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作者继《民国出版标记大观》《民国出版标记大观续集》之后的又一力作，收录340多家新发现的书店书局、出版社、报社出版部等近400个精彩纷呈、风格迥异的出版标记，以及近1000种各类图书版本，封面、扉页、版权页、目录、题词、插图、插照、广告等，可谓蔚为大观。作者用浅显的语言，娓娓道来。这些鲜活史料从另外一个角度真实还原了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等的一个个侧面，从而使文史研究者、爱好者以及版本收藏爱好者又多了一份难得的参考资料。
《光明》半月刊，洪深、沈起予主编。创刊于1936年6月，到1937年8月止，共出三卷二十九期。1937年9月至10月，另出的《战时号外》七期和一卷第七期附录《东北作家近作集》附于第三卷第五号之后。本社曾于一九八四年影印出版。 此次重新整理编目，影印刊行。希望有利于史料文献的积累保存，为研究者与普通读者提供阅读便利。
本书内容大致可分为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扼要记叙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党中央驻在延安领导和指点根据地、国统区、敌占区开展出版宣教工作。这一工作的特点是，把根据地的革命出版工作和国统区的革命出版工作结合起来，以各种方式互相策应、传播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引导干部和广大人民反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内的决策和部署上来。二是探究国统区出版模范之称的邹韬奋及其主持下的生活书店的经营之道和斗争艺术。揭示了30年代、40年代革命的新的出版业战胜了旧的出版业而凯起，在群众中扎下了根。是它的力量之源的所在。三是为中国革命出版史留下了一些文化战士的身影。他们拥护共产党、紧跟人产党在各自的工作岗位并肩战斗，感人的事迹表现出难能可贵的高尚品质。四是对建国后的出版工作所作的努力和提
搜寻与研究出版标记，也便是为了研究出版机构，研究出版机构也便是为了出版史的架构。以往这项工作大多是从出版机构的创办者入手，这当然是一种途径，但存世资料贫瘠，路径阻塞，做起来相当困难。而以图书版本入手研究出版机构，也不失为一种好方法，特别是从依于图书版本的“出版标记”来研究出版机构，更具直观性和形象性，由出版标记带出相关的图书版本，由图书版本带出出版机构，由出版机构带出创办者以及相关的事件与人物。如果把所有出版机构的来龙去脉都公诸于世的话，民国出版史的架构也便有了一个雏形。笔者希望在有生之年继续做这项艰巨而困难的工作，以期给50年或100年后的研究者与爱好者提供一个可资玩赏与研读的空间。
翻译本身，是沟通着不同的文化传统，不同的文化体系，甚至不同的文明。而不同的时期，不同的环境，不同的翻译家，关注的重点及热点之所以常常有很大差异，除去个人兴趣外，更多的是根源于文化自身的变迁。同一部著作，在不同的译者、不同的读者那里，解读可以完全不同，有意识的或无意识的误读、甚解，除去个人水平外，更多的是文化背景的相异。近代以来，从西方，从日本，引进了大量新的词汇，并使大量老的词汇具有了全新的内涵，但是，同一词汇，人们的理解或人们所作的意义诠释，差异却是如此惊人，便是明证。翻译出版史的研究，将引导我们从这种文化的对话、误解与正解，从更深的层次上去考察近代以来中国思想变迁。
本书以历史时间为经，以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为纬，在政治、经济、文化的历史大背景下，对民国各个时期的出版历史现象和出版活动进行全景式的阐述。对民国三十八年的图书业历史，从行业经济史和出版文化史两个维度，进行宏观把握与概括。同时对有影响的出版机构和出版人物个案进行了微观研究和分析，对出版活动过程中商业利益和文化价值之间的平衡关系，给予了特别关注。对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业源头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出版事业，既探讨绍往，亦昭示先机，有细致深入的论述。
本书对全国各地目前收藏的抗战时期重要期刊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调查，收集并整理了大批珍贵的手期刊资料，填补抗战史和中国近代报刊史上的一些空白。依据这些手资料，弄清每种期刊创刊的经过、旨趣、主要内容、总体思想倾向，将限度地为研究者提供有价值的资料线索，也将成为近代史研究人员的重要参考书。
本书试图通过详细描述《百科全书》的一生，驱散围绕在图书历史四周的迷雾。这是关于一部书的书：这位主角似乎有些神秘，而且它可以缩到无穷小，就像从一面镜子反射到另一面镜子里。不过，如果处理得当，也会增强人们对早期现代历史诸多方面的理解，如人们所知的，在法国，书籍史就和历史研究中很广泛的问题有关。启蒙运动这样伟大的思想运动是如何在社会中传播的？影响的浓度和广度如何：贤哲的思想在物质化到书中时，采取何种形式？印刷品的物质基础和生产技术与它的主旨和传播有很大的关系吗？图书市场如何确定其功能？出版商、书商、推销员和文化传播中的其他媒介扮演什么角色？出版如何像生意那样运作？它如何适应革命前欧洲的经济和政治体制？问题可以层出不穷，因为书籍联系着极为广泛的人类活动——从捡破烂到传达上帝的声音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