罪刑法定主义是我持续关注的一个课题。本书的三部分内容是我在不同阶段对罪刑法定主义思考的成果。篇是对罪刑法定主义的法理解读，虽然平铺直叙，不见波澜，但以体系性的叙述展示罪刑法定主义的一般精神。第二篇写于1997年刑法修订过程中，是为罪刑法定主义立法化而摇旗呐喊之作。该篇内容曾以《罪刑法定的当代命运》为题，发表在1996年《法学研究》第5期，是我个人为满意的一篇论文。这一篇是对罪刑法定的法理阐述，围绕罪刑法定主义，贯通古今、外以及立法与司法等数个向度，’使罪刑法定主义的基本原理在相当的广度与深度上得以展开。第三篇是在实现罪刑法定的立法化以后，对罪刑法定的司法化的关注之作。该篇内容曾以《罪刑法定司法化研究》为题，发表在《法律科学》2005年第4期。这一篇是对罪刑法定的现实阐述，结合有关案例和素材对
恩里科 菲利(Enrico Ferri,1856-1929)是意大利著名的犯罪学家。他与龙勃罗梭、加罗法洛（Baron Raffaele Garofalo）被誉为 犯罪学三圣 ，是刑事社会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菲利的主要著作《刑事实证学派》以实证主义哲学为基础，坚持犯罪现象的决定论，不承认古典学派信奉的 自由意志论 ，基于有效的社会防卫目的，致力于 对罪犯的犯罪行为和社会两方面 的研究。菲利在 犯罪社会学 这一概念下，将刑事科学组合成一个体系，对犯罪问题进行了广泛的探讨，构建了自己的犯罪学思想体系。 《实证派犯罪学》一书汇集了恩里科 菲利于1901年4月22日、23日和24日在意大利那不勒斯大学三次讲演的讲稿。虽只有短短四万余字，却是菲利刑法学说和犯罪学理论的高度浓缩。
这不是一本关于刑罚制度合理性的书，而是一本关于刑罚制度建立后如何分配刑罚的书。 本书的总体安排是：章为概述。第二章进行初步讨论，明确每一个可选择的分配原则的指导标准，论证可选择分配原则之间的内在矛盾。从第三章到第九章对每个可选择分配原则逐个进行分析并了解其优点和缺点。第十章对可选择分配原则的优缺点进行总结和对比。第十一章论述如何构建混合分配原则。第十二章对如何构建混合分配原则进行诠释。
目的犯是指以行为人主观上具有某种特定目的作为构成要件的犯罪；该目的要么有助于明确犯罪故意的内容，使此犯罪故意能够很容易地区别于其他犯罪故意，要么能够对犯罪行为的法益侵害性产生影响。断绝的结果犯的目的是直接故意的内容；短缩的二行为犯的目的是故意之外的主观超过要素。对目的犯的研究必须采用类型思维方告。不真正的非法定目的犯不是开放的构成要件，其适用方法是限制解释；真正的非法定目的犯是开放的构成要件，其适用方法是目的性限缩。
2011年2月第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九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八)》。《刑法修正案(八)》根据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和打击犯罪的需要，取消了13个经济性非暴力犯罪的死刑，完善了对未成年人和老年人从宽处理的法律规定，完善了非监禁刑的执行方式，进一步明确了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等犯罪的犯罪构成要件，增加规定了新出现的犯罪行为，为从严惩处严重犯罪提供了有力武器，是对刑法的一次重大修改。《刑法修正案(八)》根据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需要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要求，对现行刑事法律作出进一步完善，体现了社会文明的发展和国家民主法制的进步。
本书是对宽严相济基本刑事政策进行全面阐释和深入解析的学术成果。首先，本文对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确立以来的研究历程进行了谱系性梳理，就研究热潮中形成的模式与路径进行了归纳与评述。其次，笔者在承继与创新的基础上，提出了一个涵摄政策主体、政策途径、政策基石、政策实质、政策客体、政策界域和政策底线七人要素的仝新理论模型。后，本文将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新理论模型置于真实的法治场域中，从刑事一体化的纬度，实现其与实体刑法和刑事诉讼法的有效链接，于刑事法治运动流程的界面，实现其与刑事立法、刑事司法、刑事执行及刑事法律解释的全面互动。由此，得以塑成宽严桕济刑事政策与刑事法治的良性关系和共生机制。
操纵市场诈骗罪侵害三重客体，即投资者的合法 权益、证券市场的秩序、国家对证券市场的监管活动。实践中，应重点监控拥有资源优势的主体的市场操 纵行为。本罪由故意构成，但并非目的犯，我国可借鉴美国法中的以客观要素推定主观要件的判断方法以 及欧盟法所采用的“莫尔海伦规则”确定主观要素中的动机、认识、意志、目的等要素的内容及举证方法 。本罪的有效规制，关键在于建立完善的事前预防机制、健全的民事损害赔偿责任体系、较为严格的行政 处罚措施以及具有明确量刑标准的法定刑。
根据犯罪进展的不同区分犯罪完成形态与未完成形态，在此基础上区别量刑，是罪刑相适应原则的当然要求。但何谓犯罪既遂、其标准是什么，并不是刑法理论与实践中已经明确了的问题。 本文的内容分为四个部分。部分，犯罪既遂的标准。犯罪完成并非犯罪人的主观目的的实现，也非自然意义上的行为的完成，而是体现立法者立法意图的犯罪完成。第二部分，犯罪既遂的范围。第三部分，犯罪既遂的类型。该部分结合不同的犯罪类型，指出了犯罪完成的具体标志。第四部分，犯罪既遂与刑法相关问题。就犯罪既遂与刑法中的相关问题如结果加重犯、共同犯罪等进行了较为系统的阐述。
本书研究视角的新颖性与探讨内容的挑战性是同时具备的。本书从科学技术的发展引发刑法理论的变迁入手，针对日益隆兴的网络技术对当代社会的深刻影响，阐述了刑法学的应有态度。在对技术环境下网络越轨行为犯罪化之正当性探讨时，注意了探求背后的社会控制政策、人的思维模式、刑法及社会的价值取向等深层次问题的思考，其中探讨网络越轨行为犯罪化的根源时引入技术可能性的概念。网络刑法中的技术制衡作用很重要地表现在分析犯罪成立的技术内涵，这里主要研究的是网络技术的广泛应用对犯罪成立要件的影响。书中还就网络刑事立法以及网络技术对立法产生的影响和网络刑事司法可能性的实体、程序两个层面进行了研究。
职务犯罪是伴随国家及法律产生而产生。自古以来就是困扰历朝历代的焦点问题，古今中外，概莫能外。因而，“从严治吏、吏治从严”，以求政治精明、社会安定，历来均是世界各国孜孜不倦所追求的目标。本书分九本：《贪污贿赂犯罪界限与定罪量刑研究》《国家工作人员经济犯罪界限与定罪量刑研究》《国家工作人员犯罪认定中疑点难点问题研究》《国家工作人员滥用职权犯罪界限与定罪量刑研究》《国家工作人员失职犯罪界限与定罪型刑研究》《妨害国家机关职能犯罪界定与定罪量刑研究》《国家工作人员犯罪的数额认定与立案标准研究》《多发疑难职务犯罪案例教程》《多发疑难经济犯罪案例教程》 。 本书针对现实存在的实际问题，结合立法规定与司法解释的精神进行深入浅出的研究分析，力争对多数问题给予一个比较令人服的司法处置对策，希
牧野英一（1878－1970）是日本近代著名的主观主义刑法学家，他的思想主要有三方面的影响，即他的母校东京帝国大学法理学教授穗积陈重（1856－1926）的“历史进化观”音大利学派尤其是菲利（1856－1929）的“社会防卫论”和德国刑事社会学派李斯特（1851－1919）的“目的刑论”。 他的主要创见是，将肇始于19世纪末大陆法系民法学中的“自由法论”精神引入刑法领域；主张20世纪的“罪刑法定主义”必须具有“文化国”之时代内涵；从科学进步的无限性论证“法律解释的无限性”；视犯罪构成理论为繁琐教条，认为犯罪论中主要的问题只有三个，即“未遂”、“共犯”和“法律错误”，且花费50年的精力对上述问题进行研究。他早期的刑法思想，反映出主观主义刑法理论之主客观方面相结合的特征。日本刑法学界主要反对他在“个人价值”与“社会价值”的权衡上
本书内容简介：恢复正义是与作为传统刑罚制度价值基础的报应正义相对应的全新的价值理念。报应正义关注的核心是犯罪与刑罚的因果关系，强调用刑罚手段对犯罪行为进行非难、谴责，通过惩罚以阻止或预防犯罪，因而司法活动产生在国家与加害人之间。被害人被忽略不计，而加害人被贴上“罪犯”的标签，投入监狱，为以后的复归社会道路凭添了荆棘。而恢复正义理论认为刑罚本身不是目的，而是国家教育改造犯罪人的一种手段，其终的目的在于使犯罪人改过自新，重新复归社会。
抢劫罪是司法实践中的一种常见多发性犯罪，也是学界争论较多，实践中难点不少的一种犯罪。虽然近年来对些罪的研究成果比较多，但仍有想法的一些问题认识不统一。作者以此作为选题而予以系统深入研究，具有现实的理论价值和重大的实践意义。 本书充分吸收了国内外刑法学界相关研究成果和博士论文答辩中专家提出的合理建议，占有资料翔实。作者运用比较、语义分析等方法，从多层面对抢劫罪进行了系统考察，为抢劫罪司法、立法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思路。 本书所涉及内容，有关抢劫罪的诸方面与问题几乎无所不及。既有对中外刑法关于抢劫罪规定的历史考察，也有对中外刑法关于抢劫罪的现实规定的比较；既有关于抢劫罪的诸如概念、类型、成立条件、加重情节与非典型形态之类的本体问题的探究，也有关于抢劫罪的诸如未完成形态、共犯形
本书以犯罪学与文化学之间的交叉研究为主线。笔者选取文化规范性作为交叉研究的连接点。笔者认为，从文化规范性出发，对犯罪进行的文化研究具有特殊意义。 首先，在方法层面，以文化规范性为视角，有助于倡导一种跨学科的研究模式，使犯罪学方法不断推陈出新。将文化学领域的知识和方法引入犯罪学场域，通过文化规范性整合以文化学为主的人文社会学科的各种知识、方法与资源，在由价值观念、生活方式、制度、文本和话语构成的文化规范性分析框架下，能够开展多元的、多维度的犯罪研究，有助于开放式的犯罪学学术体系的形成。 其次，在理论层面，以文化规范性为视角，有助于加强对中国本土犯罪问题的关注，有助于探索适合中国转型社会的犯罪学知识。以文化规范性为研究犯罪的视角，能够促使犯罪学的目光不仅停留在对国外犯罪学理论的评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历程及罪名适用》刑法条文批注罪名系根据1997年12月16日施行的*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确定罪名的规定》、2002年3月26日施行的*高人民法院、*高人民检察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确定罪名的补充规定》、2003年8月21日施行的*高人民法院、*高人民检察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确定罪名的补充规定（二）》、2007年11月6日施行的*高人民法院、*高人民检察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确定罪名的补充规定（三）》、2009年10月16日施行的*高人民法院、*高人民检察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确定罪名的补充规定（四）》、2011年5月1日施行的*高人民法院、*高人民检察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确定罪名的补充规定（五）》整理。
徐进辉主编的《反贪污贿赂岗位素能培训习题集》是由*高人民检察院反贪污贿赂总局为反贪污贿赂岗位素能培训组织编写的习题集，以名词解释、选择题、填空题、判断题、简答题和论述题的形式，对检察机关反贪污贿赂主要工作环节的要点进行了归纳、提炼、阐释，并附有四套模拟试题及答案解析，对于广大反贪污贿赂干警强化岗位职责及专业素养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实用性和指导性。
我2005年4月28日晚上在北航法学院进行了～场“罪刑法定司法化”的讲演。讲演过后的提问阶段，一位听众向我提了这么一个问题：为什么目前我国法学家都纷纷开始关注司法问题，这里的学术意义何在？我对此作了以下回答：我国法学家从关注立法到关注司法的学术视角的转变，正好反映了我国法治建设的历史进程。我国的法治建设经历了一个从以解决无法可依问题为主的立法中心到以解决有法必依问题为主的司法中心的演进。在20世纪80年代，我国开始了法治建设的进程，这个时期我国刚从十年浩劫中走出来，社会生活基本上处于一种无法可依的状况，在这种情况下，我国以1979年刑法、刑事诉讼法的颁布为标志，开始了一个大规模的立法运动。在这里，我之所以采用“运动”一词，是想表明这场立法活动法律制定的数量之多、持续时间之长，都是前所未有的。由
本书梳理了近年来有关诉讼欺诈犯罪的研究成果，跟踪了地方司法机关应对诉讼欺诈所采取的一系列措施，借鉴了古今中外法律的有关规定和司法实践经验，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我国现行刑法规定之下如何认定涉诉讼欺诈相关犯罪以及如何修改完善刑法，以应对诉讼欺诈犯罪。尽管理论界已有诸多论述，但本书或提出不同于他人的见解，或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进行了更深入的论证。本书在诉讼欺诈的定义、诉讼欺诈犯罪主体的特点、诉讼欺诈存在范围、犯罪形态、罪数认定、如何修改完善刑法等方面提出了许多独到的见解。
自1987年1月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法》次确立单位犯罪以来，至今已经有23个年头了。即使从1997年《刑法》明确规定单位犯罪算起，也有整整13年了。单位成为犯罪主体，这是市场经济条件下刑法发展的必然结果。单位之所以能够成为犯罪主体，是因为单位的某些行为已经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达到了应受刑罚惩罚的程度，必须给予严厉打击，并通过刑罚手段进行治理。 1987年以前，我国法律并不承认单位可以成为犯罪主体。既然单位不能成为犯罪主体，自然也就不能成为刑事诉讼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因此，在刑事诉讼中，单位犯罪诉讼的问题是不存在的。然而，自从单位可以成为犯罪主体之日起，单位犯罪诉讼的问题就已经成为不可回避的问题。刑事实体法是刑事程序法产生的基础和前提，没有刑事实体法，就没有刑事程序法。刑事程序法的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