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三经清人注疏:周礼正义(套装共7册)》讲述清代学者们经学方面的研究成就，在我国学术史上占有十分显着的地位。他们有关经学的着作，无论数量还是质量，都远胜过以往的朝代。引人注目的是，十三经中除礼记外，清人给其他十几部经书分别做了新的疏解，学术水平超出了唐宋旧疏。其中孙论让撰写的周礼正义，被公认为是做得好的一种。

《周礼》与《仪礼》、《礼记》合称三一礼，属儒家经书的经典之作，均代表了古代东一方文化的精魂，流传至今盖两千余年，其影响至深至巨。统治者尊奉它们为治国安邦的法宝，士大夫以通经致用作为自己的终身抱负，平民百姓把它们当作修身处世的懿训。

著名学者钱穆先生指出， 中国的核心思想就是 礼 。中华礼学是中华民族的集体记忆，然而由于去古日远，且礼经特别是仪礼部分 文古义奥，传习者少，注释者亦代不数人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以致三礼之学日渐式微，一度被学界称为 绝学 。礼学各种典籍逐渐散乱，且礼学文献由于散见于各种不同古籍，一直没有作过全面的辑录汇编，许多古籍处于濒危状态。正是有见于此，我国著名礼学专家沈文倬先生于2000年前后即提出 编纂整理礼学典籍，为中华礼乐传薪火，为中华后人留记忆 的礼学文献编纂倡议。沈先生的倡议得到了国内学界的广泛响应，浙江大学古籍研究所将其提为重点研究方向，先后历经近十年论证研究，于2010年底，浙江大学古籍所集全所之力完成了基础性的调研工作，编纂完成《中华礼书总目》，完成了对我国现存礼学文献的摸底调查，正

著名学者钱穆先生指出， 中国的核心思想就是 礼 。中华礼学是中华民族的集体记忆，然而由于去古日远，且礼经特别是仪礼部分 文古义奥，传习者少，注释者亦代不数人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以致三礼之学日渐式微，一度被学界称为 绝学 。礼学各种典籍逐渐散乱，且礼学文献由于散见于各种不同古籍，一直没有作过全面的辑录汇编，许多古籍处于濒危状态。正是有见于此，我国著名礼学专家沈文倬先生于2000年前后即提出 编纂整理礼学典籍，为中华礼乐传薪火，为中华后人留记忆 的礼学文献编纂倡议。沈先生的倡议得到了国内学界的广泛响应，浙江大学古籍研究所将其提为重点研究方向，先后历经近十年论证研究，于2010年底，浙江大学古籍所集全所之力完成了基础性的调研工作，编纂完成《中华礼书总目》，完成了对我国现存礼学文献的摸底调查，正

《禮記》鄭注版本以南宋撫州本爲善，有《古逸叢書三編》影印本。越刊八行本之經注文本可與此媲美，而遠勝於余仁仲本、岳本以下諸本。《禮記正義》版本以南宋刊單疏本屬珍貴，收錄於《四部叢刊三編》，而僅存八卷。越刊八行本之版本價值僅次於單疏，且具備全書七十卷。可見如今學者欲研習《禮記》鄭注，閱讀《禮記正義》，當以越刊八行本爲善本。潘明訓舊藏越刊八行本，上世紀二十年代有影印本及影刻本，影刻本至九十年代又有重印，但如今已不易購。日本足利學校數百年來一直典藏一部越刊八行本，雖缺八卷，印製時間頗早，較之潘明訓舊藏本，補版甚少，價值更高。本書對照影印潘氏本與足利本，極便校對。通過比對，讀者可以直接觀察、理解宋版經過補修，增加挖改、換版，文本逐漸失真的過程。毋庸爭議，本書就是《禮記》鄭注、《禮

著名学者钱穆先生指出， 中国的核心思想就是 礼 。中华礼学是中华民族的集体记忆，然而由于去古日远，且礼经特别是仪礼部分 文古义奥，传习者少，注释者亦代不数人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以致三礼之学日渐式微，一度被学界称为 绝学 。礼学各种典籍逐渐散乱，且礼学文献由于散见于各种不同古籍，一直没有作过全面的辑录汇编，许多古籍处于濒危状态。正是有见于此，我国著名礼学专家沈文倬先生于2000年前后即提出 编纂整理礼学典籍，为中华礼乐传薪火，为中华后人留记忆 的礼学文献编纂倡议。沈先生的倡议得到了国内学界的广泛响应，浙江大学古籍研究所将其提为重点研究方向，先后历经近十年论证研究，于2010年底，浙江大学古籍所集全所之力完成了基础性的调研工作，编纂完成《中华礼书总目》，完成了对我国现存礼学文献的摸底调查，正

自汉至情，经学在各门学术中占有统治的地位。经学的蛩展历了袋倜不同的階段，而清代则是很重要的也是後的一个陪段。清代经学家在经书文字的解释和名物制度等的考澄上，超越了以前各代，取得了重要成果，遘封我们利用经书所提供的材料研究古代的经济、政治、文化、思想以至科技等，有重要的参考意羲。

黄以周（1828-1899）乃晚清经学大师， 自幼承训家学， 与其兄儆孟、儆仲共读，互相砥砺切磋。任南菁书院讲席十五年，江南不少学者、名人均出其门下。尤长于"三礼"， 博大精深，博采汉唐至清有关"三礼"之经注、杂记，对于古代礼制、学校、封国、田赋、乐律、刑法、名物乃至占卜等，详加考核，作出说解，体大精思，为晚清《礼》经研究之冠冕。 此书收录黄以周全部著作，包括《礼书通故》100卷，《子思子辑解》7卷、《军礼司马法》2卷、《经训比义》3卷及《儆季杂著》等。 《黄以周全集》中既包括《礼书通故》、《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这样的礼学和史学巨作，也有《黄帝内经集注》及《军礼司马法》这样的医学和经济学杂著，展现了黄氏在诸多领域的造诣与贡献，有利于世人认识、了解和研究黄以周。此次《黄以周全集》系国内首次整理出

《增广贤文 礼记（雕版宋体）》采用铸金工艺，把具有浮雕触感的铸金字与历代名家精妙书法珠联璧合，并以经折装这种中国古籍传统装帧形式完美呈现，美不胜收，是不可多得的艺术鉴赏及收藏、馈赠精品。

周礼一书，旧题周官，始出于西汉景、武之际。全书分为天、地、春、夏、秋、冬六官《冬官原阙，时人以考工记补之》，分掌治、教、礼、政、刑、事六典，经邦治国，燮理阴阳，堪称文繁事富，体大思精，洽术、学术无所不包。但是，此书在先秦典籍中不见征引，所记制度也每每有与文献抵梧之处，因而，关于它的真伪及其成书年代，成为西汉以来聚讼不决的著名学术公案，或誉为周公之典，或指为战国遣则，或断为秦汉之制，或贬为新莽伪作，纷纷之论，莫衷一是。然而，论辨的诸家都不否认周礼的学术价值，因为它最迟也是汉代的作口叩，材料之珍贵，自不待言，问题在于从什么角度来使用它而已。

周礼一书，旧题周官，始出于西汉景、武之际。全书分为天、地、春、夏、秋、冬六官《冬官原阙，时人以考工记补之》，分掌治、教、礼、政、刑、事六典，经邦治国，燮理阴阳，堪称文繁事富，体大思精，洽术、学术无所不包。但是，此书在先秦典籍中不见征引，所记制度也每每有与文献抵梧之处，因而，关于它的真伪及其成书年代，成为西汉以来聚讼不决的著名学术公案，或誉为周公之典，或指为战国遣则，或断为秦汉之制，或贬为新莽伪作，纷纷之论，莫衷一是。然而，论辨的诸家都不否认周礼的学术价值，因为它迟也是汉代的作口叩，材料之珍贵，自不待言，问题在于从什么角度来使用它而已。

十三经是儒学的基本典籍，是中华传统文化影响至深至远的重要文献之一。在中国古代堪与十三经比肩的唯有二十四史。面对这两大文化支柱，无论是诸子还是诗文，其中虽不乏角立特出者，甚或是叛逆者，却往往只能站在历史舞臺的边缘，难以撼动其中心的地位。 《仪礼》是儒家经典之一，也是先秦时代有关社会习俗和礼制的资料总汇，对研究儒家思想和古代社会生活极具价值。历代为之作注解者很多。唐代编《五经正义》，将郑玄注和贾公彦疏作为钦定的《仪礼》注释，编成《仪礼注疏》，成为后世权威的《仪礼》读本，与其他唐代钦定儒家经典注疏统称为《十三经注疏》。唐以后多次重刻，但质量良莠不齐，版本多有异同，错讹亦难以避免。有鉴于此，王辉先生潜心数载，将此书重新校勘整理，比较异同，择善而从，并吸收了历代学者研究《仪礼》的成

黄以周（1828-1899）乃晚清经学大师， 自幼承训家学， 与其兄儆孟、儆仲共读，互相砥砺切磋。任南菁书院讲席十五年，江南不少学者、名人均出其门下。尤长于"三礼"， 博大精深，博采汉唐至清有关"三礼"之经注、杂记，对于古代礼制、学校、封国、田赋、乐律、刑法、名物乃至占卜等，详加考核，作出说解，体大精思，为晚清《礼》经研究之冠冕。 此书收录黄以周著作，包括《礼书通故》100卷，《子思子辑解》7卷、《军礼司马法》2卷、《经训比义》3卷及《儆季杂著》等。 《黄以周全集》中既包括《礼书通故》、《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这样的礼学和史学巨作，也有《黄帝内经集注》及《军礼司马法》这样的医学和经济学杂著，展现了黄氏在诸多领域的造诣与贡献，有利于世人认识、了解和研究黄以周。此次《黄以周全集》系整理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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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经是儒学的基本典籍，是中华传统文化中影响至深至远的重要文献之一。在中国古代，堪与十三经比肩的唯有二十四史。面对这两大文化支柱，无论是诸子还是诗文，其中虽不乏角立特出者，甚或是叛逆者，却往往只能站在历史舞台的边缘，虽以撼动其中心的地位。 十三经的成书年代，至今争论不休。然而易经、尚书形成于西周；诗经始于西周而成于春秋；仪礼、周礼、礼记基本编定于东周，汉代有所变更；左传、论语、孟子、尔雅成书于战国；孝经古本完成于战国，而改定于汉初；公羊传、榖梁传写定于汉代，基本内容源出于孔子弟子之说，还是大体可信的。 本书是儒家十三经之一，是学习、研究古代文化遗产的重要文献。汉代有郑玄作注，唐代有孔颖达为之正义，都是古人对《礼记》的注释，是今人阅读研究《礼记》的重要版本。今归入上海古

《周礼正义》是孙诒让一生用力久深的著作。据学者考证，他自同治十二年（公元1873年）着手此书，编作长编，数易其稿，到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才后写定，历时共二十七年。[1]孙氏致力此书，与他的政教思想有关，这只要看书的自序，以及他另外撰写的《周礼政要》，就可明白，评论者认为《正义》仅为考据学，并不合于孙氏本意。不过从今天看来，《正义》的成就确在于《周礼》的整理考订。实际作为清代经学主流的所谓汉学，从来便是主张通过考据经义而求得圣贤治平之道，结果其成绩归宿在文献整理，违反了当时学者的初衷，孙诒让正是这一点的典型。 《周礼正义》一书，夙为经学史家推为有清一代经学殿军之作，受到学术界普遍推崇。但由于这部书广博浩繁，长达八十六卷，二百余万字，尽管脍炙人口，真能细心通读的人是很少的，以致其重要

竹林七贤是魏晋时期 影响力的文士群体。卫绍生辑校的《竹林七贤集辑校(精)》对竹林七贤的著述进行广泛细致的辑佚和深入透辟的考辨，将竹林七贤已有的诗文和新辑作品（包括诗文和杂著），整理编纂为《竹林七贤集》，加以认真校勘，是考论精详、收罗完备的文学读本，也是一部材料翔实的关于竹林七贤研究的参考书。

孔颖达编著的《影印南宋越刊八行本礼记正义(上中下)(精)》介绍了，乾隆年间，学者之间流传一种惠栋校宋本《礼记注疏》，同时从日本传来《七经孟子考文》，都记录了越刊八行本《礼记正义》的异文情况。阮元《校勘记》的优势，主要依赖这两种校记，而阮元他们无缘得见越刊八行本原书，所以未能妥善解释两种校记偶有不符的情况。今经考论，基本认定潘明训旧藏本就是当年惠栋所见，至于足利学校藏本即《七经孟子考文》所据，自不待辨论。本书对照影印潘氏本与足利本，等于将惠栋校本与《七经孟子考文》的底本直接拿出来供读者检查。利用本书，我们可以轻鬆解决阮元当年的疑惑，还能推论南宋前期原版原貌，不能不令人振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