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真正不作为犯是以不作为的方式实施刑法以作为形式规定的犯罪。由于行为人不积极救助法益或者不阻止犯罪的行为，导致他人重伤甚至死亡的，具有严重的危害性，因此各国在司法实务中均将不作为犯纳入刑法调整范围，但包括我国在内的大多数国家并未在刑法总则中明文设置处罚不真正不作为犯的条款。因此，如何合理限定不真正不作为犯的处罚范围，成为重要课题。 本书是围绕不真正不作为犯展开系统的教义学研究的著作，通过对具体问题的分析，指出目前我国不真正不作为犯研究的问题所在，提出处罚不真正不作为犯不违反罪刑法定原则的主张，并结合实践中不作为引发的刑事责任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对于促进刑法学理论的深入发展，将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同时，深入研究不作为犯罪的共犯问题、缺陷产品的刑事责任等问题，对于解决司法
本书聚焦政府公务员职务违法责任实现问题，围绕政府公务员职务违法责任实现本体、理论基础、实现原则、实现要件、实现过程、实现现状、实现对策等展开专题研究。本书所作研究，不但有助于对深化政府公务员职务违法责任及其实现问题的认识提供较为系统的理论引导，促进相关学术理论研究的更新与发展，而且对促进相关国家机关建立、完善公务员职务违法责任及其实现机制具有积极的参考价值。
《国家工作人员滥用职权犯罪界限与定罪量刑研究》内容简介：国家工作人员滥用职权犯罪，是一种具有特定身份的人员实施的与自身职务有关的犯罪行为。它作为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犯罪的典型表现形式之一，在本质上是一种滥用权力、亵渎权力的行为，是权力运行过程中发生的权力异化和失控现象。腐败是权力异化的表现，而国家工作人员滥用职权犯罪是权力腐败的表现。 由于国家工作人员滥用职权犯罪与其他类型的犯罪相比，具有某种特定性，因此其社会危害性，特别是对国家政权机关的危害和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的危害甚于一般刑事案件。有鉴于此，古今中外各个国家莫不对官员滥用职权犯罪在立法、司法及犯罪的预防等方面予以特殊规定和处置。我国古代就有不少关于官员滥用职权犯罪惩治的规定，在唐代的《唐律》中规定得相当详细，如对官吏犯赃
在国外（地区），渎职罪属于较早的刑事立法范畴，不同国家刑法对渎职罪的规定各具特色，且都面临理论研究进一步深入的问题。我国1997年修订后的刑法等九章在原刑法第八章的基础上进行了增订、补充，将单行刑法与附属刑法中关于渎职罪的有关规定吸纳进来，使其内容大为充实。但不足的是，罪名过于零散，缺乏的系统性和科学性，因而在理论上有待更进一步深入研究。我们在对我国刑法中的渎职罪的有关理论进行探讨与研究的同时，尽可能地收集了大陆以外地区及国外（地区）渎职犯罪的法律法规及相关资料，对渎职罪的概念、立法例、构成特征、犯罪形态、处罚以及具代表性的个罪做了一些探讨，从完善我国渎职罪立法的角度出发，对中外（地区）刑法中的上述问题进行了比较研究，以期有所借鉴。
《国家工作人员滥用职权犯罪界限与定罪量刑研究》内容简介：国家工作人员滥用职权犯罪，是一种具有特定身份的人员实施的与自身职务有关的犯罪行为。它作为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犯罪的典型表现形式之一，在本质上是一种滥用权力、亵渎权力的行为，是权力运行过程中发生的权力异化和失控现象。腐败是权力异化的表现，而国家工作人员滥用职权犯罪是权力腐败的表现。 由于国家工作人员滥用职权犯罪与其他类型的犯罪相比，具有某种特定性，因此其社会危害性，特别是对国家政权机关的危害和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的危害甚于一般刑事案件。有鉴于此，古今中外各个国家莫不对官员滥用职权犯罪在立法、司法及犯罪的预防等方面予以特殊规定和处置。我国古代就有不少关于官员滥用职权犯罪惩治的规定，在唐代的《唐律》中规定得相当详细，如对官吏犯赃
本书聚焦政府公务员职务违法责任实现问题，围绕政府公务员职务违法责任实现本体、理论基础、实现原则、实现要件、实现过程、实现现状、实现对策等展开专题研究。本书所作研究，不但有助于对深化政府公务员职务违法责
本书《宪法学说》中一开始就说：将“宪法”与作为一套法律规定的宪法法规（条文）混为一谈，是稀里胡涂的宪法观──必须区分宪法的“意义”与“相对意义”。前者指制宪主体（君王或者人民）的一次性政治决断，决定性地创制自身的政治共同体的特定生存形式，在这一意义上，宪法的含义等于国家的实存本身及其政体形式（比如“民主共和”），一套调节生活秩序的具体法规──所谓“相对意义”的宪法，不过是由这一政治决断引出的。施米特提出意义和相对意义的宪法的区分，也是想要提醒德国智识人自己心里搞清楚，民主共和究竟意味着什么：共和革命远不是仅仅为了制订一部成文宪法，它意味着一个政治统一体（民族国家）在特定政治处境中对自身的生存方式作出了新的政治决断，或者说为如何在新的政治生存处境中形成新的政治统一体重新作出了
本书《宪法学说》中一开始就说：将“宪法”与作为一套法律规定的宪法法规（条文）混为一谈，是稀里胡涂的宪法观──必须区分宪法的“意义”与“相对意义”。前者指制宪主体（君王或者人民）的一次性政治决断，决定性地创制自身的政治共同体的特定生存形式，在这一意义上，宪法的含义等于国家的实存本身及其政体形式（比如“民主共和”），一套调节生活秩序的具体法规──所谓“相对意义”的宪法，不过是由这一政治决断引出的。施米特提出意义和相对意义的宪法的区分，也是想要提醒德国智识人自己心里搞清楚，民主共和究竟意味着什么：共和革命远不是仅仅为了制订一部成文宪法，它意味着一个政治统一体（民族国家）在特定政治处境中对自身的生存方式作出了新的政治决断，或者说为如何在新的政治生存处境中形成新的政治统一体重新作出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