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为什么说自己是中国人？中国文化的根底在哪里？我们中国人安身立命、生生不息的精神资源是什么？ 历史的颠簸和挫折，使得中国文明丢失了不少本来有的好传统。许倬云先生把中国人的精神生活看作一种多元互动的秩序，重新反省“以人为本、天人合一”的中国文明，从天、人、群、己各个角度呈现中国文化的精神，希冀在文明的土壤发掘养分，追寻和唤醒那些被遗忘的精神余沥，滋养和灌溉当代中国人的内心。 中国人日常生活中饮食、医药、居住，所重视的多元和谐，求均匀而忌偏差，趋中和而不过分，种种观念，依旧可见于中国人的思想和行为中。一代代中国人美好高贵的精神、真实的人性，多不在四书五经和二十四史，而在市井陋巷、山野乡村，街谈巷议、共话桑麻……从开天辟地到江湖豪侠，从男女私情到精怪现象，涵盖范围相当广泛，代表了

《见证：一位农民的新中国七十年》是浙江省建德市农民罗雪昌的回忆录，由中日学者共同整理而成。《见证：一位农民的新中国七十年》记录了罗雪昌70余年的人生经历，通过个人命运与时代变迁的交错互动，以一位普通农民的视角呈现了新中国成立70年来的光辉历程。《见证：一位农民的新中国七十年》讲述了普通人、普通家庭与共和国同成长、共命运的故事，既是一部普通农民的个人史，也是一部新中国的时代史。

安文思，系葡萄牙籍入华传教士。他于1648年到达北京，一住29年。本书由他以葡文写成，原名《中国的十二特点》，是西方早期汉学的奠基作之一。本书前21章，记述了中国的历史与明末清初时的社会状况，特别对中国社会的礼仪风俗、城镇特点、官僚贵族体制和皇城建筑等作了较为详尽的记述。书后所附利类思神父所写的《安文思神父传略》，是一份重要的文献，传记中记载了他和利类思在张献忠处的经历并补充了有关张献忠的文献。一位17世纪生活在北京的葡萄牙籍传教士，以他的视角、他的思维方式、他的价值观去认识、去感知与他的祖国完全不同的东方国度，在生活、传统、习俗、信仰等方面无从避免的冲突与默契、真知与谬误、失望与敬仰 凡此种种，录以文字，便有了本书。

本套丛书根据战俘幸存者的回忆和口述，以及各地残缺不全的文献和档案整理编写，以日军设在华北的战俘营为重点，描述了石家庄、平津、济南、洛阳、太原战俘营战俘生存纪实，以及抗大二分校抗三团被俘官兵的英勇反抗斗争，系统全面地揭示了日军在侵略华北时对战俘及战俘劳工所犯下的滔天罪行，告诫后人勿忘历史、热爱和平、珍爱生命，对广大读者特别是青少年了解抗日战争中的战俘劳工这一特殊群体的悲惨遭遇，是一份苦难而珍贵的历史记忆，具有积极的爱国主义教育意义。

在百万册的洋洋洒洒的《五百年来谁著史》，以及荣获“中国好书奖”并20万册的《一篇读罢头飞雪，重读马克思》之后，北京大学教授韩毓海又撰写了这部重磅作品——《龙兴：五千年的长征》。 这本书从制度与治理互相联系、互相制约、互相矛盾的角度，深刻回顾并分析了中国历史进程中的诸多“大事因缘”，是一部通史。 全书分为上、中、下三篇，上篇为开辟，中篇为稳定，下篇为复兴。沿着殷周之变、周秦之变、魏晋隋唐之变、唐宋之变，通过“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讲到今天“数千年未有之新时代”，梳理中华文明发展脉络，阐释中国制度变革逻辑，解读中华民族复兴。 全书将中国历史的发展与世界历史的发展紧密结合起来，既是一部从制度与治理角度总结历代得失的学术思想史，更是一部把中国共产党的奋斗与中华民族复兴紧密结合在一起的通史

因为他政治生涯中著名的“三落三起”，西方媒体称他为“打不倒的小个子”。患难可以考验一个人的品格，非常的境遇方能显示一个人的大智大勇。本书告诉你的，不仅仅是邓小平如何“三落三起”，我们想让你知道的是，为什么他能够“三落三起”。

他们是抗日战场上出生入死的八路军战士，用亲历、亲见、亲闻的点点滴滴讲述难忘的抗战岁月，《老兵讲述（1）》搜集了来自于八路军基层战士有关抗日战争期间的回忆文章数十篇，其中有为家乡而战的战斗情形，有与当地群众的鱼水之情，有弥足珍贵的战友情谊，也有在抗战期间生活与工作的艰苦。篇篇都流露出年轻战士们的爱国热情，用尘封多年的记忆还原硝烟弥漫的日子。

本书是内藤湖南在京都大学任教期间，于1911年和1915年所做两次演讲的内容。1911年，正值清朝风雨飘摇之际，作者从兵力、财政、思想三个方面，对清朝何以走上末路做出了精辟深刻的分析，并对中国此后的命运进行了大胆而理性的预测。1915年，中国已进入民国时期，作者再度梳理清朝历史，从政治谈到艺术，纵横经学、史学、文学，详人之所略，略人之所详，绘出一幅包罗万象、与众不同的清史全貌。听内藤湖南讲历史，听一段尘封的往事，得一种崭新的领悟，展卷始知历史竟还有这般读法，研究原还有那般做法。

《1944：松山战役笔记》的后续之作。 这又是一部关于我国抗日战争史上难得的取得全胜的攻坚战的微观战史。 全书以海峡两岸和日本、美国的各种战斗详报、地方史志、新闻通讯、战地电文、“三亲者”回忆等材料为基础，相互参证，详加辨析，以逐日甚至逐小时的密度，生动描画出和平时代的人们无法想象的艰辛、繁难、曲折、残酷的战争图景，读者藉此可以了解“八年抗战”短短的四个字中所包蕴的一切，重新理解“艰苦卓绝”的血肉意义，明白无数前辈付出了怎样“轻易”而的牺牲，才为中国“搏得”大国地位奠定基础。

一九七六那些事儿： 悼周总理，那时要偷偷地，8050人晕倒在*追悼会上，“6·12”长堤大火：百人捧“红宝书”冲进火海，“四人帮”倒，越秀山十万人集会上许世友亲令放鞭炮。 热血写春秋 广州知青的痛：海南几洪冲走20姐妹，水瓶胆里珍藏“四五运动”底片，清平路摆摊挖到一桶金，练泳技藏气枕，文弱书生决心逃港，长堤枪战，为战友抬尸游行，徒步99天赴京串联……

披露了这场全国性政治运动的台前幕后，分析了为什么要发起全国学解放军运动、他对运动有何设想和部署，也探讨了运动对军队自身产生了哪些正、负面的影响、林彪的 突出政治 在全军甚至全国推行带来了哪些后果、这场运动对 文革 的发生发展起了什么作用，以及应该如何处理军队和国家、军人和政治的关系等。

《天朝的崩溃:鸦片战争再研究(修订版)》是茅海建系统研究鸦片战争历经十余年所得成果。茅海建详尽考订了与战争相关的一系列重要史实，力图以当时的道德观念、思维方式与行为规范去理解历史，使许多在今人看来是荒谬的现象得以显示其在当时环境中的“合理性”。同时，通过对有关人物及其言行活动分析，观察清王朝在历史转折关头的作为，揭示历史进程中的偶然与必然。鸦片战争在中国近代目前影响重大，有关著述已出版不少。《天朝的崩溃:鸦片战争再研究(修订版)》的研究可谓推陈出新，茅海建一系列独到创见可能在学术界引起争议，相信这种争议将有助于深化中国近代史研究。

《青年变革者：梁启超（1873—1898）》是许知远积淀多年的转型之作。梁启超生逢变革时代，他是近代转型的积极参与者，同时又是中国现代思想学术的拓荒者和奠基人。许知远试图将这位人物的思想与性格、希望与挫败，内心挣扎及与同代人的争辩呈现给读者。在搜集、阅读海量史料和研究著作的同时，许知远追寻梁启超的足迹，到其出生地新会、求学地广州，及北京、上海、日本横滨等多地探访历史现场，寻求历史与现实之间隐秘而有韧性的关联，借此展现几代人的焦灼与渴望、勇气与怯懦。 《青年变革者》述及梁启超求学、进京赶考、师从康有为、结集同道、上书清帝、办刊《时务报》，及至戊戌政变前夜。许知远以深入历史细部的精准笔法，描摹出时代变局下梁启超饱满立体的个人形象和生动多维的时代群像。文字真实可感，据史而书，扎实精当。《

《非常道》以风格化的条目分类、直击历史现场的短文形式，记录了中国近代以来戏剧性、关键性时刻的趣闻轶事和精彩话语。 书中呈现的画面，有宏大叙事的特写、侧影和背面，也有从鲜为人知的历史角落发出的幽暗亮光。那些我们熟悉或不熟悉的各色人等，在历史洪流中的片言只语，原来如此生动丰富。 这些话语的碎片，就是大历史的绝jia注脚。

本套丛书根据战俘幸存者的回忆和口述，以及各地残缺不全的文献和档案整理编写，以日军设在华北的战俘营为重点，描述了石家庄、平津、济南、洛阳、太原战俘营战俘生存纪实，以及抗大二分校抗三团被俘官兵的英勇反抗斗争，系统全面地揭示了日军在侵略华北时对战俘及战俘劳工所犯下的滔天罪行，告诫后人勿忘历史、热爱和平、珍爱生命，对广大读者特别是青少年了解抗日战争中的战俘劳工这一特殊群体的悲惨遭遇，是一份苦难而珍贵的历史记忆，具有积极的爱国主义教育意义。

《日本历史教科书中的中国》梳理和研究了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日本的中学历史教科书中有关中国历史记述的演变，及其所反映的历史观，中国观和国际观，包括这些有关中国历史的内容可能在日本社会引起的社会心理反应和在历史观念上的变化，对于中国历史和社会看法的变化，和对于日本自身历史地位和国家地位的意识。这有利于中国学界进一步研究这些因素对于当前日本历史认识问题和对中日关系进程的影响等问题。《日本历史教科书中的中国》的研究有助于为重新思考日本的中国观和历史观，针对日本的历史记忆问题提供新的切入点和思想点。《日本历史教科书中的中国》就日本在公民教育中对于中国历史的认识问题这一重要领域的事实作了系统的描述和分析，为深入研究提供了重要依据。《日本历史教科书中的中国》对日本中学历史教材中有关中国历史记

《醒来:110年的中国变革(从甲午战争到镀金时代)》描述的年代跨越了一百一十年，从一八九四年夏天开始的甲午战争到眼前仍热情高涨的镀金时代，还有对未来岁月的模模糊糊的憧憬。它没给出什么值得倾听的结论，却代表着一个年轻知识分子对于自己国家的重新认识。他试图用好奇心与探索，来取代长期教条教育所造就的对历史的冷漠感。 作为人类历史上规模最为壮观的实验场，中国将为未来几代年轻人，提供一个超出想象的广阔舞台。这其中充满粗俗、不安、混乱，也可能激发起参与者身上的好奇心、创造力、对生活更深刻理解。古罗马历史学家波里比乌的感慨令我动容：“在不到五十三年的时间里，整个世界就臣服在罗马 的无可质疑的之下。对于这样一个过程，无论多么平庸和冷漠，怎么可能不产生探究的好奇心呢？

共产国际“钦差大臣”李德奉行经验论和教条主义，不顾中国实际情况和敌我双方力量的对比，主张与数倍之敌正面对抗，导致苏区沦陷，中央红军被迫长征。 遵义会议的召开，剥夺了李德的军事指挥权，确立了以毛泽东为首的领导核心，革命终于拨乱反正。 与此同时，一直野心勃勃的张国焘，倚仗红四方面军的强大实力，妄图“自立为王”，排挤甚至迫害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在异常艰险的环境中，党中央、毛泽东沉着冷静，一举挫败了张国焘的分裂阴谋，率领红军顺利北上，为开展抗日战争和发展中国革命事业创造了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