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读《四书》,后读经史,兼习书法,是历代帝王必修之大纲。明代万历年间内阁首辅(相当于宰相)张居正协同翰林院的讲官给万历皇帝朱翊钧(明神宗)编写的讲“四书”的讲稿后来结辑成书,名为《四书直解》,“直解”就是相当于对古文的白话翻译。当时皇帝读书称为“日讲”,万历皇帝在明隆庆六年(1572年)即位时只有十岁,这部讲稿原书以最通俗的明代白话文写成,是为万历皇帝量身定做的宫内读本。后来该书刻本流传到宫外,成为当时通行的一种读本。清代的康熙皇帝读此书后御批:“朕阅张居正尚书、四书直解,篇末俱精实之义,无泛设之词。”康熙皇帝甚至认为《四书直解》是自宋代朱熹《四书集注》之后优选的一部四书读本。本书就是张居正对“四书”中《孟子》所作的直解。
《谷梁传》与《左传》《公羊传》合称为《春秋》三传。清代经学极盛,注释《春秋谷梁传》,有钟文烝《春秋谷梁经传补注》、廖平《谷梁古义疏》。柯劭忞认为东晋范宁的《春秋谷梁传集解》不免于肤浅,钟文烝《补注》无裨传义,所以自己重新作注。 柯劭忞以宋衷“三科九旨”之“九旨”为全书纲领,勘正文字,纠正前人说解,会通《谷梁传》传文义例,对《春秋谷梁传》作了通注。柯氏重视汉魏经师遗说,广辑刘向、郑玄等人经解,又能利用新出敦煌钞卷进行校勘注释,时寓对晚清时局的讥评,盖志于通经而致用,是一部晚出而益精的力作,牟润孙赞誉其可以与杜预《左传集解》、何休《公羊解诂》并驾齐驱。中华书局上世纪60年代向学界征求“十三经清人注疏”的整理选目时,杨向奎即建议收入《春秋谷梁传注》,较钟文烝《补注》为优。 《春秋谷梁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