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光法师文钞》是净土宗十三祖印光大师的书信、论、记、疏跋、法语以及杂著等文字的汇编。自1912年印光法师于普陀山法雨寺藏经楼潜修，高鹤年居士将其四篇文稿刊登于《佛学丛报》后，龙天推出，应世弘法。先有徐蔚如等民国大居士，后又有德森法师、罗鸿涛等，欲报印光法师法乳之恩，故集成增广、续编、三编，计文钞十卷，共一百余万字，是近代以来流通量*、流通面*广的佛教著作之一。 大师之《文钞》是末法时期众生黑暗中的明灯，苦海中的舟航，往生成佛的路标。今人学佛，如不依《文钞》之教诲，实无入手之处，成就之时。故当今佛门大德，皆普劝学佛之人，当读《印光法师文钞》，并依之修行。 本书共分四册，收录增广《印光法师文钞》四卷、《印光法师文钞续编》二卷、《印光法师文钞三编》四卷以及《印光法师文钞三编补》一卷，以现
这套《白话佛学文化小经典》遴选的都是影响较大的经典，可以说是了解和认识佛教的基础入门读本。具体包括《心经、金刚经》《地藏经》《阿弥陀经》《无量寿经》《观无量寿经》《普贤行愿品（附大势至菩萨念佛圆通章）》。其中，《心经、金刚经》是人人熟知的、zui具代表的经典；《地藏经》是佛教经典中的 孝经 ；而《阿弥陀经》《无量寿经》《观无量寿经》《普贤行愿品（附大势至菩萨念佛圆通章）》合称 净土五经 ，是净土宗的根本经典。
《明经世文编》，原名《皇明经世文编》，五百卷，补遗四卷，明陈子龙、徐孚远、宋徵璧等选辑，定稿在崇祯十一年（1638年），刻印成书已接近明亡时期。全书采集明代各家文集中有关议论军事、时政、边防、礼仪、赋役、刑法、农事、海运、水利、财政、科举等方面的奏疏和文章而成，对研究明史有重要价值。清朝列为禁书，乾隆时曾多次禁毁，故成为稀有的珍本，中华书局1962年曾据云间平露堂等刊本影印。原书以人为纲，按年代先后编排。书前冠有方岳贡等八篇序言、鉴定名公姓氏、凡例、姓氏爵里总目。中华书局影印本增补了“明经世文编分类目录”和“明经世文编作者姓名索引”，甚便检索。
王引之《经义述闻》，三十二卷。是书初刊于嘉庆二年《公元一七九七年》，乃其未完本；道光七年（公元一八二七年）重刻于京师。即今通行之足本。学海堂本仅二十八卷，系据道光本略去《久岁考》及《通说》而成。今选用道光七年本影印，附以条目索引，以便检阅。 引之自序人云：“下既久由大人之说触类推之……不揆愚陋。辄取一隅之见附于卷中。”今以嘉庆本典足入相较，则足本所录念孙之说大体在马，而引之之说则所缺尚多．是引之先录庭训，人以已说陆续增益之，则其名书曰“述闻言以己见附之，非语虚矣。今察全书，父子之说约各居斗，然则难题为引之撰，直视为父子合壁璧著亦可。 是书内容，亦即引之自序所云“诸说并列，则求其是；字有假借，则改其读。”约而言之，校正古书古训、通其假借二端耳。然其间人有略异者：《尔雅述
《十三经注疏》四百十六卷，系汇编儒家的十三部经典和汉至宋代经学家对经的注疏而成。儒家十三经是中国古代封建社会的“圣经”，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主体和核心。它们主导和影响了中华民族文化的发展达数千年之久，中国传统的哲学、文学、教育、伦理等一切学术思想以及政治经济、文化活动和社会风尚，无不以之为圭臬。经学是中国封建社会的“国学”，统治者奉它们为治国安邦的法宝，士大夫以通经致用为自己的终身抱负，平民百姓也以它们为修身行事的彝训。《十三经注疏》是中国古代经典中影响*而又难度极大的古籍，其涉及的内容极为广泛，参与本书整理和审订工作的专家学者及编校人员达数十人。
王引之始撰《经传释词》十卷，始刊于嘉庆三年，前有自序一首。王嘉庆二十四年再版，其师阮伯元序其书，备致赞誉，称「高邮王氏乔梓，贯通经训，兼及词气。昔聆其『终风』诸说，每为解颐」，其倾倒可知。其受业北子胡培晕撰《书后》亦云：「是书专释语词虚字，辟前古未有之途经，荟萃众解，津逮后人，足补《尔雅》之阙」（见胡氏《研六堂文钞》卷七）。今读王氏《释词》，多有创解，尤于前人未安之说，悉举而正之，其所阐明，涣若冰释。于今治古学者，殆无不家置一编以供检核矣。
国学经典,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对中国政治、经济、军事等各方面都有极大影响。对于传承文明，增强民族凝聚力和中华民族的复兴都起着重要作用。特别是儒家的经典著作，深受受到历代帝王的推崇。 《四书》 《五经》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经典著作，其地位之尊崇，影响之深广，是其他任何典籍所无法比拟的。历代*统治者不但从中寻找治国平天下的方针大计，而且对臣民思想的规范、伦理道德的确立、民风民俗的导向，无一不依从儒家经典。随着世界经济的快速发展，中西文化交流的深入，国学走入世界已属必然， 沟通中西文化*人 利玛窦之后，研究中国国学的汉学家越来越多。
《学术笔记丛刊：履斋示儿编（繁体竖排版）》共二十三卷，内容分总说、经说、文说、诗说、正误、杂记、字说七部分，涉及领域十分广泛。作者自谦「论焉而不尽，尽焉而不确，非敢以污当代英明之眼，姑以示之子孙耳，故名曰《示儿编》」（孙奕《履斋示儿编叙》）。从学术史角度检视，该书并非宋代学术笔记之绝佳者，其未立一时之典范，亦未开一代之风气，但是书中「辩经传之同异，核文辞之是非，诗之评，字之正，人物之绮谈，奇闻奥旨，靡所不载」（胡楷题识），立论多独特，见解常有他人未到处。由宋至今，学人引用评述颇多，可谓沾溉学林久矣，是一部颇有特色的笔记著作。
汉籍是中国精神文化的载体，汉籍之路是中外精神文化交流的道路。沿着汉籍传播的轨迹，寻找中外精神文化交流的道路，应该是当代学者和出版人的责任。这些年，有志于此的学者，做了很多工作；有的学者就提出用书籍之路的概念，来研究中日文化交流。但是仔细想来，书籍之路的提法不如汉籍之路明确，探究的范围也不应该局限在两国之间，应该把汉籍之路作为打开古代中外精神文化交流史的钥匙。 汉籍之路的概念发萌于《域外汉籍珍本文库》丛书的编纂工作。在海外汉籍的版本调查、珍稀文献的收集整理过程中，我们逐渐认识到汉籍文献流传海外的一些特点。
汉籍是中国精神文化的载体，汉籍之路是中外精神文化交流的道路。沿着汉籍传播的轨迹，寻找中外精神文化交流的道路，应该是当代学者和出版人的责任。这些年，有志于此的学者，做了很多工作；有的学者就提出用书籍之路的概念，来研究中日文化交流。但是仔细想来，书籍之路的提法不如汉籍之路明确，探究的范围也不应该局限在两国之间，应该把汉籍之路作为打开古代中外精神文化交流史的钥匙。 汉籍之路的概念发萌于《域外汉籍珍本文库》丛书的编纂工作。在海外汉籍的版本调查、珍稀文献的收集整理过程中，我们逐渐认识到汉籍文献流传海外的一些特点。
20世纪三四十年代，叶玉麟所著的关于国学经典释读的著作，十分盛行，其通俗和易读性，称得上是释读国学经典的典范，成为了一般读者学习国学的基本读物。可惜后来竟被忽视，难得重新出版。此次出版的便是叶玉麟先生那时所著的《白话译解墨子》。本书用通俗的白话语言，逐段逐句的将古语《墨子》进行了译说，对相关词句和典故做了通俗的注解和诠释，今天看来，仍然是学习国学经典著作较为适当和适于阅读的读本。
武亿（1745—1799）字虚谷，号授堂，河南偃师人。清代乾嘉时期著名的金石学家、经学家、考据学家。其学力深厚，见解精辟，清代著名学者孙星衍、阮元等对其多所赞誉。主要著作有：《金石三跋》、《金石续跋》、《读史金石集目》、《群经义证》、《经读考异》、《句读叙述》、《三礼义证》、《授堂文钞》、《授堂诗钞》等十余种，凡数百卷。还编有《偃师县志》、《鲁山县志》等。 武亿后人将其大部著作集刊为《授堂遗书》，内容概为四类，一为经学研究之作，二为金石序跋之文，三为诗、文、书等，亦多与金石有关，四为姚鼐、钱仪吉、孙星衍等为武亿所作传、墓表、寄赠等文。据此即可见其学术成就、平生交游之大概。 武亿之学乃研清代金石学、经学、考据学者不可忽略者。《授堂遗书》刻本流传未广，读者见之不易，此影印本颇值一阅和
经学是中国传统学术的核心和根基，作为其知识载体和表现形式 经学文献可谓汗牛充栋，浩如烟海。而以经学文献为研究对象的经学文献学，与经学研究同步，贯穿着经学史的始终，在中国古代学术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持久地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和深远的影响。北京大学中国古文献研究中心重大项目 经学文献学研究 ，就是针对经学文献学所进行的专题研究。依托这一项目而召开的 经学文献学国际学术研讨会 ，推动了经学文献学研究的深入开展，加强了与海内外同道的交流合作。作为会议的学术成果，编辑而成 经学文献学研究 一书。 本书汇集国内外学者关于 经学文献学研究 方向论文凡46篇，内容依经史子集的顺序排列。 有针对具体古籍的诠释研究，如王志平《 周易?中孚 卦解》；有整理校勘古代经典的经验总结，如杜泽逊《 周易注疏汇校 札记》、顾永新《
清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乾隆皇帝下诏开设四库全书馆，委派纪昀等著名学者160余人，开始编纂《四库全书》。从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开馆征书，至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历时7年，共征集图书12237种；然后由四库馆臣对内府藏书以及从各地征集的图书进行校订，提出应抄、应刻、应存的具体意见。其中，应抄、应刻之书被认为是合格的著作，被收入《四库全书》，而应存之书则不能收入《四库全书》，仅仅是在《四库全书总目》中存目。《四库全书》分为经史子集四部，收入图书3457种，凡79070卷，装订成36000余册，6752函。成为中国历史上卷帙多的一部丛书《四库全书》的编纂抄写历时10余年，共抄出7部，全书底本藏于翰林院，部抄本藏于文渊阁，其他六部分别藏于沈阳文溯阁、圆明园文源阁、热河文津阁，是为北四阁；镇江金山文宗阁、扬州大观堂文汇阁、杭州西湖文
本书是研究中国古典学术史学的一部专著。作者选取一条特殊的讲述学术史的路径，将中国古典学术史著作中有典范意义的 《汉书？艺文志》、《隋书？经籍志》、《四库全书总目》作为研究对象。将三目总序、部序、类序分别对应展开，将每篇序文进行规范标点，同时，站在现代学术史研究的角度，充分吸收当前学术界关于古典学术史的研究成果，同时也包括了诸多作者的研究心得。本著所求在“简”，是在姚奠中先生“由博返约，回真向俗”的思想指导来进行学术史思考的。读者能够以 短的时间，把握经学史的脉络。
《恒解》三部曲 以实用简明的 恒解 爲核心，辅之以一以贯之的逻辑解析，称之爲 贯解 ；再殿之以 附解 ，作爲需补充问题的讲解。例如他不用 春秋三传 作底本，而用 春秋经 作底本加以直解。但又不抛开 三传 ，而是充分利用 三传 之文，从义理上加以探究，以文本爲解，以梳理前人的思路。这种研究方法，对破解乾嘉汉学考据的迷恋和道、咸以后兴起的宋学义理的空疏，均有重要的作用。特别是以 训诂 爲宗要，既坚持古文经学的实学之基，又补今文经学易坠玄虚之论的不足，从而直解 圣人之心 天地之道 天地之理 。
中华民族有古有今，是一个历史意识深厚，典籍浩瀚的民族，儒家所津津乐道的“周虽旧邦其命惟新”，提出了文明的继承与创新的问题。自鸦片战争以来，一百六十六年的变化，让我们不断地对这些问题进行再认识，再思考。“中国”应是体现中华文明的政治概念，没有五千年的历史传统，也就没有现代意义的中国。经济和政治中国必须以文化中国为基础才有“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的生命力及“协和万邦”的说服力。《大学》里“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政治理念和宋明儒学“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的宗教情怀，都是儒家人文精神的展现。我们从事经学研究的读书人，本着以学术为天下公器的原则，对这份人类的共同遗产进行保管、整理、修缮、解释、发展和弘扬的工作，是为了“自立”也是为了“立人”。 儒家传统和中华民族的文化认同结
清代是中国学术史上的 经学复盛时代 ，经师辈出，著作众多。清代著名学者阮元汇刻清初至道光以前的经学名著180余种、1400卷，称为《皇清经解》，亦名《学海堂经解》，大体依作者先后为序。后王先谦依例而有改进，在阮刻所遗著作外，主要增补嘉庆以后学者的著作，称为《皇清经解续编》，亦名《南菁书院经解》、《续清经解》，收有209部书、1430卷。正续《经解》共收入160余人的400多种著作，集清代经学研究之大成，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宝藏，而木刻线装本有七百多册，携带收藏不便，而石印本据原刻缩影，并有校勘。今据石印本影印放大，并新编总目录、作者索引与书名索引等，便于读者查阅。
《周礼正义》是孙诒让一生用力久深的著作。据学者考证，他自同治十二年（公元1873年）着手此书，编作长编，数易其稿，到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才后写定，历时共二十七年。孙氏致力此书，与他的政教思想有关，这只要看书的自序，以及他另外撰写的《周礼政要》，就可明白，评论者认为《正义》仅为考据学，并不合于孙氏本意。不过从今天看来，《正义》的成就确在于《周礼》的整理考订。实际作为清代经学主流的所谓汉学，从来便是主张通过考据经义而求得圣贤治平之道，结果其成绩归宿在文献整理，违反了当时学者的初衷，孙诒让正是这一点的典型。 《周礼正义》一书，夙为经学史家推为有清一代经学殿军之作，受到学术界普遍推崇。但由于这部书广博浩繁，长达八十六卷，二百余万字，尽管脍炙人口，真能细心通读的人是很少的，以致其重要价
