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公羊传》以阐述《春秋》的义理为主，兼研讨《春秋》的文理和史实，是 春秋三传 中较早得到承认的一部经传。本书经传以《十三经注疏》本为底本，每章冠以题解，注释精当，译文通顺易懂。
本《春秋左传》文本足全，为全译全注本，包含《春秋》和《左传》的全本。 《左传》主要记录了周王室的衰微和诸侯争霸的历史，对各类礼仪规范、典章制度、社会风俗、民族关系、道德观念、天文地理、历法时令、古代文献、神话传说、歌谣言语等均有记述和评论。《左传》是传统文化中的经典之作，是不朽的元典之作。它以叙事解《春秋》，记录了约两个半世纪的历史事件，塑造了一大批历史人物群像，在经学、史学及文学等方面，均取得了极高的成就。
《论语》是记载孔子及其学生言行的一部书，比较集中地体现了孔子的思想。 孔子(前55l～前479年)，名丘，字仲尼，春秋时期鲁国陬邑(今山东曲阜)人。孔子的学说在春秋战国时期虽被当成显学，但又一直被当成诸子百家之一。在百家争鸣中，历史选择了孔子，到汉朝便登上了“独尊”的地位，被尊奉了两千多年，影响渗透到我国的方方面面，孔子也就成了我国古代最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 孔子是殷商后裔宋微子的后代。周灭商之后，分封微子启于宋，孔子的先祖孔父嘉在贵族的纷争中被华督杀害，孔子的曾祖孔防叔为了躲避华氏的迫害，才迁居到鲁国。防叔生伯夏，伯夏生叔梁纥，叔梁纥与颜氏徵在生孔子。孔子出生后，三岁上死了父亲，与母亲过着贫困的生活。在年轻的时候，孔子做过委吏(管理仓库)、乘田(掌管牛羊蓄息)等低微的小官，
《春秋》之所以引发了如此之多的争论，其根本原因在于它在中华文化的发展中上具有“元曲”的性质，它即是中华文明发展到历史阶段后的产物，又是中华文明继续向前发展的基石。因此，这种“巡视”不助于我们加深对《春秋》经传的理解，而且有助于我们对中国文化的理解。显然，围绕着《春秋》的种种争论，从来就不是单纯的学术问题，它始终与文化政策、政治选择紧紧相关联。 从学术的角度来说，由于中国古代先贤们注重持之有据，因此《春秋》的研究往往具有浓郁的文献考证特征。尽管这种文献考证的背后蕴含着思想的睿智，但还是足以令一般读者望而止步。从文化的角度来说，《春秋》的研究史与其他问题的研究史一样，是中华文化发展史的有机组成部分，它蕴含并表现了中华民族的文化精神。从政治的角度来说，由于中国古代的学术研究始终
《春秋公羊经何氏释例春秋公羊释例后录》收入《清代春秋学汇刊》，为清代经学家刘逢禄（1776-1829）在《春秋》学方面的代表作。其中包括《春秋公羊经何氏释例》十卷，归纳并阐发了汉代何休《春秋公羊经传解诂》之义例，为清代公羊学的经典力作；又《春秋公羊释例后录》六卷，收入刘氏其他七篇《春秋》学重要著作；书末另附民国杨钟羲撰写的《续修四库》相关提要六篇。此次标点整理，以我社《续修四库全书》影印之清嘉庆本为底本，校以学海堂本、上海书局本。
春秋左传研究造诣尤深，着有左氏春秋义例辨；早年研治古谶纬之学，撰成古谶纬研讨及其书录解题；继而又从事两周史地研究，遂有春秋大事表列国爵姓及存灭表赞异、不见于春秋大事表之春秋方国稿二书。其著作尚有汉晋遣简识小七种、大学中庸今释、旧学旧史说丛、涧庄文录等，并编有五华诗苑。因陈盘先生的学术成果在大陆难以得见，今上海古籍出版社与台湾中研院史语所合作，首度出版陈盘著作集。
随着时光的流逝，二十世纪学术界的大师巨擘已日渐凋零。他们宝贵的治学经验若不及时加以总结和承传，将是学术界无法弥补的损失。本书收集了金景芳、钟敬文、顾廷龙、周有光、钱仲联、张岱年、季羡林、张政烺、史念海、程千帆、任继愈、饶宗颐及陆宗达、单士元、杨伯峻、胡厚宣、周祖谟等老一辈专家学者共40人撰写的学术回顾文章，内容丰富、情节生动、叙事具体、特色鲜明而感人至深。对广大后学，特别是青年学子具有指导意义。
本书从仪式文化角度研究先秦诗歌的形态、产生、演变等问题，综合运用各种相关学科的研究方法，研究材料涉及先秦诗歌研究文献、出土文献及传统研究视野之外的诗学材料，体现了大文学研究理念，揭示了先秦时期诗的内涵。主要观点有：《尚书·禹贡》是流传于先秦的歌颂大禹治水之功的仪式颂辞；《夏小正》是由敬授民时仪式产生的安排农时的仪式韵文，影响了以《七月》为代表的农事诗的形成；《商颂》的商诗，其五首诗歌即《大濩》在不同时期的颂诗文本；《楚辞·九歌》为屈原所订之楚国颂诗等。
《春秋师说》三卷，黄泽撰，赵汸辑。是书为赵汸辑录其师黄泽说《春秋》之文而成，文后附有吴澄、金居敬序跋及汸所撰《黄楚望先生行状》。是书主要阐述黄泽《春秋》学的基本观点，如在《春秋》观上，其主张孔子亲览国史以作《春秋》，故“经所书者，皆是史，先有其文，非是夫子创书，”但又反对经文实录说，而认为经文有正例、变例、义例。在诠释方法上，黄氏主张兼综汉宋，认为“《春秋》是事，须先考事实，而后可以求经旨。” 但又反对经文实录说，而认为经文有正例、变例、义例。在诠释方法上，黄氏主张兼综汉宋，认为“《春秋》是事，须先考事实，而后可以求经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