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首先考察了传统中国的外交模式 朝贡体系 及其在广州的应用，接下来讨论了鸦片战争以及第一批不平等条约的适用过程。1845年至1851年间，新的条约体系遭遇挫折，清朝方面竭力限制条约中承认的特权，而外国人也在尽力为他们获得额外的好处。1850年至1854年间，上海的状况极为混乱。随着外国海关税务司的最终确立，条约体系开始复苏。本书并未沿用当时流行的帝国主义观点，指出1842年至1860年间的新条约体系意味着清朝开始接受与外国人 共享治权 的观念，通过这样的方式，通商口岸和外国海关税务司成为中西 共治 的合作者。

如果说在历史上，那些为了改变中国千年以降顺流而下的“时势”，改变中华民族积贫积弱局面的仁人志士，曾前赴后继、鞠躬尽瘁，为中国的改革和革命点起星星之火，却终不能成的话，那么，将“真理”和“时势”相结合，改变了中国“数千年未有之变局”的人则无疑是毛泽东。是他让中国千年衰败历史就此翻盘；是他心怀“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的壮志，一举将中华民族从一盘散沙的局面融为整体，并用力托举起来。 本书史料丰富、观点鲜明、史论结合，从三个角度叙述了这位打通了中国的脉络、使大道运行其中的伟人：一、毛泽东与中国历史，特别是千年以降中国改革与革命思想的关系；二、毛泽东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以来的西方思想和治理经验的关系；三、毛泽东与马克思主义与社会主义运动的关系。 作者以大历史观，对1949年之前毛泽

萨孟武所著《中国社会政治史》全书共四卷，本书为第二卷。全书纵论中国各朝之兴亡得失，除考据政治制度外，更引用社会、经济、思想等各层面的相关资料，以评析这些层面的变动如何与政治制度相互影响，其后甚至成为朝代更迭的因素。 决定历史演进的条件，往往是交互影响的，其中较明显的莫过于政治与社会两方面。书中除了详述宫中、府中权力的转移、倾轧外，也从社会经济的角度，介绍币制、税赋、力役等对社会造成的影响，及其如何冲击历史的演进。另外，其不同于其他社会史或政治史之处就在于，揭示了社会科学与历史的密切关系。其着力阐明历史发展过程之因果关系，剖析了各类社会情况，如民风、士气、经济、国防、户口之多寡、土地之分配及生产力、各种阶层之分立，以及政治制度等等，对于政治现象有何影响。较便利学者的是，书中于

这是民国外交史学者唐启华教授在次世界大战爆发百年之际，奉献给读者的一本力作。作者利用大量手外交档案，尤其是从“驻比利时使馆保存档案”发现的《陆总长在和会专电》，即巴黎和会中国代表团收发电原件，重建巴黎和会中国外交历史，对“北京政府对和会有无准备”“山东交涉失利与亲日派之关联”“如何看待中国在和会外交的失败”等问题做出了新的阐释。

本书以县为研究单位，以地方政治的实践为研究对象和分析起点，研究县域日常政治。作者通过对干部、领导、关系、开会等日常政治中特定场景的实证分析，认为地方政治权力运作的实践形态呈现为政党“卡理斯玛”支配形态。县域政治呈现为结构与运作的二元化特征，台前的“正式文本”与台后的“剧场运作”共同构成地方日常政治生活的。

主要介绍新时代思想政治工作的根本任务、方新时代思想政治工作的基本原则、新时代思想政治工作的主要内容等七个方面的内容，充实了党的十八大以来的新经验和新做法，尤其是党的精神和总书记关于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论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