亦时有批苔,为人传诵。吾乡李茹真大令劝付排印,以供众览。乃发陈臬以后之公牍,自辛丑迄庚戌,凡十年,厘为二十卷,名曰《樊山政书》。属夏午贻编修校雠删订,而付李君督匠排印。曩张文襄师鄙文。每秦报至鄂,欣然披览。时对僚属诵之,且曰“云门下笔有神,每言出若口,必与人异”,已而曰“藩司官不为小,而好作谐语是其一病”,感念斯言,为之泣下。今汰其甚游戏者,而仍间存谐语,聊志吾过,且实师言也。宣统二年七月二十
读书或可睹人。推进学术交流,化解误解误读,减少文化摩擦,出书、读书、品书与人员交流对话,是有力的两翼。我们阅读日本中国学著述的时候,如果不只停留在听他们述说什么,而进一步思考为什么会那样说,我同进期中国本土研究有哪些不同,那么,这些材料就可能演化为我们拓展本土文化研究和外国文化研究两大领域更有用的思想资源。 本书为《日本中国学文萃》之中的一本,作者入谷仙介是日本汉学家,一生致力于中国古代文学的研究,著述颇丰。入谷先生在本书中不是单纯地关注王维的诗和文,而是把诗人置于历史大背景和人际交往小环境去研究,从而得出自己比较独到的见解。本书资料翔实,视角独特,文笔细腻。
《齐东野语》记南宋旧事为多,如“张浚三战本末”、“绍熙内禅”、“诛韩本末”、“端平人洛本末”、“端平襄州本末”、“胡明仲本末”、“李全”、“朱汉章本末”、“邓友龙开边”、“安丙矫诏”、“淳绍岁币”、“岳武穆逸事”、“巴陵本末”、“景定行公田”、“景定慧星”、“朱唐交奏本末”、“赵信国辞相”、“二张援襄”、“嘉定宝玺”、“张仲孚”等,都可以补史传之阙,提供了一些历史事实与历史真象,可以弥补元代所修《宋史》的不足。 《齐东野语》又记文坛掌故、文人轶事。“诗用史论”标示咏史诗与史论的渊源关系,“作文自出机杼难”标明文学创作的性,“诗用事”讽刺当时诗人以用典故多为博赡的倾向。放翁钟情前室”记陆游与唐琬的婚姻悲剧,“台妓严蕊”记道学家朱熹的卑劣与陈亮的荒诞,“王魁传”叙王俊明事迹以
《资治通鉴》全册暴294卷,300万字,上起东周,下迄五代,囊括了1362年的历史,堪称我国古代较完整的一部编年体通史。《资治通鉴》几乎相伴一代伟人毛泽东一生,他非常痴迷这部史学巨著,前后共读了17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