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长达几千年的中国古代社会，每一朝代的法律都具备各自的时代特征。正是由这些个性化的法律特征决定了某一时代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走向。只有深入探究中国古代法律的个性化差异，从动态的视角对中国古代法律进行全面审视，才能揭示出古代法制发展演变的轨迹。 汉唐两代是中国古代的盛世，两汉时期的法律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在汉代，司法机关受理告诉案件时实行 满三日复问 的程序，其目的是防止诬告，避免冤假错案的发生；西汉时期国家财政与帝室财政有公私之分，汉代法律允许子孙别籍异财，使汉代成为中国古代对私权保护十分充分的时代。唐代法律也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唐初统治者提出了 天下之法 的概念，唐代前期实行宰相集体议政制度，有效限制了君主滥用权力的现象，唐朝得以成为古代对君权限制最严格的时代；在司法制度层面，立
诉求人人平等的美国如何面对种族歧视的历史？作为民主大国为何采用繁复耗时的总统选举制？美国女性如何争取曾经无缘的社会与政经权力？为何即便犯罪频仍枪枝管制依然受到层层阻碍？ 想了解美国社会文化，必须先了解美国的法律。《美国法律史》是劳伦斯 弗里德曼教授于1973年出版的法律史巨著，多次增补、再版。内容涵盖美国殖民地时期、独立战争时期至19世纪中叶、19世纪下半叶与20世纪四大部分，更论及刑法、民法、商事法、海事法、婚姻法等各个领域，并深入探讨美国司法文化的变迁。本书是美国学术界公认的完整深入研究美国法律史的著作。本书影响力不仅局限于法学界，在历史学、社会学与文化研究等领域均受到高度重视，读者群遍及人文社科多个类别，书中的典故、案例也因作者引人入胜的生动文笔而突破学术阅读的界限，引起广大普通读者
本书是一部以普通法为 主角 的传记。 普通法犹如英国政体的脊梁。从某种意义上说，英国因普通法而强大，而普通法亦被视为 英国对于人类文明的主要贡献之一 。从诺曼征服之前，到金雀花王朝和都铎王朝的逐步发展成熟，直至光荣革命之后，普通法走过的历程串联起了整部英国史。它犹如一个鲜活的生命体，源于特定历史文化的孕育，经由波折不断的青葱岁月，终于呈现出今日的成熟从容。 作者以生动的文笔，完整清晰地呈现了一次关于普通法历史的知识溯源。
《法政逸史：转型时代的法律人》是一本近代法政人物史、学术史的随笔集。全书以近代中国法律史上的法政人物为对象，通过爬梳回忆录、期刊、报纸、日记等史料，还原清末民国新旧交替时代法政学人的多面形象。 《法政逸史：转型时代的法律人》并不是严格学术意义上的人物传记，但也并非纯虚构描写，而是以史料为基础，以通俗的故事化文笔，让这些法政学人在逸闻趣事中展现出特有的人格品质，进而让我们回到那个中西法律文明对撞的时代，体会作为法律人个体的学术理想与命运沉浮，思考同为转型时代的当今中国法律学人的责任与担当。
本书是中国法律史研究中具有 范式 意义的著作。作者依据清代官府档案、民间契约和民国初期的司法调查等第yi手材料，对清代习惯法进行了迄今为止zui为系统的探究。其讨论的范围，由清代习惯法的渊源、背景、流变，和习惯法的性质、形态、功用，到清代习惯法与国家法的关系，直至它在社会发展过程中所起的作用，以及习惯法研究在社会理论上的意义。这一研究旨在反映清代习惯法所在社会的社会形态和权力结构，以关照现今在法律实践上的问题。无论是从材料上，还是从内容上，该书都堪称中国法律史研究的典范。
自公元前2世纪格拉古兄弟土地改革，至前1世纪秦纳、苏拉及三巨头拉开权力斗争与内战的大幕，罗马原有的、由一系列法律维持的秩序被逐渐打破，矛盾丛生的共和国就此滑入失序。本书作者施特劳曼认为，对于这段历史，以西塞罗为代表的思想家们的解释聚焦于 法 的层面，即政治危机与高阶法失灵的关系：后者原应制约实定法、规范权力运转，却在乱局中逐渐遭到搁置与破坏，致使共和制不可避免地走向衰落。由此出发，他对罗马高阶法展开了全景式研究，并讨论了这种法的规范性如何以有别于古希腊德治理想的进路对早期现代政治产生深刻影响。
清代法律如何制度性地决定了女性地位的低下？这些深层的制度性缺陷又如何成为曹雪芹 望的根源？本书从法律社会史角度解读《红楼梦》，聚焦十二位（类）女性角色，对应十二个清代法制问题，整理与《红楼梦》中事件类似的清代司法案例，剖析清代女性困境的制度性原因，考察了清代性别、家庭、法律、政治间的互动与演变。作者综合多重视角，立足“法学与文学”研究路径，聚焦人口拐卖、生育、财产分配、官员考核等社会议题，分析了《红楼梦》作者及书内女性角色如何受到当时礼教与法律的限制、如何做出反抗与批判，展示了清代法律与社会的风貌。
《百年法学：北京大学法学院院史（1904-2004）（修订版）》对北京大学跨越一个世纪的法学教育历史进行了全景式描绘，以学科建制、机构变迁、风物转移为明线，以晚清、民国及至新中国不同时期先后几代中国法律人对于民主法治的孜孜追求为基调，谱写了一部自鸦片战争以降，中国法学教育现代化的宏阔篇章。尽管这个过程并非一帆风顺，充满变数、偶然和曲折。面对挥之不去的强权专制，乃至外敌入侵、烽火兵燹，以北京大学为代表的中国式法律现代化教育始终薪火传承，无数学人前仆后继，不绝如缕。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一部百年北大法学教育史不仅讲述了鲜活的法治经验乃至教训，为未来中国的法治现代化建设提供了难得的历史鉴镜，更使我们深切感受到，在中国法学重振时刻涌动着的敢于打破世俗桎梏的不朽的精神力量。
在两千多年漫漫的中国法制长河中，汉、唐是两个相当关键的时代，其之于传统中国法文化的形塑与发展，具有承先启后的深刻历史意涵。 作者深耕细犁中华法史四十余载，融冶史学、经学、律学于一体，凝萃成书。书中主要以儒家传统之礼贯通脉络，总分二部，上篇专研两汉经义折狱，下篇探究《唐律》立法原理。本书结构坚实，考案缜密，兼重实例，间援当代法学观念作诠释，有发明古今之效；而论证严谨，晰理至明，孤诣独照，勾勒出汉唐法律文化的绝代风华。
埃及马木鲁克制度，是一种以 马木鲁克 为核心内容的社会组织和政治统治模式。马木鲁克制度起源于9世纪前后，13世纪在埃及达到其发展的高峰，16世纪初被奥斯曼土耳其征服后的很长时间内依旧持续存在、发展并影响着埃及的政治统治，直到19世纪才最终消亡。马木鲁克制度对埃及的历史发展产生了不可磨灭的影响，也成为埃及社会变迁的主要动力之一。 本书是一部较为完备的系统介绍埃及马木鲁克制度的著作，对埃及各历史时期中马木鲁克制度的特征作了详细介绍，阐述了马木鲁克贸易的历史演变，马木鲁克阶层的形成、维护与发展，马木鲁克阶层在埃及政治统治中的角色等各个方面。
中国法制的历史延续四千多年，古代部分占了绝 大多数时间，其内容比较多。同时，中国古代法制在 世界法制史中占有重要地位，是中华法系的本源所在 。因此，要学好中国法制史，不学好古代法制史不行 。可是，古代法制史的资料大量来自古籍，都是古汉 语，许多学员不熟悉也不习惯阅读古汉语资料。还有 ，古代法制史中有许多制度与现代的不同，一下子不 易理解等等。总之，学习中国法制史，特别是学习古 代部分，困难不小。 为了便于学习，王立民主编的《中国法制史(第2 版新世纪法学教材)》在编写过程中，尽可能做到通 俗易懂，并采取了一些措施。比如，有些可不使用古 汉语资料的，尽量不使用古汉语资料；有些必不可少 但又难懂的古汉语句子，就用现代汉语解释；有些不 常见但又必须掌握的制度，就详细作出说明。这样， 原来不易读懂的中国法
第一章 法典、法典化与法律体系 br 一、中国古代法律体系总体特征论说 br （一） 律令体系 说 br （二） 律例体系 说 br （三） 典例体系 说 br （四）其他观点 br 二、法典化与中国古代法律体系发展演变的历史分期 br （一） 法律体系 的界定 br （二）法典与法典化 br （三）中国古代法律体系发展演变的历史分期 br 第二章 前法典化与 礼刑体系 发端 br 一、礼之治 br 二、刑之罚 br 三、其他法律形式 br 四、 礼刑体系 与西周 大一统 政治 br （一）西周的 大一统 政治 br （二） 礼刑体系 对西周大一统政治的卫护 br 五、 铸刑书（鼎） ： 礼刑体系 的瓦解 br （一）从 以刑统例 以刑统罪 到 以罪统刑 的转变 br （二）从多元立法权、司法权到一元立法权、司法权的转变 br （三）以成文刑法为代表的制定法逐步取得主导地位 br 第三章 首次法典化与 律令体系 成型 br 一
访谈录 口述中国海商法史 是北京大学法学院 第二课堂 项目的成果。访谈工作由北京大学海商法研究中心牵头组织，由吴焕宁、尹东年、张永坚、孟于群等知名海商法专家担任顾问，由北京大学法学院国际经济法专业研究生具体进行采写。访谈录中包括了30余位海商法专家学者的访谈。访谈对象包括20世纪50年代即参加《海商法》初次起草的学者、80年代初受中国政府之邀来北京帮助《海商法》起草的外国专家、第一代海商法教授、第一代海事法官和律师、在航运相关公司从业几十年的商业人士，平均年龄在70岁以上。采访秉持 去中心化 的理念，通过这些人士从不同角度的讲述，追忆新中国成立后中国海商法从无到有、从简陋到完善的艰苦历程。目的是聚集群体智慧，打造属于中国海商法的社会记忆，具有独特的学术价值和实践意义。
本书是以近代之后世界各国思想家、法学家为中心，对从古希腊到全球化时代的思想家、法学家进行全景式评介、通俗化解说的法思想通史。 在内容上，本书以西洋法思想史为主，兼及东亚的法律文化与伊斯兰法，力图接近所谓 全球历史 这种法思想史的未来姿态。在结构上，摒弃同类著作中常见的对思想家、法学家进行目录式堆砌的模式，以法思想产生的时间为基本行文顺序，同时展现思想家、法学家所处时代的社会状况及其对前时代的问题和思想的继承关系两条主线，聚焦两条主线的交点，并明示超越时代的研究与问题意识的连续性或者相关性，对近3000年来的法思想的产生、传承和时代影响作了清晰、详尽的梳理。 全书以思想家法学家的著作原文作为写作依据，同时充分参考吸收欧洲与日本既有的研究文献，学术视野宏大，理念先进，论述简明精当，深入浅
《魏晋南北朝隋唐立法与法律体系(敕例法典与唐法系源流上下)》以敕例为中心来梳理魏晋南北朝隋唐的立法与法律体系，考证了此期法制发展在各转折点上的史实。其结论是：敕例的主导地位及其与法典的关系，是贯穿于我国帝制时代法制史的根本问题和基本线索。在魏晋至隋唐的法律儒家化进程中，由于全面贯彻礼、法关系准则的需要，尤其是由于其与北朝汉化、改制等历史进程的合拍，导致了一个不断强调法典重要性的历史运动，这就决定了唐代《律》《令》《格》《式》体系的形成。而法律儒家化及相关历史进程在唐代的终结，则决定了这一体系的瓦解，并朝类于秦汉律令体系的方向归复。
本书深入探讨了与秦律令相关的三个核心问题：秦律令文本形态、秦令的内容及性质，以及法律条文中涉及的制度，并系统地分析了秦律令文本中出现的各类问题，如讹误、脱漏、衍文、倒装、留白、书手变换、内容雷同及同一简内内容不相关等现象，并对 共令 和 卒令 的性质与内容进行了初步探讨。秦法赏功与罚罪并重，并非仅偏重罚罪，同时解析了新发现的文书种类，如 奔书 恒署书 计椯籍 讂 等的性质与源流。秦律令中涉及马匹的多方面条文，体现了秦对马政的重视。关于秦始皇 收天下之兵 的政策，这并非禁止百姓携带兵器，而是依据其爵位高低来决定携带兵器的权限与数量。秦制在新地的推行过程充满挑战，但秦凭借军事力量、严刑峻法及文化优势，最终使秦制在新地得以确立。汉承秦制是历史的必然趋势。
诞生于20世纪30年代末期的陕甘宁边区政府，在司法制度的建设上抛弃了清末、北京政府所推崇的西方式新型司法制度，开始了大众化的尝试，给中国的法制现代化建设带来了全新的理念，开创了中国司法现代的一种新类型、司法现代化进程的一个新阶段。 陕甘宁边区所尝试的大众化司法，不仅没有现成的理论，更与源自西方的现代法治学说背道而驰，也没有可资仿效的对象，在人类司法制度的发展史上极为独特。就是因为其 极为独特 ，因而，从其产生的那天起对它的评价就聚讼纷纭。 本书认为，大众化司法的形成和确立，既是陕甘宁边区政府对环境压力的现实应对，又是中国共产党和边区政府自觉的理论选择 从政治上讲，是为了获取民众的拥护，夺取政权；从法律上讲，是为了解决公共权力与社会、民众的脱离问题，但由于司法和政治方面的原因，导致在解
耻辱刑或羞辱刑，可能是中外法制史上出现最早、存在时间最长的一类特殊刑罚，也是近代以来争议最大的一类特殊刑罚。这一类刑罚，纵贯古今，横跨中西，算得上 普世性 刑罚。说其特殊，主要是因为这种刑罚不同于其他刑罚，是一种通过施加精神痛苦实现惩罚目的的刑罚。尤其在久远的古代，刑罚通常都是以对犯罪人造成身体剧痛为特征的，比如我国古代的笞杖刑和欧洲中世纪的断肢刑等等。一般来说，刑罚给人的第一感觉无非是 痛 。但这种痛，一般是身体或生理上的痛，有时是自由或财产剥夺之痛。无需想象，皮肉肢体之苦痛，自由和财产被剥夺之苦痛，确实能让受刑人不堪，让观者恐惧，从而达到惩阻和预防犯罪的目的。相对于其他种类的刑罚而言，耻辱刑的特殊性就在于它一般不是直接给受刑人带来上述痛苦，而主要是通过特殊标识使受刑人蒙受羞
《读例存疑》一书作为晚清刑部尚书薛允升的代表性律学作品，不仅萃聚薛氏一生律学著述之精华，集中国古代律学之大成，更为晚清法律改革奠定坚实的知识储备。本书以新近在北京、东京、上海三地发现的十数册《读例存疑》稿本为契机，对于以薛允升为代表的晚清律学研习活动、律学作品创作传播，以及法律学派的形成互动，进行了详细具体、丰富生动的讨论和揭示，在相当程度上更新了当今学界关于晚清法律改革前后历史的诸多陈旧见解，为我们重新审视和检讨晚清法律改革以来的中国法律现代化运动进行了积极有益的创新探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