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图珌是清代文学家、剧作家,善词曲,亦工诗文。他一生不求贵显,安于清闲的小官职位,寄情于山水诗文之间,追求精致闲雅的生活艺术。《看山阁闲笔》是氏著《看山阁集》中的《闲笔》部分,风格与《闲情偶寄》颇为相似,为典型的明清小品文,每题一小段,文笔清丽可颂。全书共16卷,分8个部分,包括人品部、文学部(含书画)、仕宦部、技艺部、制作部、清玩部、芳香部(含赏花、闺阁)、游戏部,内容风赡,分类明晰而自成体系,具有较高的精神品味。作者既有深厚的儒学功底,又潇洒风流,喜爱追求雅致的器物、高雅的格调,书中《制作部》甚至还有许多作者自行涉及的门帘几案图样,极为可爱。此次整理,除了校点以外,还作了注释,为读者更好的理解、欣赏《看山阁闲笔》提供了方便。
秦淮河畔,长板桥边,歌女名妓情思万种,志士才子风度翩翩。随着朝代的更迭,一切归于破灭,志士隐迹沉沦,歌女流落星散。本书真实记述了明末清初南京歌女名妓的群体形象和悲剧命运,叙述了一个个生离死别的动人故事。
《传习录》是王阳明的问答语录和论学书信集。是一部儒家简明而有代表性的哲学著作。包含了王阳明的主要哲学思想,是研究王阳明思想及心学发展的重要资料。《传习录》不但全面阐述了王阳明的思想,同时还体现了他辩证的授课方法,以及生动活泼、善于用譬、常带机锋的语言艺术。因此该书一经问世,便受到士人的推崇。
爱新觉罗 永瑢(1744年1月28日 1790年6月13日),号九思主人,又号西园主人。少时居圆明园碧桐书院,亦称碧桐书院阿哥。乾隆二十四年十二月,出继慎靖郡王允禧,封贝勒,管理内务府、充《四库全书》玉牒馆总裁、监管钦天监事务。三十七年(1772)年,晋质郡王。五十四年(1789),晋封质亲王。
东汉建初四年(79),汉章帝召集著名儒生于洛阳白虎观讲论五经异同,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白虎观会议”。这场会议由汉章帝亲自主持,参加者有魏应、淳于恭、贾逵、班固、杨终等。会议期间,五官中郎将魏应秉承皇帝旨意发问,诸儒作答,汉章帝亲自裁决。会议讨论结果被编纂成《白虎通义》,作为官方钦定的经典刊布于世。作为东汉白虎观经学会议之资料汇编,《白虎通义》不仅是经学发展中之产物,更是当时上自天子、下迄儒生之学术共识,具有保存当时经学样貌之典范价值。其作为汉章帝“称制临决”的重要文献,在中国经学史、儒学目前具有特别显著的意义。其宇宙生成论、阴阳五行理论等,对于当代人认识中国古代人的宇宙观、人生观、价值观也有一定的参考意义。
苏轼的文中有*真实的人间情。他敬重自己的师长,《贺欧阳少师致仕启》的字里行间是为天下叹息身为老成大臣的欧阳修的离开,更深的意思则在为欧阳修明哲保身而喜,虽为骈体,读来却觉得有古文之风,潇洒自然。《记与欧公语》中,却又不失谐趣。《答秦太虚书》写家常琐事,平直动人,他宽慰他的学生秦观,虽 廪入既绝,人口不少 ,但终究 胸中都无一事 。他爱他的朋友们,赤壁下、石钟山中、黄山上、安国寺内,都有他们一起谈文、写字、作画、唱词、喝酒的经历。 苏轼一生中*为重要的情感依靠来自家人,他们往往因日常的琐碎生活入文。他会自得于妻子王闰之不仅能诊断出牛的病症,还能够对症下药;自嘲于收获大麦后吃大麦时的 小儿女相调,云是嚼虱子 ;欣然于和儿子苏过游白水佛迹院,爬山看瀑布、观火烧云、看山月。而弟弟苏辙往往是他
郑逸梅为海内外知名文史掌故大家,著述宏富。一九三四年,将其所撰关于花果掌故的随笔结集出版,是为《花果小品》。周瘦鹃说“每一把诵,似赏名花而啖珍果,醰醰有余味”,朱天目赞其“文字隽永,考证精详”,一时巨公名贤推崇备至,传为经典。 《花果小品》概而言之,前为花,自梅花至松,春萱秋蕙、夏蕖冬茶 ;后为果,自甘蔗至葫芦,沉李浮瓜、交梨火枣;末附《香国附庸》,共计一百多篇。举凡花果的掌故,前贤吟咏的诗文多有记述,灿灿群芳,离离嘉果,丰富非常。初版面世以来,一版再版,广为流传。但也有很多花果文章失收,郑逸梅后来多次撰文引为憾事。现今推出的增订本,广搜博采,精审细校,比勘诸版,改订讹误,同时增补四十余篇,增配近百幅花果图,可谓图文并茂又并美。
中国素称礼仪之邦,而揖让进退之间、衣冠带履之上最能见出礼仪,所以又称衣冠上国。因有服章、礼仪,“华章曰华,大国曰夏”,中国又称华夏。凡此种种,都说明衣冠带履是中华文明的基本特质。早在先秦时期,衣冠就已成为区分族群的一个基本特征。同时,在早期与域外诸族的接触过程中,这一基本特征得到强化并已对外施加影响。虽然影响并不是单向的,但在古代,中国服饰的对外影响是主要的。这种影响又主要发生在隋唐及元明时期。仅就东亚而言,日本的和服虽然与中国古代服饰相去甚远,但其发展的初始阶段,曾受到中国隋唐服饰的强烈影响;韩国的韩服与中国元明服饰具有较高的相似度,也表现出元明时期两国关系的深刻印记。那么,中国古代服饰的对外影响,在东亚各国服饰的历史与现实中有没有具体的体现呢?本书即立足中国古代服饰,基
陆游从乾道六年(1170)闰五月起,由山阴出发,至十月底抵达夔州上任,途经二十余府州军,全程五千余里,历时一百五十七天。范成大自淳熙四年(1177)年五月由成都启程,至十月到达苏州,全程七千余里,用时八十九天。 二人皆以日记体,写下沿途风貌、人文、交游、古迹,和前人作品中相关的内容。各以目的地命名,陆游称《入蜀记》;而范成大归吴,取“门泊东吴万里船”之句,称“吴船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