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字典是清朝政府召集许多学者集体编纂，依据明代字汇、正字通两书加以增订，成书于康熙五十五年，因此把书名呻康熙字典。两书错误之处，康熙字典还做过一番[辨疑订譌]的工夫。康熙字典有这样三个优点：一、收字相当丰富，共有四万七千零三十五个，在很长一个时期内是我国字数*多的一部字典（直到一九一五年中华大字典出版，达四万八千余字，才超过了它）。二、它差不多把每一个字的不同音切和不同意义都列举进去，可以供使用者检阅。三、除了僻字僻义以外，它又差不多在每字每义下，都举了例子；这些例子又几乎全都是引用了[始见]的古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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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文观止》是一部古代散文总集，清代吴楚材、吴调侯编选，吴兴祚审定并作序，序言中称“以此正蒙养而裨后学”，可见这本书是为当时的学童或读书人编选的一部启蒙读物。 《古文观止》收文220篇，上起先秦，下至明末，以散文为主，兼收辞赋，按时代先后为序，编次为七部分十二卷。每个时期均收有重要作家的作品，每篇文章都写了简要的评注，或句下批，或篇末总评，点名文章旨趣和艺术特点。 本书编选也很注重题材和文体风格的多样性，编选文章有史诗、论说文，还有见闻札记、山水游记、杂文小品和其他应用文，还选录了少量著名的骈文和韵文。这些文章大体上可以反映出古文绚丽多姿的面貌。 本书的选文长短时间，总的分量对一般读者比较适当。总之，本书对初步了解古文的内容、文体和风格，提高阅读古文的兴趣及增长对古代文学
《积微居小学述林全编(上下)(精)》由杨树达所著，本书共八卷，分正编、补编两部分。正编七卷，凡文二百零七篇。其中《中国修辞学自序》、《淮南子证闻自序》、《淮南子证闻后序》、《积微居金文说自序》、《积微居余文余说自序》五篇已见于各自文集卷首，此删去。补编一卷，凡文三十四篇，由《杨树达文集》编辑委员会编辑，多采自杨树达发表在各类刊物上的文章。
本书据中华书局1936年版《四部备要》本缩印而成。全书三百卷，著录了从汉至清初一千多年间，所有有关儒家经典的注释和研究等著作。全书除十三经分别立目外，还设有群经、四书、逸经、毖纬、拟经、承师、刊石、书壁、镂板、著录、通说等专目。对以易、书、诗、礼、乐、春秋为代表的中国古代经籍的注释、研究和发挥，在中国历史上多如牛毛。清初大学者朱彝尊，博览群书，学识渊博，其所撰《经义考》，共三百卷，将其所见闻的历代诸儒说经之书，无论其是存是佚，均将其书名分类列出，并尽可能提供该书的内容、作者、版本，乃至书讯的来源等资讯，它对于我们研究中国古代思想，至今仍是一个很好的帮助。
黄侃以为《广韵》一书为小学之要籍，通过此书可以考证古今音之变迁。所以黄侃对《广韵》一书详加校勘，留下了数十万字的笺识之语。后经其侄黄焯移录成书。 《广韵校录（黄侃文集）》由黄侃所*，黄焯整理，黄延祖对《广韵》进行重辑，增加、订正原本讹字、漏文若干。此书是治文字、音韵学者不可或缺的参考书。
曹宝麟所景仰的乡贤钱辛楣，不但长于训诂学，还精于史学。曹宝麟也以考证为津梁，推进书史的深入研究。他本人是一位优秀的书法家，熟悉古代书法的各种风格流派。他的一些法帖考证兼论作者的生平和书风，都是简短而精辟的书史个案研究。如沈辽这位北宋的政治人物，生前书法深负盛名，死后却很快被淡忘。曹宝麟在考证存世的沈辽《秋杪》、《颜采》二帖的同时，勾勒出沈辽的生平梗概，并分析了他的书法及其影响迅速消逝的原因。正是有了曹宝麟的研究，一些早已被遗忘的历史人物栩栩如生地显现在我们的面前。称曹宝麟为众多宋代书家的异代知己，当不为过。由于许多宋代法帖的作者都是那个时代重要的政治和文化人物，曹宝麟对他们生平的考证也填补宋代政治史和文化史研究的遣缺。 考据文章注重文本细节，容易流于繁琐枯燥。《抱瓮集》中
清乾隆三十七年，乾隆皇帝弘历下诏，开四库全书馆，次年敕修“四库全书”。自唐宋以后，历代王朝便形成了收集编纂典籍的传统，唐代有《艺文类聚》、《北堂书抄》，宋代有《太平御觉》，特别是明代永乐年间编纂的《永乐大典》，共二万二千九百三十七卷，收入图书七八千种，堪称鸿篇巨制。清朝康熙、雍正年间，清王朝又编纂了《古今图书集成》一万卷。到了清乾隆年间，安徽学政朱筠以为《永乐大典》收录图书未为尽全，因此上书建议向民间广泛征求佚书，同时，设立专门机构，对翰林院所藏《永乐大典》进行校辑。于是，乾隆皇帝下诏开设四库全书馆，委派纪昀等著名学者一百六十余人，开始编纂《四库全书》。 本书的出版发行无论是对于历史文献的研究整理，还是对于中国古代历史与思想文化的研究，其积极意义都是不言而喻的。同时，由于《
金文，即古代青铜器上面的文字，是中国古文字的一个重要问题，历来为学者所重视。研究金文的编着，可谓汗牛充栋，早已成为古文字学习中的独立分支之一。 金文字书受到大家欢迎，不是偶然的。金文在古文字中居重要地位，是由于它有着下列几个特点： 是时代长。青铜器上出现铭文，据现有材料，是在商文化的二里冈期，既商代早中期。 第二是变化多。商周各时期金文，各有独特的面貌。 第三是书法好。有的古文字，如早骨文出于契刻，虽别成一格，但连刀所得，究竟与毛笔书冩有所不同。 翻阅本书，处处可见作者的匠心。书中收录金文约一千字，已将已识的常见字大体网罗。每字字头用楷体，并列小篆，便于观览；字下注今音和古音，也省了读者另外查检的功夫。 书中所列金文字形，考试到不同时期的多种字体，也兼顾结构演变的次
二十世纪初，中国语言学开始冲破传统文字、音韵、训诂的藩篱走上现代化的道路，在转变的过程中，瑞典汉学家高本汉的《中国音韵学研究》无疑起到十分重要的催化剂作用。高氏原著是用法文写的，能在中国语言学界广泛流传，并且产生深远的影响，这主要应该归功于趟元任、罗常培和李方桂这三位中国现代语言学奠基人，为我们把高氏原著译成这部比原着学术价值更高的中译本。 这部煌煌巨着共分四卷，前两卷原是高氏26岁时写的博士论文，论文通过后又接着写出第三卷。前三卷从1915年起分三年陆续出版，第四卷“方言字汇”是资料性质的，到1926年才正式出版。在这四卷中，第三卷能体现出高氏对古汉语语音构拟的思路和方法，是全书的重点。高氏后来对前两卷的内容也并不满意，曾经建议在中译本裹把第二卷全删去，重写一个很简短的语音说明
清代中葉以后，《说文》之学大兴。严可均的《说文校议》、段玉裁的《说文解字注》、桂馥的《说文解字义证》、王筠的《说文释例》，都是一时名著。在这些大家之外，诸如钮树玉、王煦、王玉树等人的著作中，也不乏说解文字的精义。王筠的《说文解字句读》就是在这些著作的基礎上加以去取著成的。 王筠本来想就严、段、桂三家的著作，“或增或删或改”，“不加疏解”，著成一书，“以便初学诵习”。后来，他在朋友的从恿下改变了打算，改而撷取前列诸书的精华，“博观约取”，间下已意，以成一家之言。这样，“阅月二十而毕”，撰成了《说文解字句读》一二十卷。古人在读书时，往往加以圈点标识，谓之“句读”，认为这是读书的基本功。王筠把自已注释《说文》的著作叫做“句读”，是自谦其书只是读《说文》的基本入门书。但是由
《四库全书荟要》与《四库全书》不论收书的内容、图书的来源、图书的分类标准、各自的“总目”和“提要”，以及编纂者的学术观点和立场均有较大的差异。由于《四库全书荟要》在1949年后一直藏在台湾，大陆学者一般不易见到。另外该书没有独立的总目和提要，所以过去很少有人关注它。南京师范大学的江庆柏先生长期从事清代文献研究，他在教学之余，带领学生把每一部书前面的提要汇集起来，编为一集，详加校点。另外，为了方便研究者使用，他又拿《四库全书荟要》与《四库全书》进行比较，制作了四种对照表。从中可以清晰地反映出乾隆时期文化政策的变化。
《说文释例》二十卷，清王筠撰。王筠（一七八四一八五四），字贯山，号菉友，山东安邱人。道光元年（一八二○）举人，曾经在山西的鄉宁、徐沟、曲沃等地做过知县。 清代的“说文学”在乾嘉时代形成了一个高潮。当时，严可均撰《说文校议》、段玉裁撰《说文解字注》、桂馥撰《说文解字义证》，妙义纷披，各有成就。但这三部书都是就《说文解字》本身的坎序，逐字注解考释，尚不能打破《说文》原来的坎序，“通其条贯”，直接分析《说文》的体例，探讨文字学本身的规律。虽然段玉裁在《说文解字注》中多涉及“通例”，但非专书。 王筠的《说文释例》就是一部发展了段玉裁“通例”说，专门探讨《说文》体例和文字学规律的著作。全书共二十卷，分四十多种条例来探索《说文》的体例和文字学规律。书中不乏精义，这里举一条例子
篆刻是一门综合艺术，它不仅需要有娴熟的专业技能、技巧，需要有广博的文化修养，而且还要对不同时代的观念、印风、文字有所研究。金文是一座硕大的字库，其可读字量大、形体复杂多变、风格多样，给金文爱好者带来很大困难。王宏君编出了的这部能从金文直查楷书的《金文楷释大字典》，它是一部普及型的文字学工具书，所收金文，上起殷商，下至东周，完全以铭文为限。解决了这些我们一代、甚至几代印人，乃至书法家的大问题。可谓一桥飞架，古今淹通。凭借这架桥梁，可以轻易便捷地阅读殷周青铜器上那斑驳的铭文，享受着高雅与古朴相和谐的汉字艺术，挖掘着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宝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