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部将精神分析、个人传记与历史时代相结合的著作，显示出探索宏观的时代脉络和微观的个体生平交织辩证的创作理念。本书将个体、社会、政治、文化和心理的大规模传记历史互相整合，读来纲举目张，气象万千。 弗洛伊德生前销毁了大批书信和手稿，因此书中引用的史料更显珍贵。作者彼得 盖伊几乎通读了所有能得到的关于弗洛伊德的资料，并说服其后人让自己参考一些传主仅存的书信，从而完整地再现了弗洛伊德的一生及其学术历程。读者不但能通过本书了解弗洛伊德其人，还可一窥精神分析学的真面貌。
这本浪漫主义诗人拜伦的权威传记旨在探索解密拜伦复杂又具有创造性的生活的方方面面。麦卡锡的视角是比较全面的，尤其重视诗人人生各个阶段中的主观意识，追溯了他在意大利、土耳其、希腊的旅行，以及诗人前往希腊的英雄式之旅。也正是在那里，诗人在三十六岁上就悲剧式地英年早逝。而他去世后，到处渗透着拜伦主义，拜伦主义横扫欧洲。作者阐述了拜伦主义对于文学、建筑、绘画、音乐、风俗、性和心理方面的影响，这也是全书最耀眼之处。
俞伟超先生是集学者和教育家于一身的一代宗师。在长期的教学活动中，他有教无类，循循善诱，无私地关爱和帮助自己的学生，成为深受晚辈爱戴的师长。他独具慧眼，选拔英才，不拘一格，一些自学成才的青年在他的推荐、培养下已经成为国内外知名学者。 俞伟超先生胸襟坦荡，虚怀若谷，尊师敬长，奖掖后学，在全国学术界和教育界享有崇高的威望。先后被聘请和推选担任北京大学古代文明研究中心学术顾问、北京大学中国考古学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中国科技大学兼任教授、西北大学兼任教授、吉林大学兼任教授、上海大学客座教授、中央民族大学文物考古研究所名誉所长、安徽大学名誉教授、国家文物局考古专家组成员、中国楚文化学会会长、“夏商周断代工程”专家组成员、四川大学博物馆顾问、中国考古学会副理事长、中国文物学会副会长、中
本书303位人物肖像全部是人文学者、社会科学家、作家、艺术家，以年龄为序，最年长者是出生于1892年的朱屺瞻，最年轻的为1938年出生的戴敦邦，作者为每人编写了生平成就简介。在步入1990年代之时，作者有感于二十世纪行将结束，为此在上世纪1990年代的8年时间里，专注于对二十世纪学林文坛、硕果仅存的杰出人物进行广泛考察，寻访与二十世纪同行的学林文坛耆宿，先后访问各地老一辈学者专家三百余人，为他们拍摄肖像。本书拍摄的文化前辈适逢生活在二十世纪我国大动荡大变革的社会背景里，他们承载着深厚的国学传统，经受欧风美雨的影响，又大都投身于抗战救亡运动；世变频仍，道路坎坷，历经民族忧患和政治创伤，他们依然执著奋斗，矢志不渝；他们是惊心动魄历史的见证人和参与者。
本书是叶圣陶先生的大型全传，旨在客观、真实而全方位地展示圣陶先生作为教育家、文学家、编辑出版家和社会活动家的生平业绩，彰显一个时代风云的变幻，以及一批中国知识分子的心灵历程。 叶圣陶先生（ 1894—1988 ）是我国现代著名的教育家、文学家、编辑出版家和社会活动家。早在 1910 年就开始发表作品， 1912 年开始执教，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先驱。 20 世纪 20 年代，圣陶先生作为文学研究会的发起人之一，曾主编过《文学周报》、《诗》月刊和《小说月报》。 30 年代，作为开明书店的 “ 灵魂 ” ，圣陶先生主编过 “ 开明文学丛书 ” ，以及《中学生》和《新少年》杂志。 40 年代，圣陶先生主编过《国文杂志》《国文月刊》《开明少年》《中国作家》，还担任过 “ 中华全国文艺界协会 ” 总务部主任（即 “ 主席 ” ）。此外
黄侃曾对弟子陆宗达说：“记日记是很好的方法，既可留下心得，又能锻炼手笔。”黄侃作为一位经学大师、现代语言学大师，他的日记是非常具有特色的。访书、购书、借书、还书、理书、翻书、点书、钞书、订书、评书、讲书、写书，日记中比比皆是，构成了《黄侃日记》的主要内容。
《纳粹上台前后我的生活回忆》是洛维特流亡日本期间，为了争取哈佛大学怀顿图书馆的征文奖金而写作的，该次征文邀请德国的流亡者将1933年前后在德国的印象写下。当时可能因为内容不符主办单位期望而未得奖，此份书稿遂也被遗忘多年，直到洛维特遗孀整理遗稿时发现，终于在1986年于德国出版。洛维特在书中记录了自身早年的知识形成与纳粹主政后被迫流亡的经历，除了展现哲学家如何理解纳粹的出现，也让我们看到从德国到意大利、日本各地的知识分子如何面对整个世界的变动。伽达默尔曾说：“洛维特是小故事的大师，这项才能并未因他颠沛流离的生活而丧失。”面对景仰的师长海德格尔与压迫者站在一起，洛维特的叙述依旧锐利清楚。在这本书中，洛维特经常以简单的观察就让当年的人物活生生地出现在书页面前，纳粹时期的德国知识状况因而清晰
刘文典是我国古典文学研究专家，他的《庄子》研究影响了一代学人。学问上，刘文典可谓博大精深，生活上可谓趣事多多。曾因不称“蒋介石主席”而称“蒋介石先生”被蒋介石关了禁闭，更曾因西南联大聘请没有文凭的沈从文为教授而“拍案而起”。《刘文典传闻轶事》记述了刘文典的种种传说趣事，读来既令人感慨，又让人捧腹，由此我们可以见出一个光明磊落而又有个性光芒的刘文典形象。
夏伊勒三卷本回忆录的卷，另两卷是《噩梦年代：1930 1940》《旅人迟归：1945 1988》。 夏伊勒出生于世纪之交的美国中西部小镇，为了逃离那里的保守氛围，夏伊勒来到欧洲，找到了一份报社的工作。夏伊勒在伦敦报道温布尔登网球锦标赛，在巴黎报道林德伯格的跨大西洋飞行，在日内瓦报道国际联盟的会议。作为记录者，夏伊勒见证了菲茨杰拉德夫妇、海明威、格特鲁德 斯泰因、伊莎朵拉 邓肯等人的生活片段，有时自己也置身其中。对于大洋彼岸的故事 芝加哥的地下之王、 猴子审判 、风靡全美的 肖托夸集会 、哈定时代的丑闻等等，夏伊勒也娓娓道来。一幅欧美大陆世纪初生的画卷徐徐展开。 夏伊勒三卷本回忆录的第二卷，另两卷是《世纪初生：1904 1930》《旅人迟归：1945 1988》。 面对纳粹魔鬼突然出现的严峻考验，夏伊勒受命前往柏林报道。夏伊勒亲眼见证
《郭沫若研究文献汇要(1920-2008共14册)》这部汇要收录了1920年至2008年九十年间的关于郭沫若的具有原创性和史料价值的代表性研究文献和资料。依据原创性、权威性的原则，按研究内容将本书分为：总论卷、史实卷、交往卷、思想文化卷(2册)、文学卷(内含诗歌、戏剧、小说、散文、中外文学比较等内容，共3册)、历史卷(2册)、考古古文字卷、教育新闻出版书信书法卷、研究之研究卷(内附专著、论文集、工具书、专刊目录100余部/种)、索引卷，共14卷。本书由杨胜宽主编。
我们之所以要编这部遗墨集，基于以下三方面的理由。 一、陈垣先生精神财富的重要的体现，当然是集著作大成的《陈垣全集》。但是，文稿经过排字或电脑处理变成文本，原来千姿百态的笔迹也就变成千人一面的整齐规范的方块字。这固然方便了读者，但像陈垣先生这样的大学者和书法家，他的墨迹自有其独特的魅力和价值，也是一份重要的精神财富。遗墨集和文本全集，可以互相辉映。 二、《陈垣全集》不论如何齐全，终归是以他的作品的后成果为主，很难完全反映他的写作过程。陈垣先生自学成才，没有师承，他喜欢收藏清代学者的手稿，就是因为可以从中揣摩他们的创作过程和方法。有时候，它的重要性不亚于作者的结论。他也非常珍惜自己的手稿，不但尽可能完整地保存下来，还经常把它作为教材给子弟和学生学习。在这部遗墨集中，我们选印了
《三生影像（增订本）》以作者在国内求学，台湾写作并遭政治迫害，最后在美主持作家工作坊的经历，讲述了自己丰富传奇的人生经历和思路历程；尤其是在爱荷华作家工作坊期间，对一大批重要作家思想和交流的记录，生动深刻、富有情趣。对七八十年代台湾作家的境遇更有着一种宏观的了解。这些人、这些事，都是为广大文学青年和文学爱好者们所关心的。
《风采 北大名师岁月留痕》画册收入的北大名师有中国共产党主要创始人之一李大钊，北大校长严复、蔡元培、马寅初、胡适、周培源，北大著名教授冯友兰、曹靖华、朱光潜、叶企孙、王力、江泽涵、吴大猷、费孝通、黄昆、王选等36人（按生卒年先后排序），这只是向广大读者展现了群星灿烂的北大名师的一部分，但当画册中大量难得的、精彩的、珍贵的历史照片和实物照片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时候，却能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出北大的光辉历程和学术辉煌，使人们从中得到巨大的鼓舞和力量。 本书在编撰过程中得到了大师和大师家属及大师弟子们的热忱帮助，在出版过程中得到了北京图书馆出版社的大力支持。
许寿裳先生一生致力中华文化事业，后3年贡献于台湾文化的复归和重建工作，是两岸文化的重要使者，在二战之后台湾文化的转型期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这份弥足珍贵的日记记录了许寿裳先生从1940年8月至1948年2月期间，特别是在台湾从事文化重建工作3年期间的重要活动。 本书据许寿裳一九四0年一日至一九四八年二月十八日日记手稿重新整理。 手稿整理的原则是： 一 本整理稿据现行简化字方案整理，简体竖排。 二 日记原文按现行标点符号规范整理添加 三 日记附加性文字依原稿，采用小号字加以区别。 四 日记中误记的时间、地点、品物名称等均已订正或补充。 五 日记中援引的古文字（如象形文字）、异体字、通假字原则上保持原貌。 六 日记中阿拉伯的数字按原文写法照排。 七、古今字、繁简字，均以通
张岱是明清之际学术——文化史上的一位在文学、史学和艺术理论等诸多领域都取得了卓越成就的杰出人物。过去因资料原因，其学术地位一直被忽略。《张岱评传》的作者胡益民从大量原始资料入手，对张岱充满神奇色彩的生平行实做了全面的考述，同时重点对其社会—哲学；思想、文艺—美学思想、史学之贡献与成就及其文学创作成就等分章进行了系统的探讨。 《张岱评传》是一部具有开拓性的学术性评传。
20世纪70年代后期我国的改革开放使西方的各种学术思想一时如潮水般被介绍进来，形成对我国社会科学各学科的一种强大冲击。面对这种冲击，中国的考古界困惑了，俞伟超先生困惑了。为了摆脱困惑，推进中国考古学的发展，与生俱来的锐意进取性格，使俞伟超先生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起，开始了他学术生涯中为艰难的一次学术思想攀援。与前期的攀援截然不同，那时他不过是众多攀援者中的可畏后生，现在却是攀援队伍的主帅，集成败功过的历史责任于一身。攀援的主峰仍然是考古学的目的论和方法论。这是一次历时近十年的漫长、痛苦而危险的攀援。为了寻找攀援的途径，他组织人系统翻译出版了西方特别是美国二战后考古学、人类学各学派的代表性理论文章，并通过批判性的深入思考和比较对这些学术思潮进行了梳理，以便吸收其中的合理成分。在这一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