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相声表演艺术家马三立为代表的马氏相声,深受广大观众喜爱,其经典的相声段子不仅为广大读者所深爱,也是相声界的宝贵文化遗产。在相声大师马三立先生逝世 15 年后,其嫡孙马小川,精选了马三立先生的单口相声一百余段,集结成本书。其中有 30 段左右是马三立先生很少在舞台表演或只在家中给本书编者陈述过的,但具有极高的欣赏价值,从中可以窥探马氏相声在处理相声“包袱”时的标准和技巧。
2016年中英艺术家共同执导的昆曲《邯郸梦》在伦敦首演,作为汤显祖和莎士比亚两位剧作名家逝世400周年纪念之作,《邯郸梦》别出心裁地将昆曲和莎剧融合创作,这种跨界融合的艺术探索受到中英两国观众的热烈欢迎。本书收录了此次演出的缘起、台前、幕后、剧评、剧报相关文章二十余篇,配以精彩剧照,回顾了这出新概念戏剧的演出前后,收录多篇学术评论文章,梳理了中英汤莎会在中外戏剧对话层面的价值和意义。
《风姿花传》是世阿弥所著的能剧理论书,也是世阿弥留下的21部能乐理论著作中最早的作品。此论著以观阿弥的教导为基础,加上世阿弥自身领会的对技艺的理解著述而成。 世阿弥在15世纪初完成此论著。全书共七篇,前三篇是在应永7年(1400年)写成,余下的是在其后20年间写作、改订而成。“幽玄”“模拟(物真似)”“花”这些讲述艺术神髓的说法可以在本书里找到根据。它是最古老的能乐理论书,可以说是日本最古老的戏剧理论。《风姿花传》的内容包括能剧的修行法、心得、演技论、演出论、历史、 能剧的美学等。它既可作为能剧的技艺理论来读,也是日本美学的古典。
相声是语言的艺术,它的表演要求语言精练,活泼犀利而又幽默含蓄。它的语言是艺术化的口语,又是生活化的文学语言。 本书集中收录了德高望重的表演艺术家张寿臣的主要代表作品40余万言,具体地体现了张寿臣相声艺术的成就和风格。
《中国相声的源与流》由古代相声的萌芽与发展(先秦、两汉与隋唐)、古代相声的成熟(宋元明清)、现代相声的鼎盛(清末、民国、当代)三篇构成,主要包括:秦汉时代的相声萌芽;相声与唐代参军戏;唐代说唱艺术促进了相声发展;“像生”的成熟;金院本与相声的成熟等。
《浪漫时期钢琴名作演奏指导》内容包括历史绘画、名家名言、作曲家原版完整钢琴作品的相关信息,以及书中所有作品的演奏两张。音乐会钢琴家丹尼尔·格罗弗带来了精彩的演奏,使作为示范和欣赏激励学琴者的练习。这些作品包含各种不同的情绪、速度、曲式和风格,钢琴学习者可按任何顺序学习。南希·巴屈斯编著的《浪漫时期钢琴名作演奏指导》通过将音乐与其他领域的知识相融合的方式,生动再现了那个时代的风采。现在,各种年龄层次的学琴者开始逐渐熟悉音乐与浪漫主义时期社会和政治事件、科学发展、文学和艺术运动之间的相互联系。《浪漫时期钢琴名作演奏指导》的部分揭示了浪漫主义时期的社会背景,即政治和社会事件如何影响19世纪的音乐生活。第二部分着重介绍了当时最伟大的作曲家,让读者对于这个时期音乐家的杰出成就和传统钢琴演
意境是中国诗学和美学的核心范畴。《中国艺术意境论》作者提出:中国艺术意境理论,是一种东方超象审美理论,其哲学根基是一种中国古代天人合一的大宇宙生命理论。作者从意境的涵义、意境中的实境与虚境、意境的历史形态与时代风貌、中国意境理论与西方典型理论的区别、意境深层结构中的气之审美及道之认同层面的美学特征等六个侧面进行了深入独到的探讨。附录中的《析品》一文,分层研究了作为中国美学范畴的“品”的涵义,阐发了中国品评批评的传统,实际上这也是对于《中国艺术意境论》主要观点的补充论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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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越剧名家唱腔精选系列:钱惠丽越剧唱腔精选》共包含钱惠丽72首经典唱段。涵盖了她所塑造的所有角色的主要唱段,包括其恩师徐玉兰老师的原创作品选段:《红楼梦》、《追鱼》、《春香传》等,还特地精选一些后来再也没演出过的现代题材剧目的唱段。本产品是钱惠丽30年越剧艺术生涯的一次全面回顾,为研究和保存钱惠丽越剧唱腔艺术留下了宝贵的资料。
相声是语言的艺术,它的表演要求语言精练,活泼犀利而又幽默含蓄。它的语言是艺术化的口语,又是生活化的文学语言。 本书集中收录了德高望重的表演艺术家张寿臣的主要代表作品40余万言,具体地体现了张寿臣相声艺术的成就和风格。
本书为第八辑,分为词曲音乐研究、词曲学研究、元代乐府研究、戏曲研究、曲谱研究、词曲文献、河北民间曲艺研究、书评八个栏目。这些研究成果对促进中国曲学的学科建设和创作方法,充分利用曲学这一丰富的传统文化资源发挥积极的作用。
《评弹情缘》记录了作者殷德泉一生与苏州评弹事业割舍不断的情缘。从少年时代喜爱评弹,工作后主持电视书场,在与各流派各名家的交往中,深入地研究评弹,于评弹艺人和普通听众间搭建桥梁,从而为评弹事业的传承和发展做出不可替代的贡献。
修生学兄新著《元杂剧史》出版了。他嘱我谈点感受。我虽浅陋,但也略知著述的甘苦,知道这部著作的分量,本着向他学习的精神,便欣然从命了。我和修生学兄相知多年了。记得在打倒“四人帮”以后,游国恩等先生主编的《中国文学史》准备重新出版。当时,修生兄等一批参加该书修订的年富力强的学者,集中在中山,和王季思老师一起研究修改方案。趁此机会,中山中文系师生邀请修生兄作了学术报告。那一天,教室里座无虚席,气氛热烈。修生兄声音洪亮,神态从容,条分缕析,新见迭出,使同学们大开眼界。我坐在后座,仔细聆听,敬佩之情,油然而生。记得听课后,季思老师嘱我认真向兄弟院校的同辈学者学习。我自知一向浮躁,更应多向严谨沉稳、功底扎实的修生兄求教。此后,我们又都担任过中文系主任。常有机会在工作会议和学术会议上聚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