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字典共收入汉字单字3933个，篆字67872个。部首检字表按《康熙字典》部首检字法编排，为了便于读者方便快速地查阅，正文之后又附有简体笔检字表和汉语拼音检字表两种查字法; 本字典遵照传统字典的编排习惯，并考虑到历代篆字的字形特点，皆以繁体字为序编排，目录及正文每个字的旁边和下面都附有该字的简化字和异体字，以便读者参考，篆字下面的注解和说明文字皆使用简化字，便于读者阅读; 本字典以《说文解字》所收的篆字为首字，主要收录了历代甲骨文，钟鼎彝器铭文、碑石拓本文字、玺印篆刻文字太砖瓦、镜铭、泉币、度量衡等文字，大致按书体发展演变的历及篆刻作者的年代依次编排。 本字典所收历代篆刻字形大致按原大钩摹或剪贴而成，尽量保持字形的原貌。便于应用和携带。
《中国篆刻字典（第三版 套装上下册）》共收入汉字单字3933个，篆字67872个。部首检字表按《康熙字典》部首检字法编排，为了便于读者方便快速地查阅，正文之后又附有简体笔检字表和汉语拼音检字表两种查字法；本字典遵照传统字典的编排习惯，并考虑到历代篆字的字形特点，皆以繁体字为序编排，目录及正文每个字的旁边和下面都附有该字的简化字和异体字，以便读者参考，篆字下面的注解和说明文字皆使用简化字，便于读者阅读；本字典以《说文解字》所收的篆字为首字，主要收录了历代甲骨文，钟鼎彝器铭文、碑石拓本文字、玺印篆刻文字太砖瓦、镜铭、泉币、度量衡等文字，大致按书体发展演变的历及篆刻作者的年代依次编排。本字典所收历代篆刻字形大致按原大钩摹或剪贴而成，尽量保持字形的原貌。便于应用和携带。
由刘江主编的《中国篆刻聚珎( 辑古玺印共7册)(精)》共七本，分别为战国玺印、秦印、汉官印、汉私印，魏晋南北朝印、隋唐宋印、元印。每册分三部分组成，年代印制总论，国版，历代印评集评。 适合广大篆刻爱好者学习观摹。
王福庵（1880～1960），现代书法篆刻家，“西泠印社”创始人之一。原名禔、寿祺，字维季，号福庵，以号行，别号印奴、印佣，别署屈瓠、罗刹江民，七十岁后称持默老人，斋名麋研斋。浙江杭州人，年五十居上海。精篆刻，是。书法工篆、隶。得吴昌硕鼓励，另辟蹊径，专工小篆与金文。所书小篆工整规范，秀美遒劲。所篆《说文部首》字帖、《说文作篆通假》，向为行家肯定，成为学篆范本。本书集王福庵毕生印作精品近500方，印制精良，释文清晰完整，是学习、研究王福庵细朱文印风的推荐图书。
本书底本为同治三年（1864）严荄辑的《钱胡印存》，存浙派印人钱松、胡震两家印150余方，多附边款，品相上乘。胡震在二十七岁时，结识了钱松，“始大叹服，自是搁笔不复为人刻画金石矣”。年长一岁的胡震甘执弟子礼，与钱松结为师友，二十余年往来无间，俩人之间更是互赠佳作，其中钱松为胡震治达七十余枚。在胡震去世二年后，即同治甲子（1864）年，曾任富阳观察（道员）的同里知交好友应宝时“痛伯恐早世，欲永其名”，与严荄收集钱胡二人遗作，拓印成轶，辑成二册，存世稀少。钱松篆刻造诣甚高，为历代印人所推崇，称其为浙派“西泠八家”之一。胡震篆刻取法汉印，亦见功力。而于当世名家，独服膺于钱松，时相切磋，谊同师友，故其所镌拓，深受钱氏影响。胡震之印存世极少，从此谱中可一瞻其面貌。
一、题壁，是指题写在山崖、洞窟、粉壁、门障等建筑实体或天然壁面上的书迹。 二、《陇南金石题壁萃编（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精装）》内容以金石、题壁为大宗，旁及部分代表性砖铭、简牍、瓦当、钱币、玺印、封泥、兵器等。 三、录文起于商代，止于清代（清代仅选录部分），分列九编；存目起于商代，止于民国，置于末编，名为“附录”。 四、编次以年代早晚为序，不拘类别。其中内容相关、年代相近篇目即相接而录，不拘年月。有年月者，以年月为次；无年月而可推定年代者，即以推定年代为次；无年月而可推定朝代者，即附其朝之末。 五、收录范围以陇南八县一区为主，地域适当向周边扩展，个别篇目旁及陇南邻县——陕西凤县、略阳，甘南舟曲，四川九寨等。
《吴让之自钤印存》收吴让之印蜕三百四十四品。十九为他谱所未收，令人叹为观止。册中《三十六湖长》并《廷飏之印》二品，均有刻后初钤及修饰后之定稿，为从来所未见，弥足珍贵矣。其于刻印颇自满，册中以圆圈自许者计有三十二品，又自题甲等二十五品，乙等三十一品，标以双点者十三品，复以“无意得之”“不单寒”“横直相安”“安顿”“此乃见刀法”等赞语自美，累计八十余品，约为全册之四一。册中《观海者难为水》他谱中曾见款搨，署为“壬辰冬”，时让翁三十四岁，是现存纪年之早作。册中其他作品均更为成熟。 《吴让之自钤印存》收吴让之印蜕三百四十四品。十九为他谱所未收，令人叹为观止。册中《三十六湖长》并《廷飏之印》二品，均有刻后初钤及修饰后之定稿，为从来所未见，弥足珍贵矣。其于刻印颇自满，册中以圆圈自许者计有
本书主张在地理环境与人文景观中，对中国摩崖文字开展综合研究。本书将摩崖文字纳入先秦至现代两千余年的书作发展史，详细讨论了东汉到盛唐的四组摩崖案例——汉中石门石刻、山东郑道昭题刻、山东北朝刻经及泰山唐代石刻，对中国文字景观的历史脉络与视觉意义做出极具建设性的观察。 作者既强调书法内部的形式与技术分析，也注意关联书作内涵、尺度、媒介、赞助人、书写者与其政治、文学或宗教等文化语境，重视文字的现场观看与阅读方式，同时对石刻可视性提出谨慎的审思。作者认为，仅通过文字便可改变自然世界，在人群、文字与精神领域之间建构联系的观念牢固地占据着古代中国人的内心，摩崖这一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公共艺术形式在中古走向高峰。
说起民国时期至解放初期的印坛盟主之一的王福庵，人人皆知，但对王氏传人中有出蓝之誉的吴朴堂却知者不多。学者、诗词家陈运彰在六十余年前曾说：“福庵王先生承乡贤之遗风，守其家学，岿然爲海内宗匠。及门多士，经其指授，皆有法度可观。吴君厚庵尤其秀也。” 本书选录了吴朴堂先生各阶段的篆刻印蜕逾千枚、边款逾二百面，大部份是首次出版发行的作品，不仅在收录印作数量上远超之前所出版的各类吴朴堂先生印谱，而且尽可能选取最清晰的原拓印蜕和边款，采用“下真迹一等”的原色印刷，力求优选限度真实全面地展现出吴朴堂先生的篆刻面貌。同时，更在编谱体例上进行了精心的梳理。本书按照“诗词闲句”“书画鉴藏”“名号斋馆”和“附录”分类顺序排版，以方便读者检索查阅。
全书编排体例清晰，书前有对于方去疾篆刻艺术的概述。书中篆刻分为有纪年作品和无纪年作品两部分，有纪年作品按照作品创作时间顺序编排作品顺序，无纪年作品按照艺术风格编排，著录作品和边款释文，作品尺寸、创作时
“元传国玺”疑案怎样引出皇太极肇立大清背后的秘密，乾隆因何大费周章推行官印改铸工程，两枚闲章小印如何成为慈禧太后“垂帘听政”的关键……
《万物有灵》是赵宗彪继《木上江南》之后的第二本木刻集。同他思辨、理性、冷峻的文字作品完全不同，他的木刻作品，是在黑漆覆盖的原木圆盘之上，以刀为笔，用最简单的黑白两色，以天然木纹的细腻肌理，再现了生活在中国江南的动物们，有花鸟鱼虫，有六畜兴旺，有天然野趣，温情生动，千百萌态，活泼灵性，展现了人与动物和谐相处的大千世界，表达了绿色生态观。作品删繁就简，风格简约、诗意、现代。
清代书法家、篆刻家邓石如（一七四三～一八〇五年》，初名琰，宇石如，又字顽伯，别号完山白人、笈游道人，安徽怀宁人。工书法、篆刻，精四体书，造诣颇深。其篆、隶精，兼融众家之长，而成独特书风。学者杨守敬有言：一顽伯以柔毫作篆，博大精深，包慎伯推为直接二李，非过誉也。“篆书白氏草堂记”六屏，系书家晚年之力作。书于清嘉庆九年，时年书家六十有二。有方家评说：此作用笔圆润流转，纔条均衡，体势端整，有沉雄朴厚之风。此屏高近二百厘米，现藏于日本国。
《汉铜印原》是清乾隆汪启淑所辑，汪启淑安徽歙县人，官至工部郎中。身前藏书极为丰富，尤其是在集印方面。自周秦到宋元，收藏印章达数万纽。汉铜印原所收的印章大部分是汉印，而且有不少是战国古玺印，且品相完好。本印稿是1963年由张鲁庵社员捐赠本社。该印谱共1500余方印稿，原稿没有释文，由本社徐敦德同志加注释文，1996年出版。由于开本，排版，印刷等方面与现在图书的制作方式，印刷工艺有很大差距，且书中有不少差错，现在由本社专业编辑进行重新编排，重新校勘出版，以满足广大读者的需求。
《碑别字新编(修订本)(精)》系刘大新先生在秦公《碑别字新编》的基础上进一步增补而成。所录别字采自碑、碣、墓志、摩崖、造像、石经等，共收字头三千五百余字，重文别字二万一千三百余字。并以《中华大字典部首索引》顺序排列部首，便于检索。
《中国珍稀印谱原典大系》由陈振濂先生主编，拟分三编出版，总量预计在150—200种之间，基本涵盖国内外珍稀印谱。每编各分专辑渐次推出，每辑10—12种，采用通代混编的方式。每辑均含古铜印谱、明清名人印谱、近代学术印谱三大类，并穿插其它特色印谱。选取印谱时，注重原谱的文献价值。所选印谱均保留完整原貌，不任意删减，以存真貌。陈振濂先生为本丛书撰写总序以及各种印谱的《题解》。
来先生别开生面的篆刻公认为现代篆刻的奠基人。本书对来氏篆刻历程进行了全方位的分析研究，以期使篆刻者可以从欣赏中汲取营养，并且能成为收藏鉴赏的宝贵资料。也适合篆刻爱好者和初学者学习、参考。
这部凝聚了郁先生几十年心血的《历代印谱序跋汇编》以西泠印社社藏历代印谱五百余部为基础，精选最重要的一百四十二部，从明代《顾氏集古印谱》开始，到吴昌硕《苦铁印选》止，广收各谱的序、跋和题记，以见其印学理论典籍方面的非凡学术价值；而编辑体例，则按每部印谱的辑谱时间、编者介绍、刻印作者介绍及开本、版框、收印数量、序跋原文等收录解说，十分简明扼要。在编撰过程中，郁重今先生不断提及他当时蒐集资料之际，张鲁庵先牛的捐献之功；硬两泠印社六十周年大庆时，韩登安先生、柴子英先生、唐长茂先生与他的翰墨交往，因此本编的出版，又无妨被看作是六十年代以来西泠印社许多长老前贤都曾介入过的一段历史的纪录——这一点，是作者从事社史研究者尤其关注的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