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治通鉴》全册暴294卷，300万字，上起东周，下迄五代，囊括了1362年的历史，堪称我国古代较完整的一部编年体通史。《资治通鉴》几乎相伴一代伟人毛泽东一生，他非常痴迷这部史学巨著，前后共读了17遍。
《吴越春秋》历叙吴越两国的史事，从记载史学这一点来说，它是一部史书；从记载的内容与风格来说，它实是一部介于史家与小说家之间的作品，可谓是后世历史小说的滥觞。本书以上海涵芬楼影影印的明弘治十四年邝廷瑞、冯弋刻本为底本，并用其他明、清版本，类书，古注的引文，以及《左传》、《国语》、《史记》等史籍异文进行校勘改正。 本书从记载史事这一点来说，是一部史书；但从它记载的内容与格调来说，又不同于严谨的史家之实录。它实是一部介于史家与小说家之间的作品，可谓是后代历史演义小说的滥觞。因此，它虽然一向被列入史部，但读起来却比一般史书更为生动、更富于情趣，因而更受到读者的喜爱。
《战国策》简称《国策》。相传原系战国时期各国史官或策士辑录，有《国策》、《国事》《事语》、《短长》、《长书》等不同名称。这部书主要记载当时谋臣、策士游说各国或互相辩论时所提出的政治主张和斗争策略。它反映了战国时期各个国家、各个集团之间尖锐复杂的矛盾和斗争，文字生动流畅，是研究战国历史的重要材料。 《战国策》是彪炳千秋、影响深远的一部谋略宝典、论辩宝典、文学宝典，它记录了波澜壮阔、活跃自由的战国时代的谋臣策士们运筹帷幄、纵横捭阖的谋略权术和词锋潜厉、汪洋瓷肆的雄辩口才，是当时的英雄才俊们制不定期各项事业战略策略、用言辞游说政要辩驳对手的真实记录和生动写照。其中众多的游说辞、论辩辞文采与义理都堪称绝唱、已成为千古传诵的名篇。千百年来，《战国策》被广泛运用在政治、经济、军事、外交
《世说新语》宋绍兴八年董弅刻本题记云：“唐初史臣修书，率意窜定，多非旧语，尚赖此书以传后世。然字有论舛，语有难解，以他书证之，间有可是正处。而注亦比晏本时为增损。至于所疑，则不敢妄下雌黄，姑亦传疑以俟通博。”董氏与南宋校勘名家彭叔夏相去不远，虽然名不见经传，但题记所云和彭氏的“书不可以意轻校”宗旨相侔。 本书以王先谦思贤讲舍刻本为底本，校以影宋本、袁褧刻本及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徐震堮《世说新语校笺》，采用定本形式，对诸家以为当改的明显讹误，全数予以校正，不出校记。至于作者所校，则采用底本附校勘记形式，一律附后，不入正文。（本书为精装繁体竖排！）
《世说新语》宋绍兴八年董弅刻本题记云：“唐初史臣修书，率意窜定，多非旧语，尚赖此书以传后世。然字有论舛，语有难解，以他书证之，间有可是正处。而注亦比晏本时为增损。至于所疑，则不敢妄下雌黄，姑亦传疑以俟通博。”董氏与南宋校勘名家彭叔夏相去不远，虽然名不见经传，但题记所云和彭氏的“书不可以意轻校”宗旨相侔。 本书以王先谦思贤讲舍刻本为底本，校以影宋本、袁褧刻本及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徐震堮《世说新语校笺》，采用定本形式，对诸家以为当改的明显讹误，全数予以校正，不出校记。至于作者所校，则采用底本附校勘记形式，一律附后，不入正文。（本书为精装繁体竖排！）
《三国志》与《史记》《汉书》《后汉书》合称“前四史”，而《三国志》的成书比《后汉书》要早一个多世纪。魏文帝黄初元年到晋武帝太康元年（220－280），是我国历史上魏、蜀、吴三国鼎立的时期，《三国志》是记载这六十年历史比较完整的史书。《三国志》共六十五卷，包括《魏书》三十卷、《蜀书》十五卷、《吴书》二十卷，西晋陈寿撰，南朝宋裴松之注。陈寿的撰述记事翔实，文笔简洁；裴松之的注释略于文字的训话和制度的考辨，而详于事实的增补和考订，分量是原著的三倍多。注释与原著相辅相成，难分难解，成为二十五史中极为独特的文化现象。
一批以写花稿为生的小报记者，他们一身兼两职，既做花，又做花稿捧坤伶名角儿。京、沪两地名花、名角儿去集荟萃，于是，小报记者们便蜂拥着团团围线着花丛，蝇营苟。从上海来京的菊界坤角儿王白石，唱戏嗓儿不足，可骚媚气却十足，她在台上抛飞眼，能骚倒台下一片人。花稿记者们便大肆吹捧，生生活把一个平庸的坤角儿捧为十全十美，如不听此一遭戏便枉活一生的名角儿；花界窑姐藏珠七娘，只有几分姿色，又因初来乍到，技艺不甚娴熟，颇受冷落。但是攀上小报记者后，借助花稿笔端，硬是被造成一个花容月貌、技艺超群的形象来。致使人们争相打茶围、做花头，以一睹芳泽为幸为快为荣。历史是一面镜子。这便是二十年代“十里洋场”的一个真实的侧面。
本书中原文据中华书局校点本摘选，《孝武本纪》等四篇舍而不取。原文释义，参考多家注解酌定。 根据“妙语选”这种方形式的要求，应当摘取近于警句格言的精萃语句。但具体到《史记》一书，由有与诸子言论 同的特殊情况，即作者的精萃思想主要是借助典型故事与人物活动来表述的，与情节游离的妙语相对缺乏。然而不少精彩的故事片断却含有相当于“妙语”的整体寓意，有的则为至今流传的成语出处，如“网开三面”、“指鹿为马”等，令人不忍舍弃。鉴于这种情况，本书摘引原文不免稍长，并带有情节叙述。为使用文尽量精萃，有时用删节号省去不必要的语句。 每节原文之后，除大致的白话释义外，并附有背景交待、事件阐释及简单的评析。
本书近百年的断代，以作者卒年为准。有时为叙述方便起见，其卒年不在百年范围内者，亦加略述，但以超过不远为限。 本书有时为方便于叙述起见，一书或同见于两节中，如傅乐焕先生的《宋辽聘使表》，既见于断代史研究节中，复见于旧形式的撰述节中。 顾颉刚，总括而言，是中国现代史学的奠基人之一；具体而言，是在中国现代学术史上颇的影响的“古史辨”的运动的主将。作者的特殊身份决定了本书的特殊意义。我们从中既可看到这位博涉子多个史学领导、亲历子多项史学活动、交接了多位史学名家、编辑了多种史学论著的奠基人对学科和同行的观察与评论；也可看到这位主将以特别的篇幅对他领导的史学运动所作的阐述与估价。在20世纪的中国学术作反思 与总结的时候，“古史辨”的影响——包括其正与负面——是不能忽视的，而本书的有关部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