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凤春、黄婧编著的《楚器名物研究》共分八章分别是:服饰篇、佩饰篇、饮食篇、车马篇、出行篇、建筑篇、礼俗篇、楚器考论篇等内容。楚文化因楚国和楚人而得名,是周代的一种区域文化,集中了东周文化的大半精华。它同东邻的吴越文化和西邻的巴蜀文化一起,曾是盛开在长江流域古区域文明的奇葩。与并世共存的先进文化相比,楚文化可以说是后来居上。当楚文化迹象初露之时,它只是糅合了中原文化的末流和楚蛮文化的余绪,特色不显,影响不大,几乎无足称道。到了西周晚期,它才脱颖而出,令北方有识之士刮目相看。
《简帛》(第十八辑)共收文21篇,其中含近年韩国、中国大陆简牍研究概况各1篇。材料涉及上博简、清华简、里耶秦简、岳麓秦简、居延汉简、肩水金关汉简、地湾汉简、北大汉简、长沙尚德街法律木牍等多批简帛资料。内容则涵盖文字考释、语法探究、史实考证、器物(名物)考证、简文释例、文献复原以及从简帛资料出发的历史研究(制度史、法律史、思想史、历史地理)等诸多方面。
屏风是一件易朽之物,它在历史上的意义"在场"并不存留于考古发现中。本书作者通过对屏风存在的场域、图像、主体身份以及用法四个角度的分析,试图呈现出其在唐宋这一历史转型期的意义变迁。处于内外之间的屏风,透露出历史发展中场域和话语的应合与冲突。初唐之前,屏风主要是王家的用具。作为公天下的代表,君主始终要承担"无私"的身份。在仪式的场所,它是帝王光辉形象的映照;在帝王的内殿,它是君王日夜思省的明镜。帝王不合身份的"目光"往往会招致历史的苛责。从中唐至北宋,文人的视角渗透入屏风内外,他们以诗画构建出一个独我的性灵空间。到南宋以后,由于绘画价值的提升,屏风逐渐丧失了艺术品主要媒材的地位,转而成为生活空间里的一件装饰。然而,文人并没有因此放弃以屏风作为性灵承载的意图,他们依然以典故的方式,使
《古笔考:汉唐古笔文献与文物》从文献与文物两个方面,对汉代至唐代这个时段内毛笔的制作、形制、产地、历史、语汇等方面的问题,进行了详尽的考证与探讨。同时对当今古笔研究中存在的一些失误,进行了较深入的揭示和批评。《古笔考:汉唐古笔文献与文物》还以文献与文物这两个主线,较为广泛深入地搜集、诠释了古代毛笔的重要文献及考古出土的实物资料。不仅是一本资料丰富、信而有征,具有较高学术价值的专著,同时也是一本不乏可读性与观赏性的读物。对中国的传统书画、文物考古及文史等方面的学习与研宄,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本书运用国外考古学理论,将中国古代东周以前的青铜器兵器结合具体出土环境、兵器埋葬位置、与其他随葬品的相对关系,以及自身的型式演化序列等方面,从而考察青铜兵器所具有的社会、精神层面的含义,进而证明青铜兵器不单纯是实用的武器,更多承载着礼器的价值。 原稿共分五个部分,首先引论部分,系统梳理了传统考古学文化系统观念下的青铜兵器;章,运用蒙特柳斯类型学方法,再到物质文化分析,对东周以前青铜兵器进行分类、分型定式,以确定其各类兵器之间的年代序列及形态变化情况;第二章及第三章,分别结合青铜兵器出土环境、埋葬位置及其形态特征,来分析其所蕴含的社会、精神层面意义;第四章,结合目前收藏、出土的玉质兵器材料,着重讨论早期中国玉质兵器的发展情况,以及其与青铜兵器在承载礼制含义过程中的互动关
本书收集了以阿斯塔那墓地出土纺织品为主,同时包含洋海等墓地出土及采集的文物共29件,详细记述了这29件文物的保护与修复工作,对这些文物的修复源于配合阿斯塔那 哈拉和卓墓地发掘报告的整理。在这些文物的修复过程中,修复人员严格遵守 原真性、*小干预、可识别、可逆性 的文物修复原则,并根据每件文物的特点详细编制成《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古墓出土纺织品保护修复方案》,报请国家文物局审批,於2012年6月正式获批。历经五年的时间,在中国丝绸博物馆文物修复专家汪自强、楼淑琦的指导下,终于圆满完成了该方案内35件文物的保护修复工作。为了给研究吐鲁番学的专家学者们提供更便利的研究资料和实物图片,将其收集整理编辑成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