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竹书纪年》原本据说有三十篇，记载夏、商、西周、春秋、战国的史事，其中从周幽王开始用晋国来纪年，三家分晋后用魏国纪年，魏襄王二十年便滑再纪下去。《竹书纪年》是战国时魏国的史书，晋武帝太康二年（公元二八一年）在汲郡（治所在今河南汲县西南）的一座古墓里出土。这部史书书写在竹简上，被称为《竹书》；由于它按年编次，又被称为《纪年》。有时还冠上出土的地点，被称为《汲冢竹书》或《汲冢纪年》。一般称为《竹书纪年》。这座古墓出土了一批古书，《竹书纪年》仅是其中的一种。
本书汇辑辽、金二代的文章，务求广搜博取，不仅收录完整的作品，残篇断章也酌加摭拾。旨在反映其文章创作的全貌。共收录786位作者的文章3356篇。每一位作者之下，撰写400余字的“作者小传”，而后是原文和校勘记。本书对所收作品皆选择善本、足本为底本，同时参校以其他价值较高的本子。辽代部分以中华书局点校本《全辽文》为底本，金代部分则以粤雅堂本《金文最》为底本。
昔余宰渭南六年，尝裒其公牍批判付诸剞劂，已数干部流布人间矣。光绪己亥春，开缺，以道府用。辛丑夏，遂擢秦臬，秋摄秦藩事。其自治文牍，一如为令长时。每一批词挂发，吏民传写殆遍。癸卯以后，秦中官报即以吾公牍为资料。积久手橐，多至盈尺。戊申秋，莅江藩任时，新政繁兴，公私困匮，事冗于秦者数倍，然亦时有批苔，为人传诵。吾乡李茹真大令劝付排印，以供众览。乃发陈臬以后之公牍，自辛丑迄庚戌，凡十年，厘为二十卷，名曰《樊山政书》。属夏午贻编修校雠删订，而付李君督匠排印。曩张文襄师鄙文。每秦报至鄂，欣然披览。时对僚属诵之，且曰“云门下笔有神，每言出若口，必与人异”，已而曰“藩司官不为小，而好作谐语是其一病”，感念斯言，为之泣下。今汰其甚游戏者，而仍间存谐语，聊志吾过，且实师言也。宣统二年七月二十
閻若璩年谱，原名阎潛丘先生年谱，清张穆撰。閻若璩，字百诗，别号潛丘居士本太原人，寄居山阳（今江苏淮安市），生于明崇祯九年丙子（一六三六）十月十四日。 阎氏早年卽好学深思。二十岁时，读古文尚书，认为东晉梅賾年献古文尚书是伪作。此后沈潛探研近三十年，著成尚书古文疏证八卷，引经據古，一一陈其矛盾牴牾之處，列出一百二十八条证据，有力地证明古文尚书为伪书。毛奇龄作古文尚书冤词与之驳辩，但亦“终不能以强辭奪正理”，“则有据之言先立於不可败也”（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十二古文尚书疏证）。 这次点校，以道光刊甲本为底本，参校乙本与粤雅堂丛书本，并收入伍崇曜的跋文。
读书或可睹人。推进学术交流，化解误解误读，减少文化摩擦，出书、读书、品书与人员交流对话，是有力的两翼。我们阅读日本中国学著述的时候，如果不只停留在听他们述说什么，而进一步思考为什么会那样说，我同进期中国本土研究有哪些不同，那么，这些材料就可能演化为我们拓展本土文化研究和外国文化研究两大领域更有用的思想资源。 本书为《日本中国学文萃》之中的一本，作者入谷仙介是日本汉学家，一生致力于中国古代文学的研究，著述颇丰。入谷先生在本书中不是单纯地关注王维的诗和文，而是把诗人置于历史大背景和人际交往小环境去研究，从而得出自己比较独到的见解。本书资料翔实，视角独特，文笔细腻。
《齐东野语》记南宋旧事为多，如“张浚三战本末”、“绍熙内禅”、“诛韩本末”、“端平人洛本末”、“端平襄州本末”、“胡明仲本末”、“李全”、“朱汉章本末”、“邓友龙开边”、“安丙矫诏”、“淳绍岁币”、“岳武穆逸事”、“巴陵本末”、“景定行公田”、“景定慧星”、“朱唐交奏本末”、“赵信国辞相”、“二张援襄”、“嘉定宝玺”、“张仲孚”等，都可以补史传之阙，提供了一些历史事实与历史真象，可以弥补元代所修《宋史》的不足。 《齐东野语》又记文坛掌故、文人轶事。“诗用史论”标示咏史诗与史论的渊源关系，“作文自出机杼难”标明文学创作的性，“诗用事”讽刺当时诗人以用典故多为博赡的倾向。放翁钟情前室”记陆游与唐琬的婚姻悲剧，“台妓严蕊”记道学家朱熹的卑劣与陈亮的荒诞，“王魁传”叙王俊明事迹以
《资治通鉴》全册暴294卷，300万字，上起东周，下迄五代，囊括了1362年的历史，堪称我国古代较完整的一部编年体通史。《资治通鉴》几乎相伴一代伟人毛泽东一生，他非常痴迷这部史学巨著，前后共读了17遍。
本书所收职官资料，以两西周金文为限，在每一类职官中，一般讲是以时代早晚为序。对职这材料编了顺序号，在每一类职官及每一个具体职官后面，注明了有关材料的号码。比较全面地研究西周职官而有较大的影响的几篇著作重点地做了摘要和评介，其他则仅存书目以备查考。
本书对初唐、盛唐及中唐前期32位诗人的生平事迹及著述情况，作了详密的考证，或填补空白，或订正错误，资料翔实，论证严密，多发前人所未发。此外，本书还对所考诗人的创作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及影响，以及当时的诗坛和诗歌流派，作了宏观的考察，力求总结出文学史的发展规律，其中特别是对大历时期南北不同诗人群体的分析，开启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唐代文学研究中群体研究的新风气。本书初版于1980年，学术界认为这部著作的出版“一下子便把唐文学的研究推进到一个新的层次”（南开大学罗宗强教授《唐诗论学丛考》序）。
通制條格不仅是元代一部非常重要的法律书，还收录了不少有关元代政治、社会经济方面的史料，十分可贵。前北平图书馆於一九三零年据旧藏明初墨格为本残卷影印出版，为仅存之本。近年来，以此本为底本，有日本小林高四郎、冈本敬二两位教授主持编著的通制條格研究译注和我国黄时鉴教授的通制條格点校本行世。
清康熙前期陶汝鼐、陶之典父子编纂。卷一为开山缘起、山水、寺刹等，卷二为法系、功行表、法要，卷三为法要、佛事，卷四为塔墓、庄产等，卷五至卷八为各类诗文。除了大沩山本身的佛教、山水文化资料外，也收录了隶属于沩山禅宗系统的芙蓉山、浮山、泉塘山、白云峰、龙山等处的佛教文化资料，既是一部体例严整、线索清晰、资料丰富的佛教文化著作，又是一部格调高雅、令人心旷神怡的山水文化著作。
《唐才子傅校箋》以日茂元刊十卷本为底本，校以日藏五山本、正保本、《佚存叢书》本以及《四库全书》本、三间草堂本、《指海》本等海内外世傅版本、校订精審，堪稱定本。箋證的重点在探索史料来源、纠正史實错误、補考原书未伯重要 事迹，以全书所收近四百位唐代備的重要事迹，以全书所收近四百位唐代重要诗人的生平和创作为基本架构，通过对他们生平事迹、诗文创作、作品流会心等基本史料来龙去脉、是非真假的逐條考證，起到了有唐一代诗人事迹资料库的作用。 本书是中国二十多位唐代文史学者多年協作研究的结晶，集中代表了世纪唐代诗人群體研究的成就。
陆陇其年谱，包括陆稼先生年谱（吴光酉重辑，郭麟增补）、长泖陆子年谱（陆礼征、陆宸征初本，周梁订）和附录三部分。 清初理学家陆陇其（一六三0――一六九二），初名龙其，字稼书，浙江平湖人。康熙九年（一六七0）进士，历任江南嘉定县及直隶灵寿县知县、四川道监察御史等职。陆氏居官清亷，强调德化，不重刑威；在知县任内能体察民间疾苦，力求减轻人民负担，因而为百姓所爱戴。他任御史后评隲朝廷捐纳举官的弊政，为当权者所忌，遭到打撃，被迫辞官还乡，次年即病逝。 陆陇其奉程朱为儒学正宗，认为孔孟之道至朱熹而大明；强调“居敬穷理”，以儒学指道世人心。他从朱熹“人人各有一太极”的命题出发，论证此说“不在乎明天地之太极”，而“在乎明人身之太极”，即藉以阐明封建的伦常道德是所谓天理。 本书收辑了陆陇
明堂制度萌芽于上古社会的晚期，成熟于西周初年，消亡于明代末年，是我国古代社会礼制体系中最为重要的制度之一。本书细致地解析并诠释了名堂制度的基本范畴和主要功能，扼要地勾勒出明堂制度发生、发展、消亡的历史脉络，并解释了其制度产生的主要动因，初步解答了诸如明堂的定义及功能、明堂礼的地位、大体上廓清了明堂制度与总体祭祀制度、郊祭制度、宗庙制度等其它礼制的关联，讨论了古代礼制史和礼制建筑史研究中与明堂礼有关的一部分重大问题，还简要探讨并描述了明堂性质的演变过程；指出明堂所表现的意义是君权神授，其本质则是维护人间与神界最为紧密的关系。
本书是清末民初学者缪荃孙编刻的颇负盛名的丛书之一。这部书共收书三十九种，计一百零一卷，书中所收大多是少有流传的罕见之书，且皆为作者亲自辑，校，并大多写有精湛的跋语或校勘纪，都足称善本。极具文学历史考研和收藏价值。 此书筹创于光绪丙申（二十二年，一八九六），于宣统庚戌（二年，一九一○）刻成，中经辛亥革命，延至一九一三年正式印行，这时，缪荃孙已是一位六十九岁的老人了。 本书顺次所载的张俊高桥之战（即明州城下之战）、陈思恭太湖之战、吴玠和尚原之战、吴玠铙风岭关之战、李实唐岛之战、虞允文采石矶之战、赵撙蔡州之战，张子盖海州之战，当是确无误的《中与十三处战功录》所载内容。
春秋大事表列国爵姓及存灭表赞异于顾表所载春秋二百零九方国之爵、姓、始封、都、存灭各端，博考而明辨之，举其讹误，论其疑似。而命意所在，尤在采会异同，俾广后人传闻之听。 又据陈盘先生统计，顾表所收春秋方国“凡二百又九”，其中真正一可说是春秋时代方国”的，“应是百五十六事”。陈盘先生认为“春秋时代方国，必不止于百五十六”，所遣者尚多，于是突破顾氏所据仅春秋经传之限，遍稽古籍，考订出不见顾表之方国达五十又七，有阙疑者十九，亦仍顾书之例，各详其爵姓存灭，是为不见于春秋大事表之春秋方国稿。
通制條格不仅是元代一部非常重要的法律书，还收录了不少有关元代政治、社会经济方面的史料，十分可贵。前北平图书馆於一九三零年据旧藏明初墨格为本残卷影印出版，为仅存之本。近年来，以此本为底本，有日本小林高四郎、冈本敬二两位教授主持编著的通制條格研究译注和我国黄时鉴教授的通制條格点校本行世。
本书是我国古代的历史地理名著，记载了一千多条水道及其所经地区的的自然地貌、人文遗迹、建置沿革和有关的历史事件、神话传说、人物典故、民俗物产等，引书400余种，记述众多汉魏碑铭。作者以《四部丛刊》本为底本，参考35种版本，利用120大量地方志和其他文献资料，融汇本人60余年研治体会，吸收王国维、胡适、岑仲勉、森鹿三等中外学术成果，对原书进行标点，撰作校证。各卷末的校证包括校异文、辨正误、补异文、考原委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