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01种图书营销方法/凤凰出版研究译丛》出版三十年来，不断重印，不断改版，帮助并见证了的诞生，滋养了无数出版界人士的职业生涯。《1001种图书营销方法/凤凰出版研究译丛》揭示了从纸媒时代到互联网时代，图书营销的变与不变，变的是渠道、媒介、策略，不变的是理念：出版也好，营销也好，说到底都是人和人在打交道。
19世纪以来，中国遭遇从来没有过的大变局，给中国社会以从来没有过的大影响，近代出版业也经历了从来没有过的大发展……在这样一个转变的历程中。近代出版的经济发展和思想文化各个层面如社会参与、价值表达、思想传播、知识扩散、文化阐发等诸多发面，都成为近代文明的主要载体……我赞成这样的结论：“如果当时没有开明、北新、良友、文化生活、海燕这样一批体现知识分子人格的出版社，那三四十年代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将会改写。如果没有商务、中华、亚东这样一批出版社。那么，中国现代文化史也将会改写。”我想进一步指出，新闻出版人是人类文明事业的基础，近代出版是出版界知识人的理想事业和抱负。出版已经并且还将与历史一起运行。
本书是我国部出版传播学专著。作者使用文献分析法、唯物辩证法、抽象思辨法、历史分析法、理论移植法和实证分析法等研究方法，遵循逻辑与历史、宏观与微观、认识与实践辩证统一的原则，沿着考察出版传播的两条基本路径——个体性考察和整体性考察，分析了出版传播的基本要素与基本过程，探讨了出版传播发展及其与社会发展的关系，初步建构了出版传播学的理论框架。作者认为，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出版研究的传播学借鉴应实现对功利主义、工具水平的，使传播精神的出版学吸收成为当代出版学的应有内核。出版学从传播学那里借鉴的应该是一种关于出版的全新的世界观，即出版传播观。我们应把出版传播学提高到出版本质论的层次上来认识，提高到出版活动的基本规律上来认识。出版遵循“传播的规律”，就是要在出版实践中把传播者对作品的社会
《新原点丛书：中国报学史》成稿于民国21年（1932年）1月，原为《万有文库》丛书约稿，未付梓。作者病逝后，其弟戈绍龙在清理其遗作时发现，乃交商务印书馆编辑何炳松付印出版。《新原点丛书：中国报学史》言简意明，内容充实，述及古今中外著名报纸、新闻之历史及报业情况，并将新闻工作本身提高到新闻学理论的高度。对中国报学的研究，此书当为开山之作。它的特点是图文互证，史料翔实，不少报刊资料赖本书得以传播。作者态度严谨，广泛收集也报学史相关的材料，精研覃思，用力弥深，使本书成为中国报学史的著作，成为学者和报刊文献收案头的读物。
《中国近代报业发展史：1815-1874（增订新版）》追溯中文近代报刊的起源和发展轨迹，挖掘了大量散佚于英、美、日和香港等地珍贵的报刊原件、翻版和抄本，去伪存真，纠正了自1927年戈公振《中国报学史》问世以来，报史专著不少错误的记载和“定论”。内容论及1815-1874年60年间中文报刊的变化，清晰地勾勒了中国近代报业萌芽与成长期的特征，为这一领域的补白之作。本增订新版添加了作者卓南生十余年来与两岸三地学者交流的经验与心得：“我对中国近代新闻史研究的若干思考和体会”的长篇自序，并增录了作者对新发掘的《香港华字日报》早期大量原件解读的篇章。
《清末新闻、出版案件研究(1900-1911)：以"苏报案"为中心》作者以中立的眼光、历史的观点，全方位地考察“苏报案”。细致展现了清政府与公共租界工部局在引渡、审判、量刑等一系列环节上反复交涉的曲折过程，从维护国家司法主权的角度谴责了列强的霸道行径。进而将英、美、法、德、日等国法律有关维护言论自由、新闻自由、出版自由与惩处诽谤罪的立法精神、量刑幅度，与《大清刑律》进行横向比较，揭示了中西法律文化的巨大差异。又将“苏报案”与清代历史上的文字狱进行了纵向比较，从立法学与司法学的角度，论证了随着中国近代史社会的转型，落后的、野蛮的《大清律例》终将被废除的历史必然性。这些内容，开拓了“苏报案”研究的新领域，对近代法制史、辛亥革命史的研究有重要参考价值。
本书以理性的思考，感性的文字，真实记录了一位“爱书，懂书，又会出书”的成功出版人的思想历程和行为轨迹，书中涉及的出版理念、选题思路、引进、经营操作等诸多话题，对每一位出版人和出版从业者颇有启发，值得一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