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我国学者撰写的第一部关于韩国儒学发展演变的学术专著,由三部分内容构成:“绪论”,通过对中韩儒学的比较,既阐释了韩国儒学“重气”、“重情”、“重实”的基本特点及韩国儒学的“义理”精神,集中探讨了韩国儒学在“理气”、“心性”、“礼仪”、“以图解说”等方面对中国儒学的细微发展;正文五章内容则是着重对韩国儒学发展演变历史的梳理和论述,依照韩国历史发展的顺序,对李穑、郑梦周、郑道传、权近、徐花潭、李退溪、奇高峰、李栗谷、成牛溪、曹植、金长生、宋时烈、魏岩、韩元震、郑霞谷、李瀷、洪大容、丁茶山、崔济愚、朴殷植等代表人物的儒学思想作了深入阐发,并探究了韩国儒学发展演变的内在规律性;“附录”中为了突出韩国儒学的特色,将韩国儒学史上两次著名论辩即“四端七情论辩”和“人性物性异同论”的论
杨伯峻译注的《孟子译注(简体精装本)(精)》记载了孟子及其弟子的政治、教育、哲学、伦理等思想观点和政治活动,是儒家基本经典,影响极大,古往今来,注家众多。杨伯峻先生的译注注释准确,译注平实,脍炙人口,是当代 的《孟子》读本之一,不但能帮助一般读者读懂《孟子》一书,还能给研究者提供一些线索和参考。
《春秋繁露》是西汉董仲舒阐发《春秋》公羊学微言大义的重要著述,书中发挥“《春秋》大一统”之旨,杂糅儒家思想和阴阳五行等学说,对自然和人事作各种牵强比附,建立了“天人感应”论的神秘主义体系,其中包括“三纲”、“五常”、“三统”、“三正”、“性三品”等学说。 此书是了解中国早期哲学思想的重要典籍。到了清代,《春秋繁露》才出现两个相对完善的校注读本(卢文弨校本和凌曙注本)。 宣统年间,公羊学家苏舆兼取卢校凌注,并参校明代所刊孙鑛评本,广采前人研究成果,间参己意,著成《春秋繁露义证》一书,共十七卷。 苏舆是今文学派,但他不固守门户之见,兼采今古文诸家之长,不拘成说,这一治学态度也使得《春秋繁露义证》成为清代以来注解《春秋繁露》的集大成之作。
杨伯峻译注的《论语译注(简体精装本)(精)》系对《论语》二十篇所做的 细致的注释和翻译。每章分为原文、注释、译文三部分,注释精准,译文流畅明白,不但给专业研究者提供了若干研究线索, 便于普通读者正确理解《论语》原文,实为雅俗共赏之佳作。
杨伯峻撰的《新编诸子集成:列子集释》所收子书与旧本诸子集成略同,是一般研究者经常要阅读或查考的书。每一种都选择到目前为止较好的注释本,有的书兼收数种各具优长的注本。出版以来,深受读者欢迎,还有不少读者提出意见建议,帮助我们修订完善这套书,在此谨致谢忱。《新编诸子集成:列子集释》目前以平装本行世,每种单独定价。近期我们还将出版精装合订本,以满足不同层次读者的需求。
《我们的经典·去圣乃得真孔子: 论语 纵横读》是《丧家狗》的续篇,它和前书不一样,不是通读,而是精读。在这本书里,作者是把《论语》拆开来读:上篇讲人物,纵着读;下篇讲思想,横着读。作者叫“《论语》纵横读”。它和前书有共同主题:一是讲圣人概念的变化,孔子为什么拒绝当圣人,子贡为什么要把他树为圣人;二是讲道统之谬,它是怎样从孔颜之道到孔孟之道,再从孔孟之道到孔朱之道,四配十二哲都是怎么捏造出来的。
《王阳明与明末儒学》以宋、元、明时期的思想文化为背景,特别是儒学发展史为背景,在简明生动地概述宋明思想文化发展的脉络和特点的基础上,不仅系统而深刻地论述了阳明心学产生的历史原因及其内容、特点、社会影响、历史作用,而且系统和细致地论述了阳明心学的分化、演变和明代中后期王门各派各家的离合同异、学术宗旨,并以阳明学、阳明后学与朱、陆之学,特别是明末其他儒学流派做了具体而微的对比。 《王阳明与明末儒学》不仅能使读者宏观而系统地了解明代儒学,特别是阳明心学的发展史、演变史,而且能给读者以很大的思想启迪,深入理解王阳明的知行合一、致良知等思想。
台湾为知名的《诗经》注译本。诗是当时作者灵感的流露,语短而意味深长,含蓄而旨在言外,以我们两三千年以后的人去捉摸两三千年以前的人的飘忽迷离的灵感,谁敢说自己所刻意以求的就恰好是当时作者灵感的?作者正是本着这种精神,对诗经做了严谨的注译。 文复会 简介:台湾文化总会的前身是 文化复兴总会 ,它是为了因应文化大革命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破坏,以 复兴中华文化 为宗旨,而设立起来的。为了反制文革,总会特地请当时好的学者,对四书、诗经、周易、老庄、春秋等进行今注今译,以推广典籍阅读。当时聘请的学者,包括了南怀瑾、屈万里、林尹、王梦鸥、史次耘、陈鼓应等,堪称一时之选,连续出版了诸子百家的经典。
在西风东渐潮流盛行的晚晴民国,从物质到文化,几乎都崇尚西方的舶来品。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有一位被后世称为“清末怪杰”的老者,凭借一己之力,向西方热情地推荐、宣传中国的文化,他就是辜鸿铭。在当时的西方形成了“到中国可以不看紫城,不可不看辜鸿铭”的说法。 在中国古代各大家和各思想流派中,辜鸿铭先生为推崇孔子和儒家。辜鸿铭先生认为,《论语》就是中国的“《圣经》”,是能展现中国文人价值观和值得向西方推荐的经典。在这个背景下,辜鸿铭先生以西方人能够理解的人文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作为参考对象,用英语翻译了《论语》,对当时西方人了解中国意义深远。同时,辜鸿铭先生见解独特,对孔子和儒家思想赋予新的理解,对国人来说,也大有启发,值得阅读。
《道德镜鉴:中国叙述性图画与儒家意识形态》由孟久丽编著。 钱穆认为,若要用一句话来概括中国文化之特殊精神,则在其偏重于道德精神之一端。无论 部画论著作谢赫《画品》中谈到的“明劝戒,著升沉”,还是唐代 成熟的画史著作张彦远的《历代名画记》中所提的“成教化,助人伦”,都将图像的道德教化功能放在首位。然而长期以来,中国艺术史中的这个领域并未得到广泛的梳理和讨论。 《道德镜鉴:中国叙述性图画与儒家意识形态》的前半部分(一至四章)考察了中国叙事画的早期状况,并回溯了其功能、传统以及形式风格从公元前2世纪至公元11世纪的演变。第二部分(五至八章)追溯文人审美兴起后,叙述性图画在精英视觉文化中持续扮演的重要角色,展示了皇帝、官员、学士、普通人,如何通过对道德故事的不同描绘,来表达他们
如何在“传统”与“现代”之间找到适当的交会点,是当今中国建筑师需要面对的一个重要问题。作为台湾现代建筑思潮的“主舵手”,作者对六十年来台湾建筑界面对传统与现代的问题所做的因应予以梳理、评析,对“传统”与“现代”的内涵作了精要的阐释,也将自己一波三折的心路历程娓娓道出,希望对多元社会中的年轻一代有所帮助。
历来注家对《论语》各篇主题概括不一,甚至认为没有明确主题。《<论语>的整体结构新解》通过“依篇解经”的方式发现《论语》存在一个完整的整体结构。首先,各篇有明确的主题,分别是:为学、工作、制度、仁者、教育、做事、道论、君德、心性、气象、人才、仁政、君道、臣道、绅道、权臣、小人、隐士、学统、政统。其次,各篇主题之间具有某种对应关联,形成了以内圣外王为主体的思想体系。《论语》的思想体系体现了儒学规范性。正如以《四书章句集注》为代表的四书学对五经学的取代一样,这是论语学超越四书学的关键环节。再次,各篇的章句依次划分为若干小节,每一节有一个分主题来支撑各篇主题。前后章句之间有隐藏的逻辑联系。后,《<论语>的整体结构新解》提出了章句新解,新解符合经典文化现代化的大趋势,新解构成了章
“南雍学术经典”丛书是南京大学历史上学术大师们的人文社会科学名著精选。它吸收中国传统学术史中“学案”的编纂形式,邀请大师们的学术传人或研究专家,精选荟粹大师们的学术代表作,对其生平、学术加以述评并制作学术年表,再按不同的学科陆续分辑出版。 唐君毅(1909—1978),中国著名哲学家、哲学史家,现代新儒家的代表人物之一。出生于四川宜宾,曾就读于中俄大学、北京大学,1932年自中央大学哲学系毕业后曾任教于华西大学、中央大学、金陵大学、江南大学。1949年唐君毅与钱穆、张丕介等在香港共同创办新亚书院。1963年被香港中文大学聘为首任文学院院长和哲学讲座教授,1967年任新亚研究所所长。唐君毅一生驰骋于东西哲学领域,为建立道德理想主义的人文世界而殚精竭虑。其主要代表作有:《道德自我之建立》、《中国文化之精神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