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光法师文钞》是净土宗十三祖印光大师的书信、论、记、疏跋、法语以及杂著等文字的汇编。自1912年印光法师于普陀山法雨寺藏经楼潜修，高鹤年居士将其四篇文稿刊登于《佛学丛报》后，龙天推出，应世弘法。先有徐蔚如等民国大居士，后又有德森法师、罗鸿涛等，欲报印光法师法乳之恩，故集成增广、续编、三编，计文钞十卷，共一百余万字，是近代以来流通量*、流通面*广的佛教著作之一。 大师之《文钞》是末法时期众生黑暗中的明灯，苦海中的舟航，往生成佛的路标。今人学佛，如不依《文钞》之教诲，实无入手之处，成就之时。故当今佛门大德，皆普劝学佛之人，当读《印光法师文钞》，并依之修行。 本书共分四册，收录增广《印光法师文钞》四卷、《印光法师文钞续编》二卷、《印光法师文钞三编》四卷以及《印光法师文钞三编补》一卷，以现
王念孙校读《逸周书》、《战国策》、《史记》、《汉书》、《管子》、《晏子》、《墨子》、《荀子》、《淮南内篇》、汉隶拓片、《楚辞》、《后汉书》等，以校勘、训诂相结合的方法，并参考相关古籍（如《史记》、《汉书》部分对勘、《淮南内篇》藉助《文子》）、类书等，订正原书中的文字讹误，考辨音义，疏通文意，撰成《读书杂志》八十二卷，余编二卷，是阅读古籍、研究古代汉语的重要参考书。王氏对古籍致误的原因也做了详细的分析，就《淮南内篇》校勘所得，总结为二十多类，为整理、研究古籍提供了很好的指引和参考。
这套《白话佛学文化小经典》遴选的都是影响较大的经典，可以说是了解和认识佛教的基础入门读本。具体包括《心经、金刚经》《地藏经》《阿弥陀经》《无量寿经》《观无量寿经》《普贤行愿品（附大势至菩萨念佛圆通章）》。其中，《心经、金刚经》是人人熟知的、zui具代表的经典；《地藏经》是佛教经典中的 孝经 ；而《阿弥陀经》《无量寿经》《观无量寿经》《普贤行愿品（附大势至菩萨念佛圆通章）》合称 净土五经 ，是净土宗的根本经典。
皮锡瑞（1850—1908），字鹿门，湖南善化人。光绪八年中式举人，后绝意仕进，以讲学、著述终老。皮氏精治《尚书》，考证经文，彰显奥义，于“伏学”尤具畅微抉隐之功；兼攻“郑学”，深究古礼，疏通两汉今古两家经注传笺，一以扶翼西京微言大义之学；晚年融贯群经，创发大义，出入汉、宋、今、古之间，以其治学主张和成就，使今文义例之学、典制之学和经世之学融为一体，成为清代今文经学的集大成者之一。皮氏又力主“通经致用”，通达古今之变以救济时艰，见证、参与晚清湖南新政的历史进程。他既是清代今文经学史上的一位关键人物，也是晚清变法和湖南改革史上的一位重要人物。 皮锡瑞的著述，计有已刊诗文五种十六卷、经学论著二十四种一百零二卷、蒙学教材一种二卷、未刊手稿及后人所辑皮氏遗稿九种，另有若干诗词、书札、
《诗经》又称《诗》，是我国现存部诗歌总集，所録多为先秦民歌，相传原有三千余篇，后经孔子删订，成为今天所见的三百零五篇。这些诗歌，根据音乐风格和采诗地域不同，分为“风”、“雅”、“颂”三部分，其中“风”分十五国风，包括《周南》、《召南》、《邶风》、《墉风》、《卫风》、《王风》、《郑风》、《齐风》、《魏风》、《唐风》、《秦风》、《陈风》、《桧风》、《曹风》和《豳风》，“雅”分《小雅》和《大雅》，“颂”分《周颂》、《鲁颂》和《商颂》。根据所载内容不同，它们又可分为婚恋诗、战争诗、徭役诗、农事诗、宴飨诗、祭祀诗、怨刺诗等。 《论语·季氏篇》称“不学《诗》，无以言”，《阳货篇》称“《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羣，可以怨”，可见，在孔子时代，《诗》已经很受重视。到了汉代，它被列为官
此为《高邮王氏四种》之一，题王念孙撰。 《广雅疏证》是一部系统整理、阐述《广雅》的著作。实际上，《广雅疏证》乃是王念孙借《广雅》一书以畅述其音韵、文字、训诂之学识的集大成之作，更是清代语言学史上成就较高的小学要籍。《广雅疏证》之篇章次序一仍《广雅》，对其训释，逐条加以疏证，内容主要有 补正《广雅》文字 、 辨证张揖误采 、 纠正先儒误说 、 揭示《广雅》体例 、 疏证《广雅》的训释 、 兼涉同源探求 、 校正曹宪音释 。《广雅疏证》还有两个优点，一是博考典籍，取证宏富。二是实事求是，态度严谨。但仍然少不了有些缺点，一是体例不尽完善，二是使用术语不尽精确，三是疏证校订或有失误，四是徵引典籍或有疏漏。
四书 是儒家的四部经典，即《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其中《论语》、《孟子》是后人编撰的关于孔子、孟子言行的记录，《大学》、《中庸》则是《礼记》中的两篇。《四书章句（1函）（套装共2册）》像绣精品套装，以竖排印刷方式，为你呈现原版内容。
《仪礼》、《周礼》、《礼记》并称“三礼”，是记载我国早期礼法、礼义的经典著作，其中，《仪礼》主要记述具体礼法仪式，《周礼》主要记述职官职务，而《礼记》则侧重阐明礼的意义和作用。在“三礼”中，《礼记》由于文风清丽，内容丰富，包含较多具有人生启迪意义的格言警句，因此流通广，受历代学者青睐。早在西汉时期，戴德、戴圣叔侄二人便以习礼闻名于世，所传礼学，分别被称为《大戴礼记》和《小戴礼记》。《大戴礼记》流传不广，唐代时已亡失大半，现仅存三十九篇。学界习称的《礼记》，为《小戴礼记》，我们熟知的《大学》、《中庸》即出于此。后经东汉经学大师郑玄（公元一二七—二〇〇年）作注，《礼记》地位更为尊崇。郑注不仅使一些晦涩难解的文字详明易懂，而且极大地丰富了经文内容，裨益后学，经久不衰。 此线
礼书通故是清人诠释古礼、古制的一部名著。 作者黄以周，字元同，号儆季，浙江定海人，生于道光八年（一八二八）。其父黄式三，是嘉庆、道光时期博贯群经、著述等身的有名学者。以周幼承庭训，笃守家学，专力治经，深究三礼。同治九年举人，光绪六年由大挑得教职，历署遂昌、海宁、于潜县训导，选补分水训导，后以荐举得中书衔，特旨升用处州府学教授。晚年主讲南菁书院，弟子甚众。他一生主要的活动就是读书、研究、教学和著述。著作除礼书通故百卷外，尚有儆季杂着二十一卷。光绪二十五年（一八九九）去世，年七十二岁。关于黄氏生平，可参阅缪荃孙艺风堂文续集所载处州府学教授黄先生墓志铭，章炳麟太炎文绿初编所载黄先生传。 礼书通故体大思精，是黄氏瘁尽心力的巨著。黄氏在叙目中说：「是书草创于庚申，告蒇于戊寅
《春秋公羊传》为《春秋》三传之一，专门阐释《春秋》微言大义，为今文经学的重要典籍。旧题作者为战国公羊高，高为齐人（今山东），相传是孔子弟子子夏的学生，专治《春秋》。东汉何休作《春秋公羊解诂》，为《春秋公羊传》制定义例，使成为有条理的今文经学著作。唐代徐彦（一说为北魏人）作疏，保存了唐以前的一些旧说。注疏原各自单行，后人将之合为《春秋公羊传注疏》二十八卷，成为《十三经注疏》的一种。本书长期来并无整理排印本。近年来始有之，但尚有不尽如人意处。有鉴于此，刁小龙先生对其重新做了标点整理。本次整理弃用阮元刻本而直接使用元刻递修宋十行本，参校本达十二种之多。此外还广泛采用了阮元《十三经注疏校勘记》、蒲镗《十三经注疏正误》等前人成果，以及北大整理本的校勘成果，为目前*完备之整理排印本。
王引之《经义述闻》，三十二卷。是书初刊于嘉庆二年《公元一七九七年》，乃其未完本；道光七年（公元一八二七年）重刻于京师。即今通行之足本。学海堂本仅二十八卷，系据道光本略去《久岁考》及《通说》而成。今选用道光七年本影印，附以条目索引，以便检阅。 引之自序人云：“下既久由大人之说触类推之……不揆愚陋。辄取一隅之见附于卷中。”今以嘉庆本典足入相较，则足本所录念孙之说大体在马，而引之之说则所缺尚多．是引之先录庭训，人以已说陆续增益之，则其名书曰“述闻言以己见附之，非语虚矣。今察全书，父子之说约各居斗，然则难题为引之撰，直视为父子合壁璧著亦可。 是书内容，亦即引之自序所云“诸说并列，则求其是；字有假借，则改其读。”约而言之，校正古书古训、通其假借二端耳。然其间人有略异者：《尔雅述
杜甫，字子美，生于公元712年，卒于公元770年，河南巩县人。青年时期，曾先后漫游江南和齐赵地区，目睹了山河的壮丽。从天宝5年（746年）始，在长安居住10年，对“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社会现实深有体会。从至德元载（756年）以后十二、三年时期内，杜甫四处流亡。由于安史之乱，唐王朝由盛转衰，生灵涂炭，民不聊生，杜甫与百姓一样，家境凄寒，则漂泊西南，大历5年冬，死于湘江舟上。 在中国诗歌发展史上，杜甫是伟大的诗人之一，他的诗把社会现实与个人遭遇融为一体，思想内容与艺术形式完美统一。在他的诗集中，深刻地反映了他的一生经历，以诗的艺术形式去描述历史，记载社会重大事件。大量的政治诗，或陈政见，或关心百姓疾苦，或寓言讽兴。一些歌咏自然之诗，也是情景交融，把对自然风光的描绘和人事紧密结合。
白文十三经断句本，系黄侃手稿。黄侃，字季刚，湖北蕲春人，是近代著名文字、音韵、训诂学家。本书与《说文解字》、《郭注尔雅义疏》、《广韵》三书为黄侃手批四种，具有极高的文献价值，对于十三经文字的校订、断句等，也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
《周礼正义》是孙诒让一生用力久深的著作。据学者考证，他自同治十二年（公元1873年）着手此书，编作长编，数易其稿，到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才后写定，历时共二十七年。孙氏致力此书，与他的政教思想有关，这只要看书的自序，以及他另外撰写的《周礼政要》，就可明白，评论者认为《正义》仅为考据学，并不合于孙氏本意。不过从今天看来，《正义》的成就确在于《周礼》的整理考订。实际作为清代经学主流的所谓汉学，从来便是主张通过考据经义而求得圣贤治平之道，结果其成绩归宿在文献整理，违反了当时学者的初衷，孙诒让正是这一点的典型。 《周礼正义》一书，夙为经学史家推为有清一代经学殿军之作，受到学术界普遍推崇。但由于这部书广博浩繁，长达八十六卷，二百余万字，尽管脍炙人口，真能细心通读的人是很少的，以致其重要价
中國歷史上的對外文化交流有兩條道路： 一條是絲綢之路，傳播中國的物質文化； 一條是漠籍之路，傳播中國的精神文化。 絲綢之路主要是中外物質文化交流的道路，這是舉世公認的。絲綢之路(SiIkm巳》的概念，是十九世紀後期由德國學者提出的。各國研究者接受了這一概念，並習慣用它來解釋古代中外文化交流的歷史。但是，現在看來，這一概念有一定的局限。首先，中外文化交流不僅僅是物質互換，還有精神的溝通。絲綢之路概念的緣起，是對東西方商貿交流的研究，對精神文化的關注稍顯薄弱。其次，中外交流不完全是中國與西方的交流，也包括與東方其他各國的交流。儘管到了今天，絲綢之路的概念經過開拓，形成沙漠絲路、草原絲路、海上絲路三個部分，可是仍然無法包容中国與東亞、東南亞諸國交流的内容。再次，中外文化交流與經濟商貿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