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书是作者整理了陈寅恪老的笔记而成。它虽然不能把陈老师的精彩论述,一一如实地反映出来,但我想这部笔记的发表,对于研究陈老师在近代史学上地位与贡献,对于研究魏晋南北朝的历史,将能起到它的作用。
本书以丰富的史料及戏剧性的语言,记述了发生在东西方之间力量极为悬殊的两次战争,即1829-1842年及1856-1860年的鸦片战争,这也堪称是东西方历重大的冲撞之一。英国,这个19世纪大的帝国,为了一个赤裸裸的目的——中国的茶叶和丝绸,对一个傲慢、封闭、保守,但同样有着足以傲人的古老而高贵的文明的国家发动了一场既是外交的,又是政治的、经济的战争,这场战争的起因就是在交战国双方都引起激烈争论的罪恶的鸦片贸易。作者精彩的叙述,再一次印证了普鲁士军事理论家卡尔·冯·克劳塞维茨对战争的定义:“战争是另一种形式外交。”通过作者对史料——特别是英文史料的大量转引,我们也看到了在这两场战争的背后,其参与者在政治及道德上的另一场战争。正如本书作者所言,这场战争“是权车与腐败,人性中的脆弱、贪婪和愚蠢的戏剧性演绎”。
清末民初,古今中外各种时空因素多歧互渗,变动与中断的一面是历史演变中显而易见的特色,但实际上不变与传承的一面也与之紧密关联。更通常的状态其实是传统的中断与传承并存,断裂与延续交织。例如注重继往开来的历史眼光并非只存在于不特别激进的士人心中,就是那时被认为非常趋新的知识分子,也分享着类似的观念。当年不少士人的共同期望是让中国像欧洲一样通过复古的手段而“复兴”,同时相当一部分趋新士人又怀有将中国的传统送进博物馆的持续愿望。这些曲折微妙的现象都提示出一个与既存认知不甚相同的近代中国。本书正着眼于此,以深入的分析和细腻的笔触,揭示出20世纪中国传统的传承与更新之真相。 此次再版,作者修订了旧版的个别错讹,并替补了新的文章,全书主旨更加鲜明,论述更为全面。
《传教士与近代中国》是关于传教士与近代中国关系的开山之作。以传教士东来的梗概作序曲,系统地记述了自鸦片战争讫1949年,传教士在中国活动的全过程。全书以传教士自身的活动为章目,以传教士依托和推行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为主线,对他们参预军事、外交、政治特别是文化教育和慈善事业的行为进行了有机的论述。在铺叙众多传教士和史实的同时,对几个有代表性的传教士、教案、教会学校和广学会那样的出版机构,着重作了介绍和分析。
《春秋》对于古人来讲,长期都被尊为政治哲学的圣典,并被认为是所有儒学经典中一部孔子亲手编撰的作品,因此而受到了极高的重视,其地位长期凌驾于儒家所有经典之上。但《春秋》同时又是费解的,甚至连遍注群经的朱熹都退避三合,孔子的微言大义在历代经学家的解读之下变得越来越芜杂,越来越让人看不清楚。我们若想从《论语》、《春秋》等经典的字面本身来了解儒家思想,这几乎就是一种缘木求鱼式的努力,因为真正在中国历史上发生巨大影响的那些所谓儒家思想、孔子真义,其实和孔子本人并没有太大关系,和我们所熟知的“四书五经”、“十三经”本身也没有太大关系,而真正发生巨大影响的却是何休版孔子、杜预版孔子、郑玄版孔子、孔颖达版孔子、朱熹版孔子、王阳明版孔子……这是一个人们不断地赋予经典以意义的过程,同时也是人们
刘绍唐主编的《民国人物小传(14)(精)》是大型人物传记工具书。依据历史文献资料,从不同的视角,以词条的形式简明介绍了民国时代的有名人物的生平,涵盖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科学、艺术、军事等各个领域。对研究中国近代史及人物有的史料价值。
《说天国:从杨秀清到李秀成》为陶短房力作《说天国》系列之第二部,从历史的细节剖析太平天国的各类人物与事件,揭露光怪陆离的天国表象之后的真相。本书除了延续第一部讲述人物之风格,分析太平天国两位重量级人物杨秀清和李秀成的种种谜团外,还详细解答了诸如太平天国的宝藏都到哪里去了、洪秀全及其将领的印章下落、天历是怎么回事、太平军会不会种地等一系列引人入胜的问题,并重点分析了太平军及其遗绪刘疙瘩起义的几场重要战役的成败得失,给人带来启迪性的历史思考。
1259年,蒙古大汗蒙哥猝死在征服南宋的前线上,皇弟忽必烈突然有了争夺大汗位的机会,同时忽必烈也面临着威胁与挑战。他面临着什么挑战?他不只要击败竞争者登上大汗之位,还得创造不世之功与巨大财富才能给蒙古共同体带来繁荣与安定。忽必烈不只要克服地形天险才能在军事上打败南宋,还要尽可能减少双方损伤,才能顺利达成接收江南财富的目标。而且,忽必烈面临如何建构世界国家和经济体系——地跨欧亚陆上海上的军事与通商帝国的难题。《忽必烈的挑战 蒙古帝国与世界历史的大转向》以西欧、中国为主体的观点,描绘出别开生面的蒙古帝国与世界历史,将蒙古的“野蛮入侵者”或“军事破坏者的形象”颠覆。
《汉代巡视制度研究》是作者在博士论文基础上修改而成,主要探讨了秦代巡视制度的产生、确立,汉代巡视制度的发展演变,汉代中央及地方巡视制度,汉代巡视官员管理制度,汉代巡视制度的保障机制和汉代巡视制度的历史地位等问题,对我们今天的政治制度建设也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本书缘起于一篇本来没想过要发表的文章或者说是一本书的写作提纲,因而不可避免地会存在一些缺点。比如,书中的理论尚未充分展开、许多概念的定义还不够;由于写作的初衷不是为了发表,所以书中许多资料和观点的征引比较粗略,考证和分析也有待加强;本书基本上没有涉及春秋- 战国时代的国际关系及其对当时历史发展的影响;本书对战国时期各国强大战争能力的经济基础的考证十分薄弱;本书对目前越来越多的考古资料尚很少运用;本书对汉朝以后的中国历史基本是一笔带过,各个朝代之间的巨大差异及其对后代的影响均在这三言两语中打发了。 本书用理性化概念分析了战国时期的军事和政治主线,指出正是军事的理性化产生了君主专制政治的理性化,从而为中国日后两千多年的社会结构奠定了稳定的基础。他提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