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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斗就要亡国，亡国也要内斗！人性的荒唐莫过于此！ 公元1644年三月，李自成率领的大顺军攻克北京，崇祯帝自缢。消息传到留都南京，立谁为新君的问题就变得迫在眉睫，文武官员纷纷涌动，都想在新君面前占据首功，却不想，这种各怀鬼胎的心思为南明政权留下了巨大的隐患。 在武将马士英等人的拥立下，福王朱由崧即位，改元弘光，而这些“定策”功臣也造成了南明内部权力的失衡，继而引发内斗不断。弘光政权、隆武政权、永历政权继立，先后与大顺军、清军展开你争我夺的角逐，但激烈的内部斗争，使南明君臣在不停的内耗中，失去了无数翻盘良机，走向了失败。 南明是在内斗中粉墨登场，也是在内斗中分崩离析！翻开本书，从南明的灭亡看透人性的荒唐！
永乐之治:朱棣传分为两个大部分。前一部分主要是讲述朱棣夺取皇位的过程,对靖难之役前后的一些著名的事件进行追根溯源的辨析,包括朱棣起兵的具体原因,重要战役因为朱棣对史料篡改而扑朔迷离的过程,当然也包括靖难成功后对靖难遗臣屠戮的真相等。 第二部分讲述的是朱棣在位22年来的历史。本书不同于一般的朱棣传记,以朱棣的视角展开他在位后的历史,而是将朱棣放进他所在的那段历史中,阐述分析朱棣在永乐年间的各种政治、军事事件中究竟扮演着怎样的角色。虽然是朱棣的传记,但绝不是一本与现行朱棣传记同质化的作品,通过本书,读者一定能够看到一个既熟悉又陌生的朱棣,他可能与固有的流行的形象不同,却也更加真实。
本书主题围绕明末至民国初年士大夫文化与城市生活展开，试图呈现一种新的文化史的研究取向，即从 初的研究通俗/大众文化出发，过渡到对“物质文化史”的专题研究，以中国近世的城市、日常生活和明清江南为中心，通过对余怀、冒襄、王士禛、郑板桥、袁枚等人的研究，描绘其文化生活、内心世界等面向，展示出一个 加“丰腴”的历史场景。自明末以来的中国江南城市以及这些城市中热闹、世俗、真实的市民生活，不断丰富着我们对历史与文明的想象。本书大陆版2007年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历史学家、社会学家瞿同祖先生于学术时期写就的经典之作。 从人的角度，了解清代州县政府的运作和基层治理逻辑。 哈佛大学出版社1962年首版，至今仍是一个绕不开的起点一座未被逾越的高峰。 深入浅出，简明易懂，即便是无学术背景的普通读者也能阅读无碍。 第三次全面修订译本，精益求精，忠于原作。 天高皇帝远，皇权不下县？ 本书描述、分析和诠释了清代州县级地方政府的结构与运作。作者以极简洁的文字，介绍了州县官和他的四个辅助群体，即书吏、衙役、长随、幕友的职能、地位、收入、贪赃形式和纪律控制等，强调了清代地方政府实际上是以州县官为中心的“一人政府”。此外还重点讨论了士绅阶层在地方行政中的角色。
本书主要依据曾国藩已公开或者尚未公开的亲笔日记、书信等，对他在读书、写字、品鉴、修身、悟道等等方面的言论思想进行分析、总结、评点，既与读者分享了一代名相生活与工作中的故事，又向读者尤其是年轻人讲述了许多人生的哲理，对我们的为人处世、学习工作能够起到很好的借鉴作用。
这是一部内容清晰、逻辑严谨、极富启发性的极简清朝断代史。作者戴逸先生，是目前少有的能贯通清代前、盛、中、晚期的大学者。本书将清史划分为八个阶段，从崛起到建立全国统治，从康雍乾盛世到清中期的衰落，进而到晚清大变局，作了概要而不失细节的讨论。既从宏观层面勾勒了清代三百年政治、经济与文化的的历史发展，又从细节方面对清史以及中国近代史中的关节点和重大课题逐一进行细致的研究、论证，提出了清通而合理的解读。本书还提点读者和研究者关于历史研究的科学方法，其思想性、学术性与普及性难能可贵地协和统一。本书还有一个闪光的特色：它贴紧时代发展脉络，古为今用，用殷鉴不远的历史智慧为中国现代化过程提供有益的经验和启示。
本书收录的文章分为五部。 部与“时代划分论”有关；第二部选取了日常的“风俗”；第三部以明末清初剧烈的变动期为中心，讨论 意识与秩序问题；第四部是与所有权和审判相关的法制史论文；第五部则是以日本的中国史研究为中心的方法论文章。这些文章看似分散，但从作者的学问生活来看，它们就如同一个树干上生长出的枝叶，其中流淌着同根的问题关心：依据当时人的思考理路去理解明清时代的社会现象，以及将这些社会现象的变化放在广域性的视野下，用比较史的眼光进行把握。
《王氏之死》以山东郯城的地方志、黄六鸿的《福惠全书》、蒲松龄的《聊斋志异》为史料基础，探讨清初小老百姓的生活环境与想象空间，从宏观的天下全相与中西文化观照，推移镜头至偏僻乡间农民与农妇的生活，把蒲松龄的文学想象穿插到梦境之中，以不同角度的现实与虚构特写，重组了17世纪山东农村的生存处境。这部书最引起史学界议论的，就是剪裁蒲松龄如梦如幻的优美文字，用以虚构妇人王氏临死之前的梦境。
本书是研究“杜凤治日记”的专著，主要探讨以下问题：第一，杜风治的生平及日记的史料价值；第二，官员之间、官绅、官民的关系，并讲述同治、光绪年间广东各级官员的一些故事；第三，晚清州县官的公务，包括主持考试、审理案件、地方教化、缉捕盗匪、管理省城、对外交涉等方面；第四，州县钱粮催征和州县官的收支；第五，州县官与士绅的合作与冲突。
清朝——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也曾一统天下、励精图治、走向“盛世”；然而当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到来，在西方列强的冲击下，已然腐朽的封建帝国割地赔款、丧权辱国、不堪一击。回首往事，人们不免向历史“灵魂发问”：清朝为何能将中国的封建制度推向巅峰，又为何会错失与世界接轨的契机？问题的答案映射在一个个历史人物身上。从帝王、宗室到权臣、士大夫，从洋务派、经世派到保守派、维新派，身份、立场不同的历史人物，在时代的洪流中粉墨登场，或被历史潮流所塑造，或在关键的节点转动了历史，悄然展现着清朝政治、经济、文化、社会中隐而不露的方方面面。《问清：他们的清朝》属于华文出版社“华文通史”系列丛书。本书选取努尔哈赤、皇太极、多尔衮、乾隆、孙嘉淦、和珅、林则徐、曾国藩、李鸿章、康有为、慈禧太后这十一位影
《万历十五年(精)》的作者是历史学家黄仁宇的成名之作，也是其代表作。80年代出版以来，形成了广泛而持久的影响。 万历十五年，亦即公元1587年，西欧历 为西班牙舰队全部出动征英的前一年；在中国，这平平淡淡的一年中，发生了许多看似末端小节的事件，实质上却是之前发生大事的症结，也是将在以后掀起波澜的机缘。在黄仁宇的眼中，其间的关系因果，恰为历史的重点。 作者的“大历史”观在本书中这初露头角，“叙事不妨细致，但是结论却要看远不顾近”。我们的大历史之旅，也自此开始……
明代中晚期经历了一次经济变革，商业蓬勃发展，改变了明朝人日常劳作、旅行和消费的方式。明太祖朱元璋为实现“小国寡民”的理想而一手打造的社会组织结构和通信交通系统，成了商业世界赖以成长的奠基石。人们追逐时尚，享受物质的愉悦。富商巨贾把手中的真金白银，换作跻身上流阶级的通行证。女性不再只是家庭的附庸，通过写作诗文、远途旅行、做小生意彰显自身的存在。旧有的阶层结构和道德界线变得模糊，金钱似乎成了 的筹码，让上层士大夫感到困惑与焦虑……卜正民凭借严谨而深刻的学术眼光和高超的叙事技巧，将官员、游人、外交使者、砖瓦匠、商人、纺织工人、 等各类人物及其故事串联起来，形成一幅幅生动的社会世相图，再现明代三百年的社会文化变迁，令人得以一瞥一个王朝风雅、狂欢的 身影。
本书辑录著名历史学者秦晖关于明清交替之际的一组研究文章，以纵向的时间轴论，集中于明末清初；以横向的领域而言，主要从 农民战争与土地制度史 的角度出发，考察几支政治力量的战时策略以及它们之间的角逐。 全书分为四辑。 第一辑 从 联明抗清 到 南明史 ，从细致入微的考证与逻辑严谨的思辨入手，分析了南明、农民军、清廷三家政权之间的鼎立态势、纠缠关系，及此消彼长的形势变化，也分析了包括缙绅阶层在内的各种社会力量之间的互动。 第二辑 西南 国主 政权 ，主要着眼于顺治四年占领云南的大西农民军的活动与制度，分析其经济与政治实践的特点与局限。 第三辑 李自成及其余部 ，驳斥了李自成禅隐石门夹山的传说，辨析了李自成余部所谓 后明韩主 及 定武政权 的子虚乌有。同时以精彩的考证分析，指出被误认为李自成的 奉天
沈定平编著的《明清之际中西文化交流史--明季(趋同与辨异上下)》涵盖明末至南明七十余年间中西交往的历史，《明清之际中西文化交流史--明季(趋同与辨异上下)》通过对五组矛盾现象的解析，揭示文化交流的实质和特征。它们是，耶稣会内部有关“天”、“上帝”称谓的论争，明朝士大夫中掀起“南京教案”与编纂《崇祯历书》的分野，闽浙中下层士人拥戴或排拒基督教的斗争，基督教不同派别围绕中国礼仪之争，辽东战争期间引进与阻止西洋大炮及炮师的对立。凡此表明，坚持反映文化互补性的和平与平等交往的原则，跟激化文化差异性而导致矛盾冲突的图谋，成为利玛窦时代以后，不同的政治势力和宗教派别斗争的焦点，也是贯穿这一时期基本的历史线索。
韦庆远编著的《暮日耀光：张居正与明代中后期政局》可说是自有为张居正立传以来最深入、最公正、最能“美恶不掩，各从其实”的巨著。（台湾学者徐泓语） 它不同于前人作品的优选特点，在于作者运用大量罕见的丰富史料，除实录、政书等官方出版品外，引用的私人笔记、文集、书信达150余种，以明代为主的地方志达65种。因此能深入许多以前学者所未谈到的细节。 对张居正在改革中所要面对的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作者分别立档，上有皇帝、太后，旁及宦阉权竖、外戚、各派言官，特别是与居正曾共事的历届内阁大学士、重要文臣僚佐都有叙及，涉及人物之多，探求研究之细，皆为同类著述所罕见。 同时，书中提出了“隆万改革”的新判断和新概念，重新审视后发现，高拱和张居正在隆庆时期已经联手进行重大的改革，在吏治、经济、军事上都取得过重
本专辑“中国与17世纪危机”，选译的是与中国研究(但不限于中国)有关的文章，大致可以分为四组。董建中编著的《清史译丛(第11辑中国与十七世纪危机)》收入的许多文章在探讨17世纪危机时，都提到了一个因素——气候。越来越多的学者同意这是17世纪普遍性危机的背后原因。第四组的一篇文章，即杰弗里·帕克的(《危机与灾难：17世纪全球危机的再思考》(2008)，对17世纪气候灾难与危机的关系进行探讨。文章后，作者的关怀指向了我们当下21世纪的气候现实，17世纪的历史直接与现实联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