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是传统中国社会的基本单位。理解中国社会，解决中国问题，离不开对“家”的研究。20世纪40年代，许烺光基于云南西镇的深入田野调查，勾画了一个社区中的中国传统家制与伦理。本书以家族兴衰之现象透视中国历史之规律，挖掘中国社会体系中文化与人格的复杂关系，阐发父子一体与大家族理想的相互构成。其中，整体的社会文化和个体的社会行动均以“祖荫”为核心。祖荫下的观念与生活形塑了诸多人格类型，奠定了社会基本结构，贯彻于整个中国的过去与现在。
本书是一部法律史领域研究性犯罪问题的经典之作。书中运用了唐代以来的大量法律史文献，聚焦清代社会中寡妇、娼优、雇工、乞丐等底层人物，用比较史的眼光对性行为管制、寡妇守贞、“光棍例”、“卖娼”等问题进行分析，还原真实案例，展现了微观视角下的平民婚姻,以及女性短缺、妇女歧视等现象。 作者将性别史、法律史和社会史等不同研究进路熔为一炉，将性犯罪与法律问题进行宏观考察，探讨了清代对性行为和性观念的规制与引导。书中案例生动鲜活，人物形象立体丰满，语言流畅，展示了一个复杂且富于动态变化的中华帝国晚期社会。
《反思史学与史学反思(文本与表征分析)(精)》是王明珂的新作，正文共有九章，通过人类生态、本相／表相、认同／记忆、文本／情境等概念，作者提出一种由表相（文本、图像、电影、社会事件等等）认识社会现实本相的分析法。这是一种结合多种社会科学的历史学研究，作者称之为 反思史学。同时也是作为历史学家的作者对史学的反思。作者希望读者／研究者能因此练就如孙悟空的火眼金睛，能看透被典范知识蒙敝的真实世界及其历史变化过程，因此对外在世界有真实体认，以及反思与反应。
传统的延续和发展依赖历史记忆，并在记忆中不断重构。历史研究可以重复既有的认识，固化某些传统， 应该追溯传统的形成与演化，创造面向未来的新知。本书力求跃出藩篱，融合政治史、制度史、思想史、科技史、 史、史学史的视野，围绕“祭祀”“历法”“灾异”“ ”“华夷”“修史”“典志”“谱学”八个主题，重新观察、论述与中国古代政治相关的种种惯习、心态及其变迁。“变动的传统”，意味着政治文化不是僵死之物，其活力正源于解析和重塑的种种可能。
一位中国学者，在印度知名私立大学做了七年的教授，以通俗的语言、严谨的观察视角，记录了她进入印度工作、生活的三十段经历。这三十个故事如三十张切片，从不同的侧面打破迷雾、拨云见日，呈现其 “印度印象”，体会其文化纠结，挖掘我们不曾了解的、这个复杂 的内在文化“宝藏”，勾勒出立体而有深度的印度社会轮廓。亲历印度后再看世界，感悟印度后再体悟自身，对照自己后再反观他人，也许这是本书所带给我们的难得体验。
本书是对《据鞍录》及《谥法备考》两种古籍的校勘整理。《据鞍录》是清乾隆四年在西宁道任上的杨应琚奉命进京述职时以日记形式写的一部有关青海、甘肃、陕西的游记。书中详细记载了从西宁至风陵渡一路上的道里见闻、山川风物、庙宇碑碣、名胜古迹。清末学者缪荃孙跋称其“文笔雅洁可爱”，为清代游记中的佼佼者，是研究清代临洮南道的重要资料之一，具有丰富的史料价值。《谥法备考》于乾隆十一年撰辑，六卷，分谥法、谥法总论和谥法指实三部分，辑录了自周迄明末有关谥号释义、谥法论述和谥号授予的主要资料，且时加按语发表个人见解。陈弘谋赞以“自有谥法以来，未有如此书之提要钩玄择精语详者”，是清代谥法学的重要著述。书后附有校注者经多年积累编成的《杨应琚年谱长编》，对于治清史，治西北、东南、西南地方史、民族史、边防
“中国古代的书籍和文字记录的多彩多姿、源远流长，是中国民族精神之所寄，也是世界文明中特有的奇迹。”本书是对印刷发明以前中国古代文字记录及其载体的系统性综合研究，上起殷商， 所见 早的中国文字，下迄唐初（公元700年左右），印刷术的发轫时期，揭示了中国文字记录的丰富、延续和普遍性是世界文化 所 的特色。 章，讨论中国古代文字记录的特色和重要性，及其演进的社会背景和学术因素。第二章至第七章，分别叙述各个时代的主要文字载体，包括甲骨、青铜、陶器、玉石、简牍、缣帛和纸卷，详细讨论其内容、书体、制度及其特质。第八章讨论各种书写工具的形式和演变。第九章，总结以上各章所述要点，以通俗语言做概括性的阐释。本书的重点在考察铭刻和书籍之起源及其形体的演变，如材料、形式、技术、方法等。各种书写材料，都分别
本卷研究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经学与史学的关系及发展演变的历史过程。这一时期是史学自经学中分离并不断稳固自立学科地位的关键时期，经学的变化与史学的发展呈现出相互影响、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局面。魏晋南北朝时期，经学不断从玄学和佛学中汲取营养，儒学、佛学和道家融会互通；史学则亦经亦史、半经半史，体现了经学对于史学的思想统摄和史学对于经学的精神依附。隋唐时期为适应大统一的政治需要，倡导儒、释、道三教并重，逐步实现了从汉学到宋学的承接转变；史学也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多途发展的基础上，离经自立并成为与经学并立的学科门类，史次于经、先于子的格局，在隋唐时期固化和定格。同时，史学也日渐摆脱与文学的纠缠，凸显自己的学科属性，巩固了独立发展的道路，实现了转折和创新。
广州，有2000多年的历史文化沉淀，是岭南文化的中心城市，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桥头堡，更是一座包容和开放的国际大都会。作者林帝浣在广州生活多年，从懵懂少年到事业成功的中年学者，个人成长和城市发展同频共振。他通过本书表达对广州的热爱，从历史文化、美食、乡愁等多方面，集文字、绘画、摄影作品为一体，多维度，多角度地呈现给读者烟火广州的城市魅力，体现择一座城而居，慢慢变老的情怀。
中国历史编纂学的发达，是中国文化特色的重要方面。千百年来，学者们一直在讨论编年体、纪传体、纪事本末体、典制体等史书体裁及与之相关的史例、史法等问题，思考史家的主体修养对史书编修的影响，正从一个侧面体现出传统历史编纂学的多样性、丰富性和思想上的深邃性。《历史编纂学思想卷》研究历代史学家在反映历史变化时，为撰写史书，在体裁体例上的创造。注意从中国史学史发展过程中，思考历史编纂学的变革和特征，论说每一体裁的史学观念，以及不同历史编纂观念的发展。对每一重大历史编纂学的思想，有专门的讨论。
本书集中收录作者研究中古时代与内亚各人群有紧密关联的各种名号的文章。通过分析这些内亚名号的结构、功能、语源、应用及流变，整理传统文献中某些难以理解的汉字音译语词，使它们发挥揭示历史复杂面向的作用。
清代史学是中国传统史学发展的*后一个阶段，清代史学思想表现出了与宋明史学思想极不相同的特点：征实求真，追求 独得 ，重视辨析经史关系。另外，和前代相比，其还具有某种启蒙特色。正是由于这些因素，晚清以后，传统史学开始向近代史学跨越。《清代史学思想卷》以时间为序，分清初、乾嘉时期、嘉道之际三个阶段，分别论述。尤其对清代史学思想中批判专制的见解、反思制度的得失的观念、重视人之个性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的看法以及历史研究中严于考订的治史方法多加阐释，述往思来，思考史学将去向何处。
新文化运动使史学近代化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传统史学体系开始崩溃，经学不再影响史学思想，中国古典史学基本退出历史舞台，由于新文化运动产生的深远影响，近代史学思想不再与经学纠缠在一起，同时直接受到西方近代哲学的影响。总的来说，五四以后到新中国成立前，中国近代史学是多元史学交错在一起的， 20 世纪初的梁启超为代表的新史学和五四以后的马克思主义新史学先后交替，体现出了近代史学的走向。《近代史学思想后卷》基本上反映出了这一时期的历史大势和史学走向，勾勒出史学发展轮廓。在论说中国史学近代化过程中，也提出了史学的民族性与时代性问题，对于思考新世纪史学思想的走向有重要意义。
近代前期，是中国史学从古典史学向近代新史学转变的时期。这时的史学思想，继承了传统史学思想又突破了传统史学的范围，对此后的史学思想有很大的影响。《近代史学思想前卷》共分两编，分别从新时期古代史学思想的延续和发展、西学对中国史学近代化的作用两部分进行阐述，表现了这一时期的中国学人，对历史本体、学习西方的认识都在逐渐深入，由以古为鉴转向合中西之古以为鉴，并逐渐开始提倡资本主义新史学，在史学著作和研究方法上亦有所更新。面对中国民族危机加深的现实，古典的传统史学艰难地向近代新史学转向，这一历程，留给人们相当多的启示。
本论集既以螺旋循环史观，辨彰日本中国学的沿革变迁；又以日本学术思想史的变革，陈述日本学术史是中国学术史的再生。关于日本学术史的时代划分，古代属于经学时代；中世至近世是以四书为主流的儒学时代；近代则是取径于清朝考据，研究中国经典的考证时代。至于日本中国学的近代性诠释与重构，则以幕末以来的文化攘夷论，近代文化维新主义，内藤湖南的日本近世文学史论，宫崎市定的中国古代史论、东洋近世论，京都中国学的史学突破，武内义雄的老庄研究，狩野直喜的中国文化史论，吉川幸次郎的中国精神说明京都中国学的学者以新学先驱的意识，探索文化史学、东洋史学、中国思想史学、文化精神史学与中国诗歌诠释学的究竟。
在这本书中，作者回溯7000年前的城市起源，勾勒延续至今的城市发展史，以此揭开“什么造就了城市”的真正奥秘。书中每章讨论一个或几个具有时代代表性的城市，包括雅典、亚历山大里亚、罗马、威尼斯、里斯本、阿姆斯特丹、伦敦、巴黎、纽约、洛杉矶和上海，它们都是特定时代里作为贸易和文化焦点的大城市。 虽然是我们建造了城市，但城市却反过来从根本上重塑了我们的生活——在 这一信息时代，这种影响甚至变得 加深刻。
明代史学思想在前期与后期差别很大。前期因循守旧，不仅较为苍白，而且败坏社会风气；后期则因学术思潮衍变，有大量反映时代抗争精神的优秀作品问世。明后期的史学，为明末清初史学思想大升华作了铺垫。《明代史学思想卷》写出有明一代的史学发展走势，作者试图将明代史学思想的发展与学术思想史、社会史联系起来，作为相互影响的一个整体进行考察，进而概括明代史学思想发展的特点，深入探讨其基本内容、思想特征与主要走向。全书分两编，分别论述明代前后期的史学思想，而落墨的重点在阐述明代后期的启蒙思潮、经世思潮、黜虚征实思潮，潮涨潮落，景象万千。
秦汉时期史学是在诸子学的受挫、复兴与嬗变中形成的，是中国史学民族精神形成的时期。以《史记》、《汉书》为代表的史学遗产是中国各个民族创造出来的文化结晶用汉文字写出来的。在封建关系成长时期产生的秦汉史学，反映出中华民族形成发展过程，又对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发展起了积极的作用。《秦汉史学思想卷》展示出丰富多彩的两汉史学，阐明了古代史学的 二重性 基本特征，又着力写出董仲舒对两汉史学的影响，把两汉诸子学、新经学与史学联结起来。
宋辽金时代史学思想的明显时代印记是理性思维的发达，思想家架构理学体系时，都把中国历史放在他们的视野中。同时，宋代史学家论历史盛衰，希望再造一统盛世的理念，是宋代史学思想的又一引人注目的内容。宋代史学思想从正面、负面都表明历史学的借鉴功能有重大的价值。宋代社会，商品经济出现萌芽，皇权专制主义高度集中；学术上，理学、易学、《春秋》学，这此都对史学思想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从史学思想的角度，两宋史学可以分为欧阳修的庐陵史学，司马光的涑水史学，郑樵史学，考亭史学，吕祖谦开启的浙东史学，马端临史学。各种史学思想在相互联系、相互吸收又相互矛盾、相互斗争中不断发展。《宋辽金史学思想卷》这些史学流派都进行了详细论述。
元代是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发展时期，同时也是中华民族文化开始大步走向世界的时期。元代史学思想在承续两宋的同时，也对其进行了一定的修正。它的魅力在于开阔性与包容性，但也有弱点，所谓 株守宋儒之书，而于注疏所得甚浅 。《元代史学思想卷》展示了元代史学思想是中国史学思潮长河中不可或缺的一段，它的多民族统一观念、世界性意识以及经世思潮，都是极具鲜明特色的时代特征，体现了元代社会的时代精神，从而成为中国史学思想史中一份独具特色的宝贵遗产。
本书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运用政治史与家族史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力图突破既往“政治集团”与“党争说”的分析范式，一方面在政治史的脉络中探讨西晋权力结构从形成到崩溃的过程，对魏晋之际的政治过程作了细腻而深入的分析；另一方面考察了魏晋大族之间的政治、婚姻、交往网络，梳理还原了其间错综复杂的政治人事关系，探究这一社会网络在魏晋政治变局中发挥的作用。在现今魏晋隋唐史研究领域，仇鹿鸣算得上是极为突出的学术新锐，本书自2012年出版以来，广受好评，不断重印也显示了此书的市场号召力。
伪齐政权是宋金之际由女真人扶植建立的中原傀儡政权，本书在作者博士论文基础上修订而成，集中关注伪齐的建立、内政、外交以及存废等问题，全面系统研究了伪齐政权的短暂历史。同时涉及对金朝内部派系斗争的考察，深入讨论了伪齐的存废对宋、金两国的影响。伪齐政权的存废不仅有偶然性，亦有必然性，其根源即在宋、金两大王朝的博弈与妥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