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澄衷蒙学堂字课图说》初版于1901年，即清光绪二十七年。全书四卷（八册），共选三千二百九十一个汉字，插图七百六十二幅。册为凡例、类字和检字索引；第二册为卷一，所收汉字包括天文地理、自然现象、山川河岳，各国知识、地方小志等；第三、四册为卷二，所收汉字涉及人事物性、乐器武器、花鸟鱼虫、矿物金属等；第五、六册为卷三，所收汉字为度量衡、日常生活、农业工业、虫豸动物、野生植物等；第七、八卷为卷四，也是后一卷，所收汉字属较抽象的人类活动和语言文字。当时，本书以石版印刷流通，随即广为仿效和普及，成为全国各小学学堂通行教材。几十年间，其扩印之多、流布之广、版本之杂，一时无二。本书作为有史以来部学校编纂的语文课本，其精神传承直接影响了后来的《国民字课图说》（1915年），还影响了同时代的《共和国教

《四书》又称《四子书》。四书中，只有《论语》从汉代即被尊为经典；《》《中庸》原是《礼记》中的两篇，不独立成书，跟《孟子》一样，并无特殊地位。隋唐时期，三书才逐渐受到重视；至宋，朱熹承袭“二程”（程颢、程颐）的观点和做法，大力推崇此三书，使之与《论语》并重。从三十岁开始，朱熹便对四书下功夫，并分别做注。《》《中庸》的注称为“章句”，《论语》《孟子》的注，因为引用程说和他说较多，称为“集注”。1182年，朱熹正式将《章句》《中庸章句》《论语集注》《孟子集注》四书合刊，称为《四书章句集注》，简称《四书集注》。经学史上的“四书”之名才首次出现，并从此开创了汉唐崇《五经》，唐后重《四书》的时代。

本书参考数十种中日韩三国学者《论语》研究专著，及数十种有关《论语》的学术笔记，融百家精义于一炉，铸成一种新的《论语》注释新体式。每章根据内容立一标目，目的在帮助读者把握要义，领悟其中的意义。同时面对当下人的生活进行思考，缩小《论语》与当代生活的距离。使读者能亲身感受到其指导人生的意义。作者从文字训诂、史实考据、经学意义、文学理解等多个角度，尽可能的发现其当代价值，阐述详细，却又不流于繁琐，让《论语》走进现代人的生活。

《论语》是集中体现中国古代儒家思想的一部重要典籍，是记述孔子及其弟子言行的著作，约成书于战国初期。《论语》内容非常广泛，涉及哲学、政治、经济、教育、文艺等诸多内容，对后世影响深远。无论从思想价值还是艺术魅力上讲，《论语》都是一部不可不读的国学经典。《论语》分为原文、注释、译文三部分，注释精要详尽，译文通俗易懂，编校精良，实为雅俗共赏之佳作。

本书是中国史记研究会第20届年会成果专集，收录论文50余篇，分为《孙子兵法》与吴文化研究、《史记》军事文化研究、《史记》文本与注释研究、《史记》思想文化研究、《史记》文学艺术研究等部分，重点篇目有《孙子兵法——中华文化的巍巍丰碑》《〈孙子兵法〉十三篇题解》《新颖独到的史评方法》《从〈史记·荆燕世家〉看司马迁的“实录”和“爱奇”》《先唐〈史记〉图像传播考述》等。书稿内容丰富、观点鲜明、角度新颖，半数论文出自中青年学者和博士研究生之手，表现了《史记》研究的后续力量。

国学不腐更不会朽，它是清新而流动的活水，亘古常青，生杌盎然。有鉴于此，我社组织学术界的专家，编辑了这套《国学大讲堂》。 《国学大讲堂》涵盖文学、历史、哲学、科学等多方面，分册导读，重点在“导”，力求用较短的篇幅，使广大读者对这些元典有较为全面的认识，既能发掘文化瑰宝，又可辨别、扫除障眼的糟粕。 《广韵导读》为《国学大讲堂》分册。

《周易（套装共2册）》是历史上重要的《周易》注本之一。唐孔颖达等修《五经正义》，其中《周易》选用王弼注，作为官方定本而流传于世。王弼之注摒弃注汉儒“互体”、“卦变”、“五行”等牵强附会的学说，重在阐述《易》中所包含的根本义理。并以《老》解《易》，以玄理统易理，反映出贵无的本体论思想，赋予了《周易》崭新的面貌，成为玄学理论的基本思想资料之一。王弼《周易注》包括《经》的部分，即六十四卦的卦爻辞及《传》的《文言》、《彖辞》、《象辞》等。晋韩康伯继承王弼思想续注《系辞》、《说卦》、《序卦》、《杂卦》等。唐修《五经正义》时，将韩注于王注合在一起，一并刊行，以供学者之需。

《周礼注疏》，汉郑玄注，唐贾公彦疏，唐陆德明释文。建国以来已经出版过多个版本的十三经注疏，尤其是嘉庆阮元刻本，被不同出版社多次出版。然而学者亦对阮元刻本的提出诸多质疑。现将元刻明修本《周礼注疏》原样影印出版，供学者深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