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一贯重视反腐败。中国政府支持制定《公约》这项反腐败国际法律文书，并本着真诚合作、实事求是的精神参与了《公约》的谈判和起草工作，为《公约》的制定提出了许多积极的建议。中国政府并于2003年12月10日签署了《公约》。相信不久的将来，中国会批准加入该《公允》。 本书根据读者查的反腐败法律文件暨相关文献资料（包括中英文本）的需要，在内容上分为三编：编为“《联合国反腐败公允》暨相关文献资料”。第二编为“区域性相关法律文件暨文献资料”。第三编为“其他相关文献资料”。

被害人参与国际刑事诉讼是各国“被害人运动”和国际人权法与人道法猛烈推进的结果，唯有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次把它落到实处。预审机制和被害人广泛参诉是该《规约》的两个主要创制。《国际刑事法院“三造诉讼”实证研究》系统研究了法院各情势与案件预审阶段的被害人参诉问题。被害人不是当事人，但是其参诉地位与权利远远超过证人，在很多方面接近当事人。因此，作者把被害人参诉的刑事公诉结构称为四方三造的“三造诉讼”。《国际刑事法院“三造诉讼”实证研究》考察了法院“三造诉讼”伞部英／法原始文件，考察样本具有原始性、性、多样性、生动性和完整性。

本书在阐述我国境外追逃追赃国际合作基本范畴与现状、理论基础、存在的问题及原因的基础上，辅以域外追逃追赃合作的经验与启示，终提出了完善我国境外追逃追赃国际合作的顶层设计与途径。 本书认为我国境外追逃追赃国际合作不仅需要实践经验，还需要理论支撑；不仅需要落实国际法，还需要修订国内法；不仅需要依托社会科学，还需要借助自然科学。真正做到理论与实践相辅相成、法律与条约内外兼修、社科与自科并驾齐驱。

冷战结束后，沉寂了近半个世纪的国际刑法复苏勃兴，发展迅猛，对国际法的发展产生了广泛而深入的多重影响，引起了国际社会的极大关注。因此，对国际刑法涉及的一系列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进行较为深入系统的研究，无疑具有突出的理论价值和重要的实践意义。 本书的主要内容包括国际刑法与国际人权法、国际刑法与国际刑事司法机构、国际刑法与"选择性司法"、国际刑法与"上级命令"、国际刑法与劫持航空器行为、国际刑法与海盗行为及海上恐怖主义、国际刑法与非洲、国际刑法与世界和平、国际刑法对后冷战国际法律秩序的影响和国际刑法与后冷战国际法律秩序的重构等，基本涵盖了近年来学术界关注和集中讨论的国际刑法理论和实践中的主要问题。

本书是关于国际法上废除死刑制度的理论专著。本书深入研究了国际社会在放弃死刑方面的法律进步，讨论了在联合国人权制度（《世界人权宣言》、《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及其议定书等国际法律文书有关死刑问题条款的制定、解释和实践）、国际人道法领域（《日内瓦第三公约》和1977年两个议定书）、国际刑法领域（“二战”后的起诉、治罪法、特设法庭、国际刑事法院对死刑的排除）、欧洲人权法（《欧洲人权公约》有关条款的起草、解释，公约第六号议定书的起草、解释，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和欧洲联盟与死刑）、美洲人权法（《美洲人的权利和义务宣言》和《欧洲人权公约》有关条款的起草与解释，公约《关于废除死刑的议定书》等）和非洲人权法等领域废除死刑的问题。其中，联合国人权制度和欧洲、美洲人权制度是重点。作者在书后附录了

《法律的成长》源自卡多佐1923年12月在耶鲁大学所做的演讲。演讲分三次讲完，后来讲稿被整理成书。卡多佐开篇就提出了“法律为何需要成长”这一话题。他承认法律的确定性是有其意义的，不确定则无法预知行为的后果，法律引导行为的价值就会丧失。在肯定了法的确定性的意义后，卡多佐提出了两点忠告：首先，我们在崇拜确定性的时候，一定要对正确的和错误的确定性进行区分。其次，我们在拥有确定性之后，还应当记得：确定性不是的好东西，有时候为了获取它，我们付出了太多的代价，对确定性的盲目崇拜容易变成一种无法容忍的僵化和刻板。对于法律如何成长的问题，卡多佐认为，首先需要一种有助于法律成长的哲学。他指出有四种力量是法官必须遵循的：逻辑、类比、历史和习惯的力量。接下来，卡多佐探讨了法律的功能和目的。在卡多佐看来，

中国一贯重视反腐败。中国政府支持制定《公约》这项反腐败国际法律文书，并本着真诚合作、实事求是的精神参与了《公约》的谈判和起草工作，为《公约》的制定提出了许多积极的建议。中国政府并于2003年12月10日签署了《公约》。相信不久的将来，中国会批准加入该《公允》。本书根据读者查的反腐败法律文件暨相关文献资料（包括中英文本）的需要，在内容上分为三编：编为“《联合国反腐败公允》暨相关文献资料”。第二编为“区域性相关法律文件暨文献资料”。第三编为“其他相关文献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